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的内容·隋、初唐诗歌·艰于创变的唐初诗坛
无论是文化格局还是诗坛风尚，唐初武德、贞观中都是因隋朝之旧而小有变化。首先，在隋末唐初的战乱中，北方(当时的战争主要是在黄河流域进行的)许多文士因时趁势，纷纷希望在改朝换代、开国奠基的过程中建立功勋。他们的诗歌多表现了经年的征战生活和奔波求主的境遇，得志的慷慨、豪迈与失意的潦倒、怨愤并呈于诗中，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隋代北方诗歌中的尚武任侠、建功立业的用世意识和进取精神。如李密在起事反隋过程中，为了躲避朝廷的追捕，曾隐名埋姓，聚徒教授。经数月，郁郁不得志，为五言诗云：“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野平葭苇合，村荒藜藿深。眺听良多感，徙倚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诗成而泣下数行(《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再如孔绍安，于武德元年(618)唐高祖登基之后，从洛阳来到长安，投奔李唐，高祖见之甚悦，拜内史舍人。绍安侍宴应诏作《咏石榴》以见意：“只为时来晚，开花未及春。”(《旧唐书》卷一九○·上《孔绍安传》)又如魏征，于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随李密降唐，自请安辑山东，在出关时作《述怀》(一作《出关》)诗：“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藩……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抒发了他风云际会、君臣遇合后为国请缨、建功立业的慷慨之情，风骨凛然，气格高迈。
不过，在隋唐之际表现这种期望乘时而起而又命途坎坷的诗人中，写得最好的应属王绩。王绩深受山东士子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以及王通师徒王道霸略的河汾文化精神的影响，一心向往朝廷、肆力廊庙，虽然仕途屡遭挫折，一生三仕三隐，但到终老仍恨恨不已：“自有居常乐，谁知我世忧。”(《王无功文集》卷三《晚年叙志示翟处士正师》)在隋末唐初的诗坛上，王绩诗歌的艺术成就高标独立，无与伦比。
就表现主旨而言，他的诗歌虽然亦以言志述怀为主，却又有较深刻的哲学思辨色彩。他虽然有时也慷慨激越，但更多的是清醇、简淡，纯任自然。这主要是因为他有熔建安风骨、正始之音于一炉的自觉的艺术追求。王绩除了从卢思道等人那里学习了继承建安风骨的创作精神，还以庾信为中介吸取了魏晋玄言诗和陶渊明田园诗的创作技巧。对于王绩对庾信山水田园诗的继承和发展，葛晓音曾经做过深细而精密的研究。她在《山水田园诗派》一书中指出：“王绩取法于庾信，主要是因为庾信用环境描写及细节琐事的堆砌来渲染外在的隐居姿态，最适宜于在形迹和精神的表层上表现田园生活的意趣。”①她还认为，《野望》“力求在一首观赏山乡景色的诗中将他生活的典型环境和精神状态概括出来，使高度浓缩的意境能达到为诗人传神写照的程度”，“为初盛唐山水田园诗指出了提炼典型意境的发展方向”②。另外，王绩还将阮、陶、庾一脉发展下来的考察天人关系、探寻命运奥秘的理性思辨的创作方法同表现济世情怀、功名意识的受挫有机结合起来了，从而形成了既与阮、陶、庾等人相通，又与之不同的艺术旨趣。如他的《古意六首》明显袭自阮籍《咏怀诗》，对自己一生的用舍行藏进行思考，在《独坐》诗中遥想世界本原之有无，并以此来解释历史和人生。正由于王绩诗歌不仅仅是慨叹功名，而且融进了理性思辨和批判精神，形成了既慷慨激越又玄远高古的独特诗境，诗歌创作成就远胜于卢思道、薛道衡、魏征等人，也直接影响到初唐四杰、陈子昂、张九龄乃至于盛唐诗人，使得他们的作品也增加了哲理思考，诗境更为深沉、蕴藉，堂庑阔大③。
就诗歌形式而言，王绩也兼采汉魏古诗之质朴、纯古和齐梁新体之清丽、流美。尤可注意的是，他不但大写新体诗，而且入律程度也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甚至当时的宫廷诗人)。王绩之所以能在新体诗声律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他对庾信新体诗声律技巧的继承和发展。从现存庾信诗集中可以看出，庾信新体诗中的粘式律多作于其入北之后，且以山水田园、言志述怀为主。与庾信极为类似，王绩诗中的粘式律也几乎全是山水田园和言志述怀之作，如《山中叙志》《过酒家五首》《咏怀》《九月九日》《野望》《初春》等等。更主要的是，王绩新体诗还在继承庾诗声律模式的基础上，对全篇的联式结构加以创新和变化，律化程度更高，句式、联式更为活泼多变，音韵更为流美、畅达①。所以，明人杨慎对王绩在唐初诗坛的地位给予很高的评价：“隐节既高，诗律又盛，盖王、杨、卢、骆之滥觞，陈、杜、沈、宋之先鞭也。”(《升庵诗话》卷二)
和王绩相比，唐初宫廷诗歌的创作成就则显得小得多。唐初的宫廷诗歌创作是从李世民登基后大兴起来的。和隋炀帝杨广一样，唐太宗李世民也对南朝诗歌艺术情有独钟。所以在贞观宫廷诗坛上，不但由陈、隋入唐的江左诗人沿南朝之旧而不改，就是出身于关陇的北方诗人也竞以学南为时尚。
唐太宗早在为秦王时，就曾延揽了不少江南士族如虞世南、萧景、褚亮、萧瑀、颜相时等。到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开文学馆时，“十八学士”中出自江左的就有七位。《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生，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条)在与这一大批江南文士的长期相处中，唐太宗对南朝诗歌艺术也越来越喜欢了。
首先，他在创作过程中向庾信等南朝诗人学习，仿作了不少“庾信体”诗歌①。现存《唐太宗集》中，感时应景、吟咏风月之作多达五十余首。其中，《秋日效庾信体》是特意模仿庾信的一些吟咏风月之什而作的，粗具庾信后期写景诗如《咏画屏风诗二十首》写景密丽的特色，但诗境不够浑融。但其诗中也偶有精巧之句，如其《秋日》诗中的“露凝千片玉，菊散一丛金”，就颇得六朝韵致。
其次，唐太宗对南朝诗人和齐梁宫廷诗风也持回护和欣赏的态度。当御史大夫杜淹等人批评齐梁宫廷诗歌皆系 “亡国之音”时，唐太宗当即进行反驳：“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贞观政要》卷七《礼乐》第二九)而且他对隋炀帝的诗文创作也持欣赏的态度：“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二年”条)在这种创作思想的指导下，不仅唐太宗本人写过艳体诗，当时许多出自关陇的士人也学写了一些艳情诗甚至色情诗，如长孙无忌的《新曲二首》、郑世翼的《看新婚诗》《见佳人负钱》、李百药的《妾薄命》《火凤词二首》、萧德言的《咏舞》等等，都是十足的宫体之作。
贞观四年，唐军克突厥，天下大定。唐太宗开始在宫中提倡大雅之作和颂体诗文，号召诗人们用富赡、华丽的词藻和铺排、整饬的篇章，歌颂新朝的文治武功和升平气象。如贞观五年正月元日，太宗作《正日临朝》诗云：“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颜师古、魏征、岑文本、杨师道、李百药等均有和作。贞观六年七月，太宗幸武功兴庆宫，宴群臣，赋诗;吕才被之管弦，名曰《功成庆善乐》，又为作《九功舞》。同年，诏褚亮、虞世南、魏征等人分制雅乐乐章。贞观七年正月，太宗又制《破阵舞乐图》，令魏征、虞世南、褚亮、李百药等改制歌词，更名《七德舞》。此后，宫廷之中，君臣宴飨赋诗之风渐盛，且多以歌颂升平、润色鸿业为主。唐太宗本人更于贞观十八年八月作《帝京篇十首》并序，“其题意经袁朗、魏征等人的发挥，形成一种新的颂体诗，即通过描绘帝居王城的宏丽繁盛来讴歌太平”，“后来为卢照邻《长安古意》和骆宾王的《帝京篇》所本”①。
为了促进诗歌创作的繁荣，唐太宗还在贞观年间组织群臣着手对南北朝文学遗产进行清理和总结。贞观三年，太宗命令令狐德棻、岑文本、李百药、姚思廉、魏征等重修《五代史》。在周、齐、梁、陈、隋等朝史书的《文艺传》《文学传》《经籍传》中，魏征等人对各朝的文学创作得失进行了总结。其中，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持论最公，立论最高，指示了唐初诗歌发展的正确方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辞，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但是，太宗本人却更偏爱南朝诗风，并没有完全接受和推广魏征此论，所以当时宫廷诗坛南风炽盛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变。
除了对前朝文学创作进行理论总结，太宗又组织众多重臣，大量编撰文学类书、诗文选集，以资吟咏诗文时启发诗思、采掇丽藻之用。据史书记载，贞观年间编成的类书主要有虞世南编辑的《北堂书钞》173卷、高士廉等群臣编撰的《文思博要》200卷等。诗歌选集则有刘孝孙撰的《古今类序诗苑》40卷、慧净纂辑的《续古今诗苑英华》10卷等，诗文名句集则有褚亮奉敕与弘文馆诸学士编撰的《古文章巧言语》1卷。闻一多指出，贞观朝中后期之所以如此劳师动众、不遗余力地编撰各种文学类书，“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学的方法”②，而“太宗所鼓励的诗，是‘类书家’的诗，也便是‘类书式’ 的诗”③。
总之，在唐太宗这些措施的影响下，贞观朝中后期的宫廷诗风开始朝着典雅富丽和轻艳绮媚这两种趋向发展。但蔚然成风，则要到高宗龙朔年间。
注释
①② 分别见第95、第98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③ 参见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第185—190页。① 参见杜晓勤《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第22—30页,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杜晓勤《从永明体到沈宋体》,《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① 苏轼《书潭州石刻》云:“唐太宗作诗至多,亦有徐庾风气,世不传,独于《初学记》时时见之。”苏氏此语,东坡集不载,转引自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四。① 葛晓音《论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刊《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②③ 分别见闻一多《唐诗杂论·类书与诗》第3页、第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