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科举·宋人之好议论与科举变革
科举考试内容的变更，当然会对学风与文风起到引导作用。这种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促使宋人形成好议论的作风。
宋人好议论，在各种体裁类型的创作中都有明确体现。就诗歌创作而言，宋人已经意识到当时“以议论为诗”的创作风气。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评苏轼诗歌，也以此为其主要创作特色，说：“子瞻以议论作诗。”钱锺书《谈艺录》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则是更加具体形象的描述。宋诗屡屡被后人诟病的，也集中在这个方面。杨慎《升庵诗话》卷一称：“宋人议论多而成功少。”人们通常认为，议论是散文笔法，诗歌则以抒情为主。明人屠隆说：“宋人多好以诗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由拳集》卷二三《文论》)其实，具体到宋人的散文，其喜欢议论的成分也要远远超过前人。唐代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旨趣在山水风景，个人的情感或心境也总是通过山水景色的描写折射出来。宋代的山水游记，往往喜欢通过景色浏览来揭示一种理趣。如苏轼的《石钟山记》最后得出结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游历石钟山的见闻，使作者领悟了一种生活哲理。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最后引发出来的也是大段议论，与前人的山水游记之作迥然有别。即使以抒情见长的宋词，也不乏出色的议论之作。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柳永《雨霖铃》)、“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苏轼《水调歌头》)，等等。至辛弃疾更是形成“以文为词”的创作特征，将议论手法在歌词创作中运用得淋漓尽致。
宋人作文好议论，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科举制度的推动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因素。
诚如前文所言，宋代士大夫多科举出身，尤其是中上层官僚集团，绝大多数都出身于科举。唐代官僚集团中科举出身的比例不大，身居高位者数量就更少。即使到了中唐科举逐渐被社会看重以后，科举出身出任宰相者，尚不到总数的一半①。唐代著名文人进入朝廷权力核心阶层的，几乎没有。即使像高适这样个别仕途通达者，官做大了以后就没有出色的文学创作。与唐人相比，宋代文人往往同时又是士大夫，且多仕途通达者。宋代著名文人进入朝廷权力核心阶层的也很多，如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而且，宋人仕途通达之后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欲望，屡屡有名篇问世。换一句话说，唐代文人，可以保持相对的在野身份，批评朝政。他们往往不参与朝政决策，所以，他们对现实的批判更多的是一种富有诗人激情的抨击，而少有具体细致的措施与建议。宋代文人士大夫，不仅仅是朝廷政策的执行者，往往还是朝廷政策的制定者与革新者。他们没有了唐人的在野身份，不能靠“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一类的大话了事。唐人尽可以随意夸张自己的政治才华，“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上李邕》)。宋人则往往都是更加切合实际的讨论。他们必须关心现实问题的每一个具体细节，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提出自己的应对主张。宋代文人士大夫因此喜欢揣摩当前时事，喜欢倡言朝政变革，喜欢在诗文创作中发表议论。王安石评价欧阳修的诗歌创作，就是从这样的角度着眼，其《次韵欧阳永叔端溪石枕蕲竹簟》说：“公材卓荦人所惊，久矣四海流声名。天方选取欲扶世，岂持仗以诗文鸣。深探力取常不寐，思以正议排纵横。”①欧阳修的诗文，是他“扶世”的手段之一，他必然要以“正议”立足，好议论是不可避免的。宋人诗文之好议论，首先与科举制度的改变而带来的身份改变相关。
宋代官员的来源既然主要依赖科举考试选拔，那么，宋代的诸多决策者就期待科举考试内容与形式的变革对人才的培养起到导向作用。各级官员每日面对的是纷杂的政务，更需要的是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才干。因此，宋代科举考试便由唐代的重文学逐渐转向重经义、策论，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范仲淹等人所说的“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其间，王安石的变革是颠覆性的，对以后的科举考试影响深远。
策论，主要是针对现实问题发表议论，在分析对比等基础上提出个人的观点。是否擅长议论，关系到士子的能否科举中第。翻检《苏轼文集》，卷二有《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御试重巽申命论》《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等，都是苏轼参加各级考试时留下来的文章。卷八又有苏轼作为考官给考生所出的试题，如“职官令录郡守而用弃材”、“关中战守古今不同与夫用民兵储粟马之术”、“赏功罚罪之疑”、“汉唐不变秦隋之法近世乃欲以新易旧”等等，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苏轼本人就以擅长策论著称。苏轼的策论，通今变古，善用史实，议论精辟纵横，文笔活泼流畅，在千篇一律的命题作文中非常容易独标一格，脱颖而出，获得考官的青睐。所以，苏轼的文章被当时的士子奉为创作学习之范文，乃至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俗语流传。
宋人诗文之议论，颇多成功之作。如被人们时常列举的两首诗：其一是张俞的《蚕妇》，诗云：“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其二是梅尧臣的《陶者》，诗云：“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皆精辟扼要，鞭辟入里。宋诗因议论而获得之“理趣”，往往警策动人。如苏轼的《题西林壁》就是宋诗“理趣”的成功之作，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科举考试内容的变革，给文学创作带来更多的是负面作用。宋人之议论屡屡被后人诟病，都是有根有据的。尤其是王安石的变革，对文学创作的打击更大。北宋杰出的文学家绝大多数都出于熙宁、元丰之前，熙宁、元丰之间出的一位文学大家周邦彦，也不是由科举正途出身，是由于特殊的文学才华而得到神宗皇帝的特殊录用。宋诗的全面衰退，与科举的变革关系密切。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沈作喆《寓简》卷五也说：“(本朝)自废诗赋以后，无复有高妙之作。”而且，科举考试内容的变革，还使得考生的文化修养普遍下降，“从根本上动摇了文学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基础”①。
注释
① 详细数字统计与比较,参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八章《科举在选举中地位的变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① 《王荆公诗注补笺》卷七,巴蜀书社2002年版。① 巩本栋《北宋进士科举改革与文学》,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有关北宋科举变革对文学创作的诸多影响,亦请参阅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