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的内容·金元词·吴蔡体与金代词坛
对于金元词史上的北宗体派来说，有着开宗立派意义的创作实绩当属金初出现的“吴蔡体”。“吴蔡体”一语在今存文献中最早见于元好问《中州集》：“百年以来，乐府推萧闲与吴彦高，号‘吴蔡体’。”
吴激(1090—1142)，字彦高，号东山，建州(福建建瓯)人，米芾婿。宣和四年(1122)至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间使金被留，累官翰林待制。吴词虽与蔡词共称“吴蔡体”，但二人词作风格却不相同。吴激词气格上略近婉约体，正如《金史》本传所评，“造语清婉，哀而不伤”。善于化用前人诗句是他的一大特点，如《人月圆》(南朝千古伤心事)，词篇全由前人诗语缀合而成，却能熨帖自然，一如己出。又如《春从天上来》(海角飘零)，“句句用琵琶故事，引据甚明”①。吴激词明显属于北宋周秦一路，实为南宗风派的流衍。不过，北地文化环境的浸染和其特殊的身世情感，已使其创作与北宋婉约词剪红刻翠的风习有了很大区别，所作词特别是其长调作品，如《木兰花慢·中秋》等，其境界之开阔，感慨之沉郁，已与东坡言志体有了共通之处。当时还有一位与吴激词风接近的词人值得提到，这就是从南宋使金而被扣留十五载后返宋的洪皓，所作四首《梅花引》用有关梅花句语多达四十余处，属于典型的清真词风，在北地士人“争传写焉”②。金初，吴、洪等人的柔婉词章犹如一股温润的“南风”吹在北方干涸的土地上，这对于新建的北方词坛无疑是一种难得的滋补。
元好问称吴激作词为“国朝第一高手”，还有论者认为“伯坚(蔡松年)非彦高匹”③。从艺术性上讲，这些评价都不为过誉，但从词史发展的进程来看，真正开启金百年词运的是蔡松年。蔡松年(1107—1159)，字伯坚，号萧闲老人，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宣和末，从父蔡靖守燕山府，兵败降金。天会年间，授真定府判官，仕至右丞相，封卫国公。正隆四年(1159)卒，加封吴国公，谥文简。蔡松年与吴激一样本为“宋儒”④，如前所述，其创作源于北宋苏轼一脉。吴熊和指出：“北宋灭亡之后，苏轼词派分为南北两支。”北派“为蔡松年、赵秉文、元好问等金源词人”⑤。靖康之变，南北分治，北方金源统治者出于“正统天下”的需要，有意识地学习和引入汉文化，促使传统儒学的复兴，由此重道务实的“苏学”适得其所，即所谓“程学盛南苏学北”。苏学之于金源学术，最大的影响还是在文学上，尤其在词的创作上，直接秉承苏轼所创立的言志之体及其所特有的刚健之气，形成了鲜明的北宗风范。从词体革新的角度看，吴蔡体的词体学意义主要体现在蔡松年的创作中，“其《明秀集》追步眉山，雄爽高健，为后人提供了学苏的第一个蓝本”(钟振振《论金元明清词》)。
对心灵困惑和痛苦的超脱，对自由萧散的生存状态的向往，是词人追步东坡的深层心理动因。那“一念犹难磨灭”①的故园之思，让词人深陷于身份认同的矛盾与痛苦之中，所以在他的词里充满了“偶然流坎，岂悲欢人力”的无奈之叹，他意欲忘却过去，“莫望家山桑海变”，但实际上他又不可能做到，只有借“一醉”来暂时抚慰一下由“南北”之别刻在心扉上的创痕②。蔡词所展示的那倦宦倦游、向往隐逸的萧散风神和闲逸襟怀，实际上是作者经由痛苦的心灵挣扎而追求的一种精神超越和解脱。与这种主体精神的张扬相一致，东坡豪放体所体现的阔大词境和刚劲之气在萧闲词里也得以复现和张扬。
言志性的豪放体在金源词坛一跃而居于主导地位，与词体传统“应歌”功能的迁移是分不开的。由于战乱兵燹所造成的词乐资料和音乐人才的损失以及北曲的兴盛等原因，词在北方失去了普遍性应歌的基本条件，由此出现了词的徒诗化趋势，这就使词的文化消费对象转向了词人自我周围的亲友，与之相伴生的便是词体自娱与交际功能的进一步增强。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吴蔡体的产生，特别是蔡松年的创作，是决定性的一步，它标志着这种词体的功能转移和言志化在金源词坛得到了真正的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讲，萧闲词确实为金元北宗词派的创始者，其影响甚至涉及到南宋词坛，在南宋词坛“异军特起”的稼轩词正是师承于萧闲③。
金世宗、章宗时期是金词繁荣发展、名家辈出的阶段。王寂(生年不详，卒于明昌年间)为这一时期年代较早、存词较多的词人。所作长调颇有气势，豪雄之风自属北宗风范，但与萧闲之清逸超迈又有所不同。吴蔡词中的那种身份认同的痛苦已不复存在，有的作品直接以时事为题，表现金宋对峙局势下金军的勇武和将帅的雄姿，如《瑞鹤仙》(上高节度使)“气压群雄，虹飞千尺”和《水调歌头》(上南京留守)“平安千里烽燧，卧听报云窗”一类的描写。其令词，写景抒怀，也别有情致。赵可(1154年即贞元二年进士)也是此时词坛颇有特色的一位作者。其词笔力遒劲，风格“健捷”①。写北地山川风光气象宏阔，如《雨中花慢·代州南楼》等;抒人生悲欢情怀，风调健朗，如《望海潮·发高丽作》《卜算子·谱太白诗语》等;其《席屋上戏书》一作，诙谐打趣，近曲体风味，值得注意。与辛弃疾同学于蔡松年的党怀英(1134—1211，字世杰，号竹溪)，当时卓有文名，词风蕴藉清新，运思巧妙，语境高华，与辛作之豪放悲慨迥然有异。词虽仅存五首，然篇篇精品，足称名家。王庭筠(1151—1202，字子端，号黄华老人)小令“间涉幽峭之笔，绵邈之音”②，独成一格。若推举这一时期词风的代表作家，非赵秉文(1159—1232，字周臣，号闲闲老人)莫属。闲闲老人词中所展现的那种高蹈遗世、超轶绝尘的风调，实与蔡氏萧闲词一脉相承，为东坡词中超旷清逸之风的光大。元好问称其“所制乐府，大旨不出苏、黄之外”。正说明了这种渊源关系。今存词10首，其中《缺月挂疏桐·拟东坡作》《大江东去》(秋光一片)等作品，明显模拟东坡，气象亦类似;《水调歌头》(四明有狂客)则学山谷语调，写超逸狂放之态，也颇逼真。 徐谓《大江东去》一词似东坡原作，“信在伯仲间”③。不过闲闲词虽得坡仙之神韵，然内容略有空泛之嫌。
金宣宗贞祐南渡至金亡，是金词迈向其艺术峰巅的时期，除代表北宗词最高成就的元好问之外，金词作者仍多有可称道者。李俊明(1176—1260，字用章)是其中一位多产作者，今存词七十余首，多咏梅、祝寿、赠答之作，景物人事辄寓抗志遁荒之意。其中十首《谒金门》，以联章体形式咏梅花，十词各咏一题，前后相贯，总分有致，实为元词联章体蔚行之先兆。此组词立意虽雅致，造语则较为俗白，显示了金元词俗化的迹象。“二妙”词是金末词坛的一个重要收获。“二妙”即段克己(1196—1254，字复之，号遯庵)和段成己(1199—1279，字菊轩)兄弟二人，文集合刊为《二妙集》，存词134首(克己六十九，成己六十五)。入元后二人皆不仕，为“儒林标榜”。“二妙”词多作于易代丧乱之际，“值故都倾覆之余，怅怀今昔，流露于不自知”①。吴澄评“二妙”所作“盖陶之达、杜之忧，兼而有之者也”(《二妙集序》，《四库全书》本)。沉郁苍凉的黍离之悲与风劲骨翔的首阳之志，构成了“二妙”词内容的两个方面，为金末遗民心态的写真。相比之下，遯庵词显得更为深曲沉重。如《满江红·过汴梁故宫城》写金亡之时“长戈袅，飞鸟绝。原厌肉，川流血”的惨状，语极沉痛，读之悚然。遯庵小令也多涉时事，以比兴手法寓亡国之悲和避世之怀。成己之词与其兄迭有唱和，也多感时抒怀之作，不过词风与乃兄有异，纪事写情多真率之语，直书无隐，如“初未识，名为累。今始觉，身如寄”(《满江红》)、“杀人四海知多少，留得头皮贫亦好”(《木兰花》)等句，用语明快直白而感慨极深挚。其词中也不乏骚雅俊逸之笔，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称其《月上海棠》“于情中入深静，于疏处运追琢，尤能得词家三昧”。
注释
① 金元好问《中州乐府》按语,《四部丛刊》本。②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排印本。③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④ 金元好问《中州集》,《四部丛刊》本。⑤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第21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① 《念奴娇》(倦游老眼),《全金元词》第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② 《念奴娇》(小红破雪),《全金元词》第20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③ 详说见赵维江《稼轩词与金源文化》,载《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① 刘祁《归潜志》卷七,中华书局1983年排印本。②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③ 《词苑丛谈》卷四,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八,大东书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