一传统学术的师承和新学语、新观念的输入
20世纪的最初二十多年，也就是通常所讲的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年代。在这一时期，新与旧两种文化并存，一方面是传统学术的师承，另一方面则是新学语、新观念的输入，这在有关宋代文学的研究中表现得也很突出。尽管这一时期罕见专门的宋代文学研究著作，人们对宋代文学的认识多从属于文学史和分体文学史，或从属于更广义的整理国故，但却为后来的宋代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于20世纪初盛行的校词、刻词之风，承清乾嘉学派之经史考订的余绪而来，是将清儒用于经、史、子研究的校勘、辑佚等朴学工夫，用之于集部的词籍。在这方面，朱祖谋为集大成者，同时又是这种传统学术的传薪者。1900年庚子事变后，他将全部学术精力投入到词籍的搜集、校勘、编辑，其《彊村丛书》里所刻的宋人词集，多精抄、精校及影印之善本，为后人的宋词和词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文本资料，奠定了词学文献学和史料学研究的坚实基础。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学有所成的几代词学家，多与他有学术承传的关系。唐圭璋在《朱祖谋治词经历及其影响》一文中所例举的有：1.龙榆生：“龙君沐勋年少好学，任教暨南，专攻词学，问业朱氏，孜孜不倦。朱氏喜其学有根基，因将所学于师友之词学以及一己学词之心得体会，悉以示之;对于历代词家之特色亦指陈详明。后龙君主编《词学季刊》，意在继承朱氏之教以发扬光大词学，为祖国文化做出贡献。”2.夏承焘：“夏君承焘自学成才，受朱氏之奖勉，用力愈勤，成绩愈著。朱氏虚怀若谷，乐与论词……夏君在杭大时，曾开设词学研究班，召大学毕业生学习，造就词学人才甚多，所著词学书籍，亦皆先后出版，其《唐宋词人年谱》一书，尤为空前之作，成就如此，庶不负朱氏当日对后辈之期望。”3.杨铁夫：“杨君铁夫从朱氏学梦窗，多不解，朱氏但勉以多读梦窗词，积三年之久，朱氏始指出梦窗词中顺逆、提顿、转折之所在，并示以步趋之所宜。杨君从朱氏之教，作《梦窗词笺释》，于典之稍僻者笺之，意稍晦者释之，力破玉田‘七宝楼台’之说。使吾人加深对于梦窗词之了解，亦朱氏之所赐。”4.刘永济：“刘君永济，对屈赋及《文心雕龙》均深有研究，近见其所著《宋代歌舞剧曲录要》《词论》《唐五代两宋词简析》诸书，知其于词学研究，功力亦深。其自作《诵帚龛词》二百余首，自序谓早年曾在沪上从朱、况二氏学词，宜其词之深造有得，不同凡响。”唐圭璋本人虽未获亲炙朱氏的机会，但自谓“读其词作与论著，受益良多”，可称私淑弟子。他曾为朱祖谋编的《宋词三百首》作笺注，又专撰此文，“缅怀朱氏对词学继往开来之贡献，因略述愚见，以志景仰之忱”(《江海学报》1982年第2期)。
在20世纪的宋代文学研究中，词学研究的成就最大，成果也最多，这与学有所成的几代词学研究者中存在着的师承关系，亦即所谓“学统”，恐怕是分不开的。尽管世事多变，学术传统的师承命如悬丝，可仍不绝于缕，朱祖谋的学术贡献直至世纪末仍被隔代人提起。夏承焘的学生吴熊和在《〈彊村丛书〉与词籍校勘》中指出：辑校《彊村丛书》，是朱祖谋在重校《梦窗词》与笺注《东坡乐府》的基础上进行的，代表了近代词籍校勘之学的最大成果。其对今天词籍校勘仍有重要意义的是：一、尊源流。朱氏广辑宋金人之词，亦心存乎史，寓原始察终之意。他以敦煌抄卷《云谣集杂曲子》为丛书之冠，对于传布和研究敦煌曲子起了推动作用。二、择善本。丛书所收宋词别集112家中，出自宋本的即有12种，辑自《永乐大典》的17种，各种明钞、旧钞56种。朱氏为所校各本写了不少题跋，有关总集和宋人别集的就达34篇，若编为一集，则成为宋人词籍的版本史。三、别诗词、补遗佚，存本色、订词题，这些都是朱氏于校勘时做的细致工作。他除了收讨善本，还拾遗补阙，新增了为数不少的辑本和补编本。四、校词律、证本事。依据声律校词，是朱氏丛书的独绝之处，包括校调名、校宫调、校自度曲、校句法、校字声和校用韵等。此外，朱氏四校《梦窗词》时，又考其本事为小笺，笺与校相互发明，各有得益①。
在宋诗研究方面，晚清宋诗运动中“同光体”的健将和诗论家陈衍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中坚人物。他和林纾、严复是同乡(福建人)，都是在全国范围内享有盛名的学者，入民国以后，尤其是在“五四”以后，他在传统诗学圈内仍受到尊崇。陈衍是读过严复译的《天演论》的，也懂得一些进化的道理，所以他论诗时力辟诗分唐宋之说，认为宋诗只是唐诗演化的结果，是诗到元和体变新后的一种发展变化，故从开、天到元和，为“世所分唐、宋诗之枢干也②”。他在《何心与诗序》中提出“诗者，荒寒之路，无当乎利禄”的主张，明确说宋诗是“寂与困”者之诗，宋诗的风格境界为“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③。关于诗歌创作，他于《石遗室诗话》里一再标榜“有别才而又关学”的学人之诗，主张作诗要讲“实在工夫”，要学杜甫，要讲究“惨淡经营”、“一字不苟”，不要“全靠天分”。总之，“作诗文要有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实本领，非靠着一二灵活虚实字，可此可彼者，斡旋其间，便自诧能事也”①。提倡的完全是宋诗那一套创作方法。在论诗谈艺时，他强调先精微而后广大，尤注重诗之结构，所以能剖析入微，时出新解。
陈衍有关宋诗的种种看法，对后之论宋诗者颇有启发，尤其是他晚年编选评点的《宋诗精华录》一书，实为宋代诗选兼诗史性质的重要研究著作。朱自清在《什么是宋诗的精华——评石遗老人〈宋诗精华录〉》中，称赞此书的选录甚有别裁②。程千帆的《读〈宋诗精华录〉》认为，该书为石遗老人对于宋诗的“晚年定论”，其足供吾人之参证者有：一、关于唐、宋正闰之意见，“详老人之意，于唐、宋分疆，未加抑扬，实持平之至论……吴之振《〈宋诗钞〉序》云：‘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虽就宋立言，与老人殆有符契之合矣”。二、关于所谓精华之界义，陈衍谓宋诗精华在近体而不在古体，殆所以救世人学宋之弊焉。因“唐人以情替汉、魏之骨，宋人以意夺唐人之情，势也。浸假而以议论入诗，夫议论，则不免于委曲，委曲则不免于冗长。长则非律绝所任，此所以逮宋而古诗愈多也。其极至句读不葺，而文采之妙无征;节奏不均，而声调之美遂。 此宋人之短，非宋人之长”。三、关于宋诗分期之说明，陈衍此录分四卷编排，略如唐诗，分初、盛、中、晚四期，每期一卷，认为宋不异于唐。“老人此论，盖以宋诗于唐，有类中兴，亦分四期，用资比附。夫截断众流以分期，所以便叙述研讨也。苞举众家以分派，所以便欣赏批评也”③。朱自清编《宋五家诗钞》，程千帆有关宋诗的说明，颇有受益于石遗老人的地方。钱锺书与陈衍则有着更为直接的承教关系。
20世纪是思想观念急剧变革的时代，世纪初已有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西方思想来定位传统的学术文化和文学研究。王国维1905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强调指出：外界势力于学术发展的影响十分巨大，汉儒以抱残守缺为事，使吾国思想凋敝，学术停滞。六朝至唐代，有佛教的输入，中国思想第一次受外力的影响而发展。但“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①。把西方思想的输入，作为改变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停滞不前状况的外力。在同年所作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王国维说：“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也。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他指出：“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也。”②按：“Generalization”又可译为“归纳”，中国的传统学术中也有归纳法，但只是特殊事实的简单排比和综合陈述，缺乏具有抽象思辨力的一般归纳，故鲜有理论概括之习惯;所以王国维认为中国学术尚未达自觉地位，因抽象与分类二者皆为国人之所不长。严复虽为创造新学语的名家，但他将西语“Evolution”译为“天演”，实不如译为“进化”一词来得确切。
自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公开出版后，因落后挨打，中国人很快就对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有了切肤之痛的认同。于是如王国维所说：“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之于通俗之文。”(《论近年之学术界》)在文学研究方面，形成了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文学史观;还有对能反映国民之思想情感的平民文学的重视，亦即对小说、戏剧等大众文学的提倡;再就是对西方长于归纳分析的科学实证方法的借鉴，这三点是这一时期文学领域输入的新的观念和方法的主要内容。这些在王国维、鲁迅和胡适的古典文学研究论著中都有反映，尽管他们均非研究宋代文学的专门家，但他们对宋杂剧与话本小说的有关论述，对宋词的反传统看法，开创了以现代文艺学观念和科学方法研究宋代文学的范例。如在《宋元戏曲考》中，王国维用较科学的分析和归纳方法 ，对于中国戏曲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总结，他给戏曲下的定义是以歌舞演故事，认为“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①。对戏剧是综合艺术有清楚的认识，较为准确地概括出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艺术特征。他对宋金戏剧的研究，成为后来人们进行此类研究的基础，尽管在一些具体结论方面有后出转精的看法，但在总的研究格局方面，后人很难超越王国维划定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此书开创了对民间戏曲文学的历史予以重视和科学研究的先例，反映了一种新的平民文学观。书中所提出的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虽已有人说过，但王国维是从文体演进的角度立论的，反映了一种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文学发展史观，因而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与过去戏曲不受重视相似，从宋代民间“说话”艺术中产生的白话通俗小说——话本小说，一向也受到正统文人的鄙视和排斥。直到近代，宋代的一些讲史话本才引起注意，但最初只是作为一种孤本秘籍而得到版本学家的青睐。清人黄丕烈于嘉庆年间将《宣和遗事》编入《士礼居丛书》刊刻时，只是把它作为宋本书看待，并不了解它的内容性质。辛亥革命前夕，董康刻印了《五代史平话》(1911)，其后，缪荃孙于1915年刻印了《京本通俗小说》(此书疑为伪托)，罗振玉在1915年影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样，在20世纪初，所谓宋人话本四种才逐渐为世人所知。鲁迅于1920至1924年间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对宋代的“说话”和话本小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予肯定，并列专章加以论述，这在当时也是一种不同流俗的创举。在详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鲁迅用进化史观建构了中国小说史的全新体例。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一文中说：“许多历史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文艺，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如此。”①鲁迅把中国小说史看做是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有不断进化的趋向，并按照其历史时期划分为六个发展阶段，并加以科学的小说分类，从而奠定了整个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布局。关于“宋之志怪及传奇文”、“宋之话本”、“宋元之拟话本”，鲁迅均有经典性的论述，其论断常为研究宋代小说者引以为据。
自称“有历史癖”的胡适也对中国古代小说感兴趣，常做些考据文章，他对宋代话本小说也发表过意见，但影响不大。就宋代文学研究而言，他有影响的著作是于1923年至1926年编注的《词选》，该书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体现了他的历史的眼光和进化观念。他在《〈词选〉自序》中说：“我深信，凡是文学选本都应该表现选家个人的见解。近年朱彊村先生选了一部《宋词三百首》，那就代表朱先生个人的见解;我这三百多首的五代、宋词，就代表我个人的见解。我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所以我的《词选》就代表我对词的历史的见解。”②胡适关于词的历史见解之要点有三：一、词起源于民间，原来流传于娼女歌伶之口;二、五代、宋词为词“本身”的历史，其演变可分为歌者的词、诗人的词和词匠的词三个阶段，苏、辛词为诗人词的杰出代表，南宋词已堕落为词匠之词;三、由词匠之词的堕落，说明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后，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便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这是文学史的进化公式。很显然，胡适的《词选》与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在价值取向上是完全不同的，它重在传播一种平民文学的观点，培养一种文学进化眼光。
清代朴学是中国传统学问的终结，也是学术现代化的起点。王国维、鲁迅和胡适是20世纪初产生的大师级人物，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开创者。他们都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新的思想观念来改造中国的传统国学，使之适应现代文化的需要;但在本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上，他们并没有废弃传统的朴学方法，而是充分地加以利用。王国维撰《宋元戏曲考》时，十分重视史料的钩沉稽索，颇见史家的考据功夫。鲁迅在写作《中国小说史略》之时，也从收集原始资料开始，切切实实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辑佚、校勘和考证工作。在资料的收集整理方面，如蔡元培《〈鲁迅全集〉序》所说：“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①胡适则认为清儒的考据学暗合于科学的方法，他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说：“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②为什么连主张全盘西化最力的胡适，也要将以归纳分析为主的科学实证方法与清代朴学挂上钩呢? 似在于西方新观念、新方法的输入，难以全盘照搬，那只会产生无根的殖民地文化。既不可能是带土的移植，就只能是嫁接于本国学术文化传统的根木之上，走返本开新之路。
在当时，王国维有朴学大师的称号，鲁迅和胡适的考据功夫也非浅学者所能望项，可他们都经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洗礼，是有思想的学者。同样是在研究中注重实证，讲究实事求是，他们讲的科学的实证方法已与清儒的考据方法有了性质的不同。首先，清儒的考据以经史为主，范围太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用排比归纳法而缺乏分析。科学的实证方法不仅重视事实的归纳，更强调事实形成原因的分析，思路更开阔，论证更严密，研究范围更广。其次，清儒治学缺乏理论素养和怀疑精神，常为考据而考据;而科学的实证方法当不仅止于此。如王国维、鲁迅的中国戏曲和小说研究，完全打破了清儒轻视戏曲、小说的习惯，将进化论、文艺学与考据学结合起来，不仅有史料的爬罗钩稽，更有以文体演进为线索贯穿的类别文学发展史的理论把握，以及针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艺术鉴赏批评，三者结合，开出包括宋代文学在内的古典文学研究现代化的不二法门。
注释
① 参见《唐宋词通论》第427—43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② 《剑怀堂诗草序》,《近代文论选》第3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③ 《近代文论选》第3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① 《石遗室诗话》卷八第1页,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② 载《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③ 《古诗考索》第383—3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① 《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3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② 《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4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① 《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29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① 《中国小说史略》“附录”第4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② 《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上)第468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① 《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第33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② 《胡适文存》第575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