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汉代诗歌·乐府与乐府诗·东汉乐府诗
东汉乐府诗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以叙事为主，一种以抒情为主。其中叙事诗尤其引人注目，代表了汉代乐府诗的最高成就。
东汉乐府叙事诗引人注目的第一点，是对广阔的社会画面直接生动的描述。中国是个抒情诗的国度，叙事诗相对而言不发达。因此，在中国诗歌史上，东汉乐府叙事诗也就显得弥足珍贵。它不但数量多，描写的生活面也相当广泛。著名的作品，如《陌上桑》写秦罗敷这一女子的美丽与机警，《相逢行》写富贵人家的声势与气派，《陇西行》写一陇西女子的善于主客迎对，《东门行》写一个为饥寒所迫将去铤而走险之人，《妇病行》写一贫人妻死儿幼之惨状，《孤儿行》写一孤儿备受兄嫂虐待之苦，《艳歌行·翩翩堂前雁》写衣破无人补的流落他乡之人，《上留田行》写一对视同路人的兄弟，《孔雀东南飞》写刘兰芝与焦仲卿的婚姻悲剧等。这些诗篇，犹如一幅幅社会生活风俗画，多方描写了东汉社会普通百姓的世俗生活。这里有欢乐，有颂美，但更多的还是写出了他们生活的艰辛与苦难、忍受与抗争，具有极大的社会批判力量。
东汉乐府叙事诗引人注目的第二点，是对家庭生活的关注。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重点都是描写普通百姓家庭的生活苦难，然后通过道德价值判断的方式来对社会进行批判的。如 《妇病行》就描写了这样一个遭遇极其悲惨的贫苦家庭： 妻子连年生病，临死前嘱咐丈夫好生看顾两三孤儿。但丈夫在饥寒交迫之际，却难以承担起抚养子女的责任，无奈只能去街上乞讨。妻子临终前的凄楚之言，足见其慈母心怀;丈夫乞讨时的泪不可止，又见其父爱之深。贯串全诗的中心则是“孤儿”，他们是这对贫苦夫妻关注的焦点，也是他们从内心感到愧疚和痛苦的主要原因。整首诗就抓住了这样一个家庭生活的视角，向人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是社会的不公，家庭的破产，才使得人们难以承担起抚养子女的神圣道德义务。《孤儿行》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诗用非常详细集中的笔法叙写了孤儿所受兄嫂的虐待，向我们提供了一幅因阶级剥削关系而破坏了兄弟孝悌关系的写实图画。作者的用意显然是对这种兄弟间的不和谐给予道德上的谴责和批判，但是在客观上却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地主阶级贪得无厌的剥削本质，反映了封建社会阶级关系与封建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
东汉乐府叙事诗引人注目的第三点，是对妇女命运的关心。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还被套上许多道德枷锁。在汉代，三从四德之说已经流行。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汉乐府叙事诗的创作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对妇女命运的关心成为这些诗篇的重要内容，对女性形象的描写也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在她们身上既体现着中国传统女性的美丽和智慧，勤劳与善良，也显现出她们在传统道德束缚下的软弱与顺从，斗争和反抗。如《陇西行》中的“好妇”不但长得美丽，聪明能干，而且谈吐得体，待客循礼。《陌上桑》中的“好女”秦罗敷同样如此，既长得漂亮，打扮入时，又恪守妇功妇德，喜蚕桑纺绩，贞静专一。《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她17岁出嫁焦家，丈夫焦仲卿外出为小吏，她在家“守节情不移”，“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总之，这些女性都具有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德，在她们身上也都散发着理想的光彩，让人同情和喜爱。但是，社会对这些女子并不公平，她们或者被丈夫遗弃，如《上山采蘼芜》的女主人公;或者受到“使君”的拦截与调笑，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或者在婆母与家兄的逼迫下自杀身亡，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在对女性美德的歌颂中表现对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表现对压迫妇女的社会的强烈批判，是这些诗篇的共同主题，也是其具有长久艺术感染力量的关键所在。
在这些诗篇中，《陌上桑》是重要的一首。其特点，不但在于它以夸张、铺排以及烘托等手法，生动地写出了罗敷之美;更在于它让罗敷以自己的言行，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使君的拦截调笑，并机智巧妙地对其无耻行径进行了嘲弄与揶揄。它以喜剧的形式，鲜活生动地写出了罗敷的可爱和使君的可鄙，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塑造了一个极为成功的女性形象，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孔雀东南飞》是东汉乐府叙事诗中最优秀的作品。这首一千七百多字的长诗，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发生在汉末的爱情悲剧故事。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本是一个封建道德培养起来的完美女性，既美丽聪慧，又恪守妇德妇功。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女子，却不能被那个社会所容：她孝敬长辈，辛勤纺绩，可是因婆母嫌弃，便被遣回家;她忠贞爱情，自誓不嫁，可是因兄长所逼，被迫自杀。她本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却没有任何自主的权力，既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也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最后不得不以死殉情。鲁迅先生曾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①完美的女性，悲惨的结局，这正说明封建社会对女性道德的苛刻要求和对她们行动权力的剥夺，是对她们最残酷的迫害，也是对人性、对美的最可怕的毁灭。所以，她的死不但震撼了那个时代，而且也永远震撼着世世代代。
关注现实、关注家庭生活、关注妇女的命运，这三者成为东汉乐府叙事诗的创作主流，相应地也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我们称这些诗篇为叙事诗。但是除《孔雀东南飞》之外，它们的篇幅并不长，叙事自然也不能详细展开，大多数的诗篇叙事并不完整。这与汉乐府的艺术形态有关，因为这些作品是“相和歌”，是诉诸表演的艺术而不完全是口头的叙事。因此，集中、概括进行叙事是这些诗篇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如《孤儿行》写孤儿受兄嫂的虐待，就把兄嫂让他所承担的所有劳动，不管春夏秋冬，还是里里外外，都集中起来叙述，从而加强了艺术效果。其次是善于捕捉典型生活镜头。如《东门行》的主旨是反映普通家庭生活的苦难。并没有完整地叙事，只是描写了男主人公要去铤而走险出门入门时的犹豫不决以及和妻子的几句对话。但是，通过这一点就完全可以唤醒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揭示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其三是多用夸张、排比与铺陈的手法对理想人物进行描绘。如《陌上桑》中为了把罗敷塑造成一个理想女子，前半部分就采用了多种手法描写她的行为、举止、穿戴、美貌。后半部分，又通过她的语言夸张地描写她的丈夫。在《孔雀东南飞》这样的叙事诗里，夸张铺陈占去了大量篇幅，如开头详写刘兰芝从小受到的良好教育，接下去是对她被遣回家前梳妆打扮与美貌的描写，以及后面对府君迎亲场面的描写等，都花费了很多笔墨。相反，在情节发展的某些关键地方交待并不很清楚，但却没有影响表达效果，反而增强了主要人物形象的生动性。而这，也正是汉乐府诗的成功之处。最后一点是语言的运用。简洁、明晰是这些叙事诗语言的基本特点，诗中很少华丽的辞藻，朴素的大众化语言形成了这些诗质朴通俗的风格。生动传神的口语入诗，使汉乐府叙事诗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绝响，堪称珍品。
东汉乐府中的第二大类是抒情诗。它虽然不像叙事诗那样引人注目，可是从现存篇目上看却比上一类还多，内容也相当丰富，从多个方面抒发了东汉社会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之情，反映了他们酸甜苦辣的生活，表露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也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这些诗篇，大体上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表现祸福无常思想的，如《乌生八九子》《豫章行》《折杨柳行》《满歌行》《枯鱼过河泣》等;二、表现及时行乐思想的，如《艳歌·今日乐相乐》《古歌·上金殿》《长歌行·青青园中葵》《西门行》《怨诗行》等;三、表现求仙思想的，如《王子乔》《长歌行·仙人骑白鹿》《董逃行》《善哉行》等;四、表现游子思妇离别相思等思想的，如《悲歌》《离歌》《猛虎行》《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古八变歌·北风初秋至》《艳歌何尝行》等。
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是东汉乐府抒情诗的一大特点。本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特征使这些诗篇都具有相当强的抒情特征。但是，东汉乐府抒情诗中的许多作品，其所抒之情并不局限于眼前触动心灵的一事一景，而往往由此把个人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对人生和社会的认识全部抒写出来，具有相当强的理性色彩。如《大曲·满歌行》就是这样一首作品。从诗中的口吻看，作者可能是个有一定地位的官吏，他在仕宦生涯中深刻地体会到了人生无常、官场险恶的种种苦恼，因而产生了安贫乐道、师彼庄周的情怀。整首诗以此为基调，但言志言理的倾向非常明显。首言时世艰困，遭逢苦难，祸福无形;次言古人躬耕隐居可羡，但二亲尚在，需要侍奉;最终点明主旨，向庄周学习，以达观的态度看待人生。再如《乌生八九子》《豫章行》类的作品，借草木虫鸟等无端被害，喻人生艰难，无可避祸，理性色彩同样很浓。还有些诗篇，更把作者对生活的态度和对人生的体悟概括为哲理性很强的名言警句，在诗中坦率地表达出来，被后人赞赏。如《长歌行》的“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君子行》的“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以及《西门行》中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等，都是流传千古的名句。强烈的理性色彩，使这些诗增加了思想深度，抒情也因此显得比较深沉。
充满了感伤主义的情怀是东汉乐府抒情诗的第二个特点。汉乐主悲，这已是许多人重视的现象①，这种情况，在西汉乐府抒情诗中已经有所表现，东汉又有发展。尤其在那些抒写人生无常的感慨，表达游子思乡伤怀之情的诗中，这种情调更浓。除上引的那些诗篇外，《折杨柳行》《长歌行·岧岧山上亭》《艳歌何尝行》《怨诗行》《悲歌》《猛虎行》《古八变歌》《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等都是如此。这种感伤主义的情怀，大都来自于作者对生活的长期感受，因而具有深刻的感染力。如《怨诗行》所云：“天道悠且长，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几时，奄若风吹烛。嘉宾难再遇，人命不可续。齐度游四方，各系太山录。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岳。当须荡中情，游心恣所欲。”这诗最终点明主旨：人当及时行乐。貌似达观，其实整首诗都被一种人生短促的感伤所笼罩，具有相当深刻的文化内蕴。再如《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所言：“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种游子思乡的感伤，在东汉乐府的同类诗篇中也有表现。
文人情调浓厚是东汉乐府抒情诗的第三个特点。本来，汉乐府诗包含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创作。可是，由于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过于注重其中的民间歌谣，比较而言，其他阶层的作品有所忽视。汉乐府诗中，文人的创作也占有相当大的分量。除了那些有姓名的文人乐府诗之外，还有很多诗篇虽然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也表现出很强的文人情调。尤其是东汉乐府抒情诗，文人口气特别明显。如《西门行》《满歌行》等，从诗中的抒情口吻就已经看得非常清楚。还有些诗篇虽然不好这样断定，但是却表现了非常强的文人诗风格，语言比较文雅，句式也非常整齐，如《长歌行》三首(《青青园中葵》《仙人骑白鹿》《岧岧山上亭》)及《君子行》《怨诗行》《古八变歌》等。因此，在古代的一些诗歌选本中，这些作品有的就曾经附会在文人名下，如《长歌行·青青园中葵》和《君子行》就曾被引作颜延年诗。这种情况说明，文人在汉乐府诗创作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同时也说明，乐府诗作为汉代兴起的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很早就对文人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那种把汉代文人创作和乐府诗创作割裂开来的观点是不足取的。
东汉乐府抒情诗是东汉乐府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自汉到唐的乐府诗创作情况看，抒情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因此，重视汉代乐府抒情诗的艺术成就，是研究后世乐府诗歌发展流变的重要一环。魏晋六朝以后，文人们大量创作乐府诗，主要继承的就是汉代乐府抒情诗传统。无论从语言风格、写作题材还是情感表现等各个方面，都从东汉乐府抒情诗中学习了很多东西。可以这样说，没有东汉乐府抒情诗的创作，就没有后世文人乐府抒情诗的繁荣与发展，这也是我们之所以重视东汉乐府抒情诗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① 汉乐主悲,许多人已经指出过,如王运熙在《乐府诗论丛》(中华书局1962)中说清音具有哀怨的特点; 费秉勋在《汉乐府杂考》(载西南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中也从欣赏风习的角度指出了汉人喜欢悲乐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