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
文人入幕这一现象在唐代，特别是中唐相当普遍。《白居易集》卷四九《温尧卿等授官赐绯充沧景江陵判官制》云：“今之俊乂，先辟于征镇，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选，下台阁一等，异日入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权载之文集》卷三八《送李十弟侍御赴岭南序》云：“士君子之发令名，沽善价，鲜不由四镇从事进者。”文人入幕这一现象历来为人们所重视。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八《唐武侯碑阴记》云：“唐诸方镇以辟士相高，故当时布衣韦带之士，或行著乡闾，或名闻场屋者，莫不为方镇所取，至登朝廷，位将相，为时伟人者，亦皆出诸侯之幕。”可见权德舆、白居易、欧阳修等对幕府制度和士人入幕的关注主要在史学方面。及至明胡震亨的 《诗薮》 已注意从文学角度去认识文人入幕的问题，他说：“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而是。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要视其主之好文如何，然后同调萃，唱和广。”
这就构成了幕府与文学关系研究的问题。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幕府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在盛唐边塞诗研究中被提出来的。大凡讨论高适、岑参的边塞诗与其经历的关系者，都会提及他们的入幕经历，但研究并不深入。事实上，唐代文学与幕府的关系不仅仅和边塞诗相关，它和文学、史学的许多方面都有广泛的联系。
唐代幕府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是史学界对幕府制度的研究。唐代幕府，主要还是指方镇幕府。研究唐代方镇的著述有吴廷燮的《唐方镇年表》，尽管他的研究对象不是方镇幕僚，但他的工作为研究唐代方镇文职僚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直接研究唐代方镇幕府的著述有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其解决的角度是从制度入手讨论方镇使府的组织及其职掌①。关于这方面的史学研究成果主要还有林朝岩《唐代方镇使府僚佐任迁之研究》②、砺波护 《唐代使院的僚佐与辟召制》③、张国刚《唐代藩镇使府辟署制度》④、孙继民《唐代军事统帅僚属制度及其对藩镇形成的影响》(《河北学刊》1992年第6期)、卢建荣《中晚唐藩镇文职幕僚职位的探讨》⑤、王德权《中晚唐使府僚佐升迁之研究》(台湾《中正大学学报》人文分册第5卷)《唐后期有关方镇使府僚佐辟署对象的限令》(《唐研究》第3卷)。
真正从全局来注意唐代文人入幕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或者说将之设计为一个学术专题来研究，应在20世纪80年代。1984年，傅璇琮在《唐代科举与文学·序》中说：“我在研究唐朝文学时，每每有一种意趣，很想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有唐一代知识分子的状况，并由此研究唐代社会特有的文化面貌。我想，从科举入手，掌握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或许可以从更广的背景来认识唐代的文学。如果可能，还可以从事这样两个专题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样在地方节镇内做幕府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这两项专题的内容，其重点也是知识分子的生活。我想，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隔。”1993年傅先生为戴伟华的《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作序时，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我这里提到的唐代社会两类知识分子，一属于知识分子的高层，即翰林学士，那是接近于朝政核心的一部分，他们宠荣有加，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险境丛生，不时有降职、贬谪，甚至丧生的遭遇。他们的人数虽不多，但看看这一类知识分子，几经奋斗，历尽艰辛，得以升高位，享殊荣，而一旦败亡，则丧身破家。这是虽以文采名世而实为政治型的知识阶层。而另一类在节镇幕府任职的文士，则是数量众多，情况复杂。他们有的后来也跻身庙堂，但大部分则浮沉世俗，是在当时很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群体。”
唐代使府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是用传统的文史结合的方法，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文学史，以探求文学生成的环境、作家活动对其创作的影响、文人群体行为对作品风格的制约等文学问题①。
唐代方镇与文学发生普遍联系，是建立在方镇制度转变这一基础之上的。唐代的方镇使府制度以安史之乱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安史之乱前，节度使缘边而设，数量有限，主要对付外患;其后节度使、观察使等天下皆置，“开莲花之府者凡五十余镇”(符载《送崔副使归洪州幕府序》)。除个别区域在一段时间内用于防御外患，大多方镇的职责主要在区域治理，因此，首席长官的委任不再是军人，绝大多数由文吏来担任。由于方镇职责的不同和长官性质的实际变化，僚佐的选任辟召相应也有了改变：幕职绝大多数为文人。这一点与朝廷的规定正相一致。朝廷明确提出，入幕者应有出身：“且无出身，何名入仕? ”(《唐会要》卷七九)有科第者即为文化人，方镇使府的文化活动正是由他们共同完成的。
至德以后，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几乎都有入幕经历，或者以幕主身份辟召文化人在自己周围进行文化活动。进入方镇使府的知名诗人有杜甫、元结、李益、卢纶、刘禹锡、王建、李绅、元稹、姚合、杜牧、李商隐、温庭筠和罗隐等，散文家有萧颖士、李华、梁肃、权德舆、李翱、皇甫湜、韩愈、令狐楚、李德裕和孙樵等。不仅如此，如果考虑到入幕的每个作家周围都有一批文化人，他们之间又会相互影响，那么，使府作家研究的意义已超出了单个作家研究本身。换言之，我们的注意力会更多地投向作家群体的研究。即使我们对单个作家进行研究，也会将之置于一个有丰富内涵的生动背景之中，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的，我们会去寻找和感受在艺术家周围的齐声合唱，去寻找和感受“群众的复杂而无穷的歌声”。我们也会真正理解“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
应该说，唐代幕府与文学之间的各种联系造成了文学创作的多元和繁荣，这方面以唐代节度使、观察使等使府最有代表性。戴伟华的《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在此做了很好的工作。这部著作对唐代文士进入方镇使幕经历的考索，向学术界展示了唐代下层知识分子政治、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侧面，促使人们从新的角度对唐代士人的文学活动再加思考。作者在幕府与文学关系的宏观把握下，从各类史书、文集、笔记、金石著录中钩稽材料，进行认真细致的考辨梳理，考出了节度使、观察使府文职僚佐近四千人次，并尽可能地加以系年。通过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可以了解文人在何时何地入何幕，还可以了解他们周围的文人，他们的交往和创作活动。此书为唐代文学、史学工作者必备的很有参考价值的工具书，是研究幕府制度、研究幕府与文学关系的基础。下面，就有关唐代文学与幕府的关系分五个方面加以阐释。
注释
① 参见《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1969年版。② 香港中文大学1972年硕士论文,未刊。③ 文载《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6年版。④ 文载《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⑤ 文载《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下册,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① 有关唐代文学与幕府的研究,主要参考戴伟华有关著作三种:1990年现代出版社出版的 《唐代幕府与文学》,1994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唐方镇文职僚佐考》,199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