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文字·文学与语言文字关系研究简述
文学与语言文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客观的实在。首先，文学是以思维为创作基础的，是以思想感情的表达为目的的。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的最重要的手段，而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就把文学与语言文字天然地联系起来了。其次，文学创作，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是凭借语言来表现的，而书面语言又要借助于文字来记录;至于对文学作品的接受、传播，则同样离不开语言和文字。这又使文学与语言文字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早在先秦时代，汉民族的先民就注意到了文学(广义的)与语言文字的关系，诸如《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论语》的“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庄子》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孟子》的“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以及《墨子》的“名、实、说、类”之论，《荀子》的“名、实”之说，《尹文子》的“形、名”之辩，都关涉到文学与语言文字的关系问题。到了汉代，汉语语言学研究逐渐深入，《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和《释名》就是当时在这方面出色的代表著作，而以 “传”、“笺”、“注”形式出现的注释类著作，也体现了当时语言研究的成就。汉语语言学研究的深入，更加深了人们对文学与语言文字关系的认识。如《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便将文学与语言关系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不过汉儒对汉语语言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把它当作释解经书的工具，这便妨碍了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同时也妨碍了人们对文学与语言文字关系的更为深刻的认识。直到近代，人们仍把语言学视为辅读“大学”(经学)的工具，且称之为“小学”。
汉代以后，古代学者研究文学语言出现了两条路向。一是传统语言学的研究，即训诂、音韵、文字等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到了清代的乾嘉学派达到了顶峰，它的贡献在于字词的诠释、语法的分析、声韵的系统化研究、地理名物、典章制度、历代风俗等古代文化的阐述，这无疑是有意义的。但这种研究侧重于具体，缺乏抽象，未能对古代汉语做全面系统的研究。二是传统文艺学的研究，即文体、方法、鉴赏等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虽然关涉到了文学与语言文字的关系，但是还是围绕着孔子的“文质论”、庄子的“言意论”、荀子的“名实论”、毛诗的“比兴论”、曹丕的“文体论”做文章。尽管时而略有理论上的丰富发展，但终未能超越先秦诸子和两汉儒学的研究范畴。这两种路途虽然延伸到了古代的结束，但都未能建立完整的科学体系，直到最终还是处在“散论”的状态。这样一种状态也就无法完成文学与语言关系研究的使命。究其原因，要害就在于这两种研究都处在经学的重压之下，没有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或成为经学的附庸，从而失去了自身发展的应有空间与权利。
20世纪，西学渐入，受其影响，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有了划时代的进步。现代的语言学家开始学习和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借鉴西方语言学的方法理论，来构建汉语语言学的完整的科学的体系，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自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问世以后，语言学、语法学、词汇学、修辞学、语音学、文字学的著作层出不穷。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世纪的中国处在文言向白话的语言转型时期，同时又面临着方言众多，语言交流不便，汉字难认、难读、难写等问题，因而在这一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重点不能不放在统一语言、统一文字方面。50年代前国语的推行，50年代后普通话的推广、文字的改革，都体现了时代的需要。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西方把文学语言研究视为学术研究热点的时候，在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向“语言论转向”并促使文艺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跨越中，我们没有继踵进步的步伐，与之齐头并进。当时的现状是，语言学、文艺学各自严守门户，不能横向交叉;坚持某一流派的语言学观和文艺学观，思维僵化，不能博采众长;对于文学语言的研究，仅限于修辞或语言特色，未能把文学语言当作文学创作的第一要素来研究; 虽然在文字研究领域甲骨学研究成就辉煌，促进了古文字研究的深入，但偏重于史学的考证，而疏于文学的探索。因此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超越中国古代文论范围的文学与语言文字关系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伊始，随着思想的解放、经济的改革、国门的开放，西方“语言论转向”的思潮、文学语言研究的成果被介绍到了中国。在中国学术界，特别是文艺学研究领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原著的翻译、理论的评介、专题会议的召开、专题论文的发表，使文学语言的研究成了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热门话题。甚至有人声称，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文艺学、美学研究“语言论转向”的时代。不过，文艺学学者的研究视野多落在现当代文学语言的研究方面，很少触及中国古代文学。然而，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并没有沉默。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追踪学术前沿的研究者就关注到了古代文学语言的研究。杨公骥的《漫谈桢干》，是其“学习哲学与语言学的札记”，是一篇较早的运用哲学思想和语言学理论来解释古代文学词语的文章①;邢公畹的《论语言和文学的关系》，是一篇介绍与批评西方文学语言研究理论的文章，对于中国的文学语言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学语言的研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①;王汶成的《文学语言中介论》中有关章节和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附录《文学史与语言学》，论述了古代文学语言的问题，站在文艺学、美学的角度指出了古代文学语言研究的路向②;刘艳芬的《诗家语言与佛家语言》(《南通师院学报》2003年1期)，则是在西方“语言乌托邦”影响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具体的实践性尝试;而林庚的《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中的一些章节，更是以中国学者对文学语言的敏感和自觉的态度，深入细致地分析与描述了古代诗歌语言，并以其精神启迪了一代学人③。更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与本章论题相关的研究先秦两汉文学语言的学术文章也相继问世，如赵敏俐的《四言诗与五言诗的句法结构与语言功能比较研究》(中州学刊1996年3期)《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形式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5期)、谭家健的《〈尹文子〉的语言哲学》④、唐作藩的《先秦两汉的民歌格律》⑤、李炳海的《群体生命意识的艺术载体——〈诗经〉相关词语的生成、运用和解读》(《中国诗歌研究》第1辑)等。这些成果或探讨先秦两汉诗歌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形式，或研究先秦两汉诸子散文的语言逻辑，或分析先秦两汉诗歌语言的节奏韵律，或总括先秦两汉诗歌的自然格律，或阐发《诗经》某类词语的生成与运用，以及它形成的内涵固定的审美范畴。这一类文章都对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研究做出了贡献。此外，还有一些从传统语言学角度研究先秦两汉文学作品的文章和论著，也为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原则上说，上述论文、论著虽然开启了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研究的先河，有些文章还将学术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文字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但这些研究还属于初级阶段的研究，还未能抓住问题的核心并由此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
其实，探讨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文字的关系，最根本的切入点应该是研究文学发展和语言文字发展进程中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互助关系。因为先秦两汉时期是文学由产生而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同时也是汉语言文字由产生而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基点出发，我们可以说，只有语言的发展才能推动文学的发展，没有成熟的语言，便没有成熟的文学;反之，文学的发展与成熟也促进了语言的日臻完善。就先秦两汉这一特定的时代而言，文学与语言文字的这种关系更为突出。
关于先秦两汉语言文字的发展情况，由于语言资料的限制，语言史研究者还未能系统地勾画出先秦两汉语言文字发展的脉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根据古代汉语从上古、中古到近古的发展规律，推测出先秦两汉语言文字的发展走势，对其发展情况加以大致的描述。在语法方面，句子成分逐渐完备，并以各个成分的中心语为核心，为其表达的需要逐渐扩展，使语言表达具体化、准确化、生动化，同时又在“言简意赅”的语言表达的审美追求中，在书写工具的条件限制下，在满足表意充足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简缩句子结构。在词汇方面，一方面由单音词向复音词发展，产生了单音词并列使用与词的双音化趋势;另一方面，由单义词向多义词发展，词义在扩大、缩小、转移的演变中，产生了由个别向一般，由具体向抽象，而色彩意义日趋明朗的发展趋势。在语音方面，从先秦两汉可资参考的语音资料看，在《诗经》时代，音节文字的特点业已定型，汉语语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但仍在发展变化之中。一般说来，声母在分化中由少到多，韵母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声调的舒声、促声有向平、上、去、入发展的趋势，双声叠韵词大量涌现。在文字方面，在笔势上，随着书写工具的改进，逐渐向笔画化发展;在结构上，按照类化法和简化法的规律，由独体向合体发展，由繁向简发展;形声字的比例日益增大;通假字的使用有了一定规范。到了秦汉之际，已完成了古文字向今文字的过渡。在修辞方面，从积极修辞的角度说，已经注意到了长、短句的错综，整、散句的结合，音节的整齐匀称，主动、被动句的变换，肯定、否定句的配合;从消极修辞的角度说，比兴、夸饰、铺陈、骈偶、互文、并提、比拟等修辞格已被大量使用。总之，在汉字产生之后，汉语的发展发生了划时代的飞跃，这便促使汉民族的文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注释
① 连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2期,后收于《杨公骥文集》第447—483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① 原载《语文建设》 1989年2期,后收入《邢公畹语言学论文集》第574页-586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② 王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陶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③ 第77-81页,125-144页,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④ 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第94—108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⑤ 唐作藩《汉语史学习与研究》 271—292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