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文学传统·宋词与文学传统·唐五代词的传统
唐五代词可以说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男女情爱的内容,二是香艳柔婉的风格,三是小令的体制。这三个特点,小令体制,终宋之世(乃至当今)绵延未绝,毋庸多言。我们只对其他两个方面,略作讨论。
(一)题材
就词的题材和内容而言,唐五代词的题材主要是以女性为中心,着力描绘女性的容貌与心态,写“绮筵公子”与“绣幌佳人”的男欢女爱。再广一些,就是写各色男女的两情相悦,离思别怨。就连“百代词曲之祖”——托名李白的两首《忆秦娥》和《菩萨蛮》也写的是闺情别怨。就民间词而言,虽然题材远较文人词多样,但仍是以“言闺情及花柳者”居多,这方面的作品,几占现存《敦煌曲子词集》全部作品的一半,而《云谣集》“收词30首,其中28首是以女性为描写对象,表现男女之间的性爱”(王兆鹏《唐宋词史论》第131页)。
到了宋代,北宋前期的一些代表性词人如晏殊、欧阳修等人,其词作内容大都不出男欢女爱,离情别绪;晏几道虽然所处时代较大晏和欧阳修稍晚一些,但其作品更是以写离情别恨为专利;至于柳永,则大写特写男欢女爱与离情别意,而且更多地写市井阶层人们的男女之情。有论者指出:“晏殊、欧阳修等基本上是沿着冯延巳的创作方向发展的,而柳永则以民间词为学习对象而走上词的创作道路。”①这一论断用于评价他们的词风及创作方法当更有意义,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继承了唐五代词(不管是文人词还是民间词)的题材传统。
当然,宋初文人之所以自觉地继承唐五代文人描绘女性、描写男女恋情这一题材传统,文学的惯性自然是最直接的原因。他们所接触到的作品是这种样子,他们也自然地照着这种样子来写,这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此外,还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或者说有着特殊的社会原因。赵宋王朝建国以后,为了巩固皇室的宝座,鼓励、倡导大臣们去追逐个人享乐,“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于是,上行而下效,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纵情声色、歌舞享乐的风气。而词作正是人们在筵席欢娱之时要听的歌词,适应这种背景与需要,词作的内容自然是要歌咏女性、写男欢女爱了。所以,夏承焘先生论词绝句称“陈桥驿下有词源”①,实是慧眼独具的不易之论。
北宋中期以后,由于苏轼等人的努力,从题材方面讲,词逐渐摆脱了“艳科”的藩篱,不再以女性为最主要的吟咏对象,不再以描写男欢女爱为近乎唯一的题材,不过,描写男女恋情、离思别怨的作品依然源源不断,依旧是主流题材之一,只是格调上不再像以前那样绮靡香艳,而且在宋代文学作品中,此类内容主要在词作中表现(较少在诗、更少在文中表现)。这是因为,两性相悦乃是人的本能,离思别怨乃是人之常情,而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承平时期一哪怕是表面上的承平)人们总是追求一种享乐的生活,需要吟咏男女之情。而这种题材之所以主要在词体中来表现,则不能不说是因为唐五代文人留给后人的传统,即“诗庄词媚”、“诗言志,词缘情”的传统。因而,不仅一些“婉约”词人在作品中大写特写离情别怨;“豪放”词人如苏东坡,词集中也多有此类内容,连普通寻常的杨花在他的笔下也成了一个多情善感的思妇,那么缱绻,那么缠绵(《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即使英雄词人辛稼轩,其《祝英台近·晚春》等篇什又是何等的旖旎缠绵,何等的儿女情长! 这实在不能不说是词的传统所致。
这种传统的影响,甚至在词逐渐被文人“雅化”之后,一些并不“雅”的内容也并未绝迹。如有些作品专写女人的某种娇慵之态甚至女性的某一部位或肢体,这当然是直接沿袭了温庭筠等人专以女性为描绘对象的传统。温庭筠的词作中如“鬓云欲度香腮雪”这样的句子早已广泛流播,流风所及,不仅北宋如欧阳修、柳永、周邦彦等人有类似的篇章或词句;一直到南宋,还有如刘过两首《沁园春》专咏美人足、美人指甲,曾被许多人称为“工丽”(张炎《词源》卷下)、“纤丽可爱”(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五)、“可谓细腻风光”(叶申乡《本事词》卷下),实则其写作技艺虽然细腻精致,而从内容方面讲却充满了低级趣味,实是“词中最下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1)。
唐五代词中,有一类题材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却为后世开了一个传统,这就是隐逸词。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描绘了一幅由流水、桃花、白鹭、鳜鱼等意象组成的优美意境,勾勒出一位“青箬笠,绿蓑衣”的隐者悠悠然的形象,深得文人之喜爱,遂开后世山水隐逸一派。西蜀词人李珣、孙光宪等都有同类题材的作品。在宋代,朱敦儒、向子、苏庠、杨无咎、周紫芝等人都曾写了数量不少的隐逸词,虽然其意境始终不如《渔歌子》之纯净优美,但事实上是形成了一个前后承继的隐逸词的传统。
宋代的词人接受、继承了唐五代词,但又有革新,有创造,有发展。其实这些革新创造有许多也都能在唐五代词中找到源头。如农村词,苏轼徐州任上所写的5首《浣溪纱》曾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注意,有论者高度评价苏轼对此题材的 “创新”、“开拓”之功。至后世,稼轩等人更是写了大量的农村题材的词作,清新优美,淳朴自然,令人叹赏。其实早在晚唐五代,此类题材就有人写了。如孙光宪,他的《风流子》(茅舍槿篱溪曲),其意象,其情景,其意境,其风致,与苏轼徐州所写的《浣溪纱》何其相似! 我们不能不说这其间有着影响与继承的关系。再如边塞题材的作品,唐五代词人如戴叔伦《调笑令》(边草)、韦应物《调笑》(胡马)、牛峤《定西蕃》(紫塞月明千里)、孙光宪《定西蕃》(鸡禄山前游骑)等,都较早地赋予了词体一种广阔的背景以及刚劲豪迈之气。到了宋代,寇准的《阳关引》(塞草烟光阔)、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比较早地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注入了新的内容,此后众多的爱国豪放词更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甚至在我们平日不甚经意的方面,其实也有着对唐五代词的继承。试看这样一首词:“乘彩舫,过莲塘,棹歌惊起睡鸳鸯。游女带香偎伴笑,争窈窕,竞折团荷遮晚照。”这是花间词人李珣写的一首《南乡子》。我们在李清照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等作品中,不是能很清楚地看到它的影子么?
(二)风格
就风格而言,温庭筠词的风格公认的是“秾艳香软”①。而以他为领袖和代表的“花间词人”则实实在在地开辟了所谓“词为艳科”、“诗庄词媚”的先河。之后五代其他一些有典型意义的代表词人如冯延巳、李煜等,虽然其词风并不相同,但有几个共同点,就是:香艳、柔婉、感伤,亦不乏疏淡之作(如韦庄)。
与题材内容方面的承传一样,北宋初期的词坛,也基本上是承传了晚唐五代柔、软、婉的词风,所不同的是,词人们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向“雅”的方面发展。代表性词人如晏殊、欧阳修,其作品或珠圆玉润,或蕴藉深婉,或清新雅丽,总之,格调是背离“香艳”而趋于文雅了。这固然是因为他们饱读诗书,身居高位(或为政坛领袖,或为文坛盟主),因而在创作观念上有意识地避艳俗而尚文雅,晏殊对柳永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张舜民《画墁录》),就是明证。
然而,北宋词人们毕竟身处歌舞享乐、“浅斟低唱”的社会氛围之中,面对的是日趋繁荣的都市生活,再加之他们作品的内容多写男女恋情,创作环境也多在酒席宴会的场合,这就使其作品总是无法摆脱软绵绵的格调。晏殊的许多词句,往往难免有点“香艳”之嫌;即使他的名作如《清平乐》(金风细细)、《踏莎行》(小径红稀)等篇,也总是在温润深婉之中给人一种旖旎柔软的感觉。至于欧阳修,与其词作内容雅俗并存的情况相对应,许多作品充盈着浓郁的香艳的色彩,如《惜芳时》(困倚兰台翠云亸)《临江仙》(柳外轻雷池上雨)《醉蓬莱》(见羞容敛翠)诸篇,其俗其艳,比之柳七,毫不逊色。
与晏、欧相对的柳永,更是俗词的代表。他的许多作品,如为晏殊所讥讽的《定风波》(自春来)之类,自是“香艳”的代表,其他许多词作,也不离“柔”、“软”的路子。
稍后,小令圣手晏几道的词作则是凄迷感伤,深婉之至。从风格上说,亦不出这一范围。
苏轼之后,词的内容、写法、风格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就主流风格而言,雅化的趋势越来越占上风,但仍然不离柔、软、婉的路子。不唯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吴文英等人如此,就连“豪放”如东坡、稼轩、龙川、龙洲等人,其词集中也多是(甚至大都是)柔婉的作品,间或亦有“香艳”之作。在苏轼时代,他就亲口责备秦观“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并举出了“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的例证。而终宋之世,此类作品,不时出现,终未绝迹,恰如一缕不散的幽魂。
从更广的视野看,“雅”本身也属于柔婉一路,无论是骚雅还是醇雅,都是与粗豪相对立的,也就是说,宋词始终是拒粗豪而趋柔婉的。这不能不说是对唐五代之传统风格的继承与延续。
注释
① 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① 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而只比温庭筠晚生几十年的孙光宪在其《北梦琐言》中也早就指出温词的特点是“香而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