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的内容·金元词·非汉族词人与全真道教词①
由于金元两朝国内民族结构和民族关系的特殊性，词坛上出现了一批非汉族词人。这些少数民族词人熟练地运用汉语创作了数量可观的词作，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金元词坛另一道奇特的风景线是： 大量的方外词——主要是全真道教词的产生。唐圭璋编《全金元词》全真道教词约占金词四分之三左右。这些道教词反映了文学发展中新异质加入的事实，为词坛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也带来了形式上的某种变异，堪称为词坛之奇花异卉，其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价值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众多少数民族词人的出现，有赖于金元时期特定的民族关系背景。金元两朝皆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政权，这是中国历史上继南北朝后又一个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女真族和蒙古族均兴起于我国北部边地，进入中原之前处于游牧经济阶段，文化上远落后于被他们征服的汉族。他们无法依靠本民族的原始文化在汉人聚居区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只有袭用汉族礼制与儒家思想以建立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他们建立国家、稳定统治的过程也是实行“汉法”，不断“汉化”的过程。社会政治、文化的“汉化”，导致了这些少数民族心理上对汉文化的认同和皈依，从而促使他们努力学习和效法包括汉文学在内的汉文化。金元时代大批的非汉族词人正是伴随着社会的 “汉化”进程而产生的。金元词的非汉族作者，除了女真、契丹人数较多外，还有蒙古、回回、畏吾儿、回鹘、高丽等民族成员。其中，女真族完颜亮、契丹族耶律楚材和蒙古族萨都剌②可作为这些非汉族词人的杰出代表。此外，高丽人李齐贤(1287—1367，字仲思，号益斋)也是一位优秀的非汉族词人。后人所辑《益斋长短句》存词53首，其中《巫山一段云》32首，分咏潇湘八景和松都八景，被认为“写景极工”，“置之两宋名家词中，亦庶几无愧色”①。
完颜亮(1122—1161，字无功)“是一位一心向慕先进文化的女真霸主”②，自幼“好读书，延接儒生，谈论有成人器”③，所作词也卓异不凡，体现了少数民族“汉化”所达到的文化成就，开创了一种与“宋儒”词人完全不同的创作风格。完颜亮词现存仅四首，充斥着一种桀傲之气。如《鹊桥仙》一词，洪迈《夷坚志》评为“凶威可掬”，《艺苑雌黄》谓此同“俚而实豪”④;徐《词苑丛谈》亦谓其“出语崛强，真是咄咄逼人”。所评虽褒贬不同，但都指出了其词风雄豪、霸气逼人的特色。《喜迁驾》《念奴娇》二词风格亦类此。而他另一首《昭君怨》则写得轻灵隽永，被认为“诡而有致”⑤。完颜亮词与金代词坛的主体趋向完全一致，由东坡体到蔡松年词再到完颜亮词，一脉相承，只不过完颜亮更为雄骛豪霸、猛悍倔强而已。 在完颜氏中，完颜䃟词的俊逸萧散也颇得论者称赏，况周颐认为其词“姜史、辛刘两派，兼而有之”⑥。此外，金世宗完颜雍、金章宗完颜璟、金宗室完颜从郁等人的词，皆有可观者。
契丹族中耶律氏中耶律履、耶律楚材以及耶律铸祖孙三人的词作是颇引人注目的，代表了契丹族“汉化”的水平。其中耶律楚材虽仅存词一首《鹧鸪天·题七真祠》，却表现出相当高的艺术造诣。其词为小令，而词境开阔，气象宏大，既有“江山王气”的雄浑，又有“桃李春风”的秀丽，陈廷焯评以“雄秀”⑦，当为知言。
萨都剌(1308—1355，字天锡，号直斋)是元代最杰出的少数民族文人，擅长楷书，能诗文，名冠一时。其词今存15首，明显属苏轼一脉的北宗体派，如《念奴娇》(石头城上)即明确标示“登石头城次东坡韵”，其造境、运笔、抒情及审美倾向皆脱化于“赤壁”词。萨词中怀古之作占了三分之一，多篇为“金陵怀古”主题，如《满江红》(六代繁华)等，表达了作者面对大一统元朝随时可能倾覆的危殆局势所产生的深重忧虑。他的这类作品，不仅冠绝元代词坛，其深刻和警精在宋词中也少有企及者。萨都剌词中还有一类抒发羁旅之情的作品，如 《小阑干》(去年人在凤凰池)《卜算子》(明月丽长空)等，往往写得清丽婉曲。刘熙载《词概》将萨都剌与虞集词并称为“兼擅苏、秦之胜”，正是看到了萨词刚不废柔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是后期北宗词在南风熏染下共有的倾向。
在全元时期，道教流行之广泛程度是其他朝代所不及的，而其中尤以创始于金正隆年间的全真道影响最大，声势最广，与词的关系也最为密切。词与全真道之间的这种关系与全真道教文人化的倾向有关。金元时代，中原地区民族矛盾激化，战乱频仍，大批士人流离失所，理想破灭，以三教合一为教义、以避祸全身为宗旨的全真教正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避世之所，于是他们加入全真以求身心之全; 还有许多没有入道的文人也与全真教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文人化倾向无疑是其词体创作的文化基础。道家学说向来把文字语言视作障道之物，但全真教却突破这种传统，自王喆开始，就创立了以诗词传道的风气。词体在抒情方面侧重于内省式的、私人化的情感体验，表现方法讲究含蓄婉转，含而不露。这种“要吵宜修”的艺术形式特征，与全真家所谓炼内丹，性命双修，强调以内省的修行方式及对玄妙境界的体验，实有一种内在的契合关系——全真道词得以兴盛有赖于此。
若以传统的论词标准去衡量，这些充斥着乏味教义的作品的确价值甚微。不过，道教词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词体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则有着特别的研究价值。道教词在词体特征方面与当时文人词相比，有着许多特异之处。比如词调，据陶然《金元词通论》第六章统计，道教词中为今见唐宋文人词中所无的词调共有51调，另有74个调名被改。此外，道教词中尚有和声做法，出现了调式与词韵的变异、语言上多用当时口语等现象，这可能与曲的影响有关。
在全真道词人中，影响较大的是王喆、马珏和丘处机。
王喆(1112—1170，原名中孚，字允卿，改名世雄)，道号重阳子，后被尊为重阳祖师。存词670首，约可分为四类：(一) 纯粹咏道之作;(二)赠答劝化之作，以词点化俗人入道;(三)咏物明道之作，这是一种特殊的咏物词，一般都是借某一具体物象的特点阐发全真道教旨，不少作品意象生动，有一定哲理意味，如《采桑子·咏棋》《昼夜乐》(百炼青铜圆又小)等;(四)叹世之作，此类词为数极多，也是现实意味较强的一类作品，或感世人之沉迷，或叹俗界之世象，如其《换骨骰》“叹脱祸不改过”、“叹贪婪”两首和《集贤宾》等。
马珏(1123—1183，原名从义，字宜甫)，道号初为云中子，后为云阳子，王喆死后为全真道教掌门。马珏词存866首，其内容与王喆词基本类似。词中与王喆酬唱之作甚多，还有相当数量的词为与道友赠答之作。
丘处机(1148—1227，本字通密)，道号长春子，灭金前，成吉思汗即命其掌管天下道教。有《磻溪集》7卷，词存152首，其词最明显的特征即是其文人化倾向，尽管他的词中占主导内容的仍是阐道传道之作，但已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丘词中不少述怀之作，已基本上不作道教语，如《满庭芳·述怀》(漂泊形骸)《凤栖梧·述怀》(西转金乌朝白帝)等，其情韵丰厚与枯燥乏味的一般道教词迥然异趣。因此，在道教词人中丘处机词也深得论者称许，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谓：“丘长春《磻溪词》，十九作道家语，亦有精警清切之句。”
纵观两个半世纪的金元词发展史，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条北宗词派从兴起走向繁盛又逐渐趋于衰微的演进历程。它同南宗词一起，共同支撑起了12世纪初至14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化中词体艺术的灿烂星空。金元词虽未达到两宋词的艺术造诣，但其颇具特色的创作实绩，特别是其所蕴涵的汉文化特殊形态的民族心理内容，及其在词体演进历程中所具有的词体转型意义，赋予了它特殊的词史地位和丰富的研究价值。
注释
① 此节内容多据陶然《金元词通论》第五、第六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下不一一注明。② 关于萨都剌的族属有蒙古、回回、维兀等不同说法。① 《蕙风词话》卷三,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② 刘锋焘《金代前期词研究》第三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③ 《大金国志》卷一三,中华书局1987年版。④ 沈雄《古今词话》引,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⑤ 沈雄《古今词话》下卷引《艺苑雌黄》,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⑥ 《蕙风词话》卷三,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⑦ 《词则·别调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