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心学·明代性灵文学思想与心学关系的研究·公安派及其性灵说与阳明心学之关系

明代文学与心学·明代性灵文学思想与心学关系的研究·公安派及其性灵说与阳明心学之关系

公安派是明代后期受心学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之一,而他们受心学影响的途径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受李贽的影响。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状》中的一段话是经常被学者们所引用的:“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言语,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所以刘大杰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指出,袁宏道“师事李贽,推崇徐渭,在诗文创作和思想上很蒙受他们的影响”。但李贽影响公安派的途径与内容具体如何,仍须做出详细的考察。公安派开始受李贽影响主要是在万历十八至二十一年(1591—1994)在武昌、麻城对李贽的数次访学,对此吴兆路《中国性灵文学思想研究》第四章、钟林斌《公安派研究》第二章、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第五章、陈书录《明代诗文的演变》第六章等均曾论及。只是访学次数与地点存有争议,陈书录认为是三次,第一次是公安郊野;而左东岭则认为是四次,地点只有麻城与武昌。至于影响的内容,钟林斌曾概括为四方面:“一、敢于破除思想权威和世俗成见束缚的独立思考精神;二、反对义理障‘童心’,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文艺观;三、‘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童心常存,无时不文,无人不文的文学发展观;四、以佛补儒的人生观。”其实这些方面的影响不仅是前期几次访学的结果,而是长期影响的全部。根据实际情形,前几次他们之间所谈内容主要是禅学化了的阳明心学,主要目的是为了达到心灵之解脱,同时兼及对文艺之看法。宋克夫、韩晓认为:“李贽之外,袁宏道与泰州学派的管志道、潘士藻、陶望龄、焦竑等人也有较为密切的交往。”然后对他们之间各自的交游情况进行了具体的考察。所以又有人说“公安三袁的思想,显然受了当时的‘王学左派’的影响”。陈书录则引用宗道与宏道的两封书信以证明公安派与唐宋派亦有前后的继承关系,并认为“公安派在文学批评中,还借鉴了唐宋派所用的某些理论范畴或术语”,并列表以示意。韩经太则从心学与文学思潮演变的过程中来论述公安派与心学之间的关系,认为“袁宏道实质上是在以游戏的快感来阐扬着王守仁的‘良知’和李贽的‘童心’”。尽管公安派所受心学影响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在晚明王学著作遍地流行,心学弟子讲学成风的环境中,则作家学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更不易完全梳理清楚,但就与公安派关系之密切与对其影响内涵之丰富而言,仍以李贽为首选。最能体现袁宏道成熟的学术思想与心学精神的,是其《德山麈谈》与《珊瑚林》中的谈学内容。

性灵说是公安派文学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心学影响的直接产物,因而也成为学者们探讨心学与明代文学思想关系的重要论题。学术界追溯性灵说源头时,一般均将其定为南北朝的文论,但直接影响则归于明代心学。成复旺等人将此点表述得很明确:“与其说袁宏道的‘性灵’说是前人以‘性灵’论诗的发展,不如说是王学左派自信本心、真性流行、不循格套、不涉安排的思想在文学创作上的贯彻。”不过学术界对影响源头的侧重面认识不太一致,有人更重视哲学方面的影响,如萧华荣说:性灵说“是心学术语‘良知’向诗学的转化,是哲学概念向审美概念的转化。它在固有的‘性情’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活泼、飞动、灵明的意味”。有人则更关注文学界的影响,如吴兆路认为:“袁宏道‘独抒性灵’的主张,与唐顺之‘直写胸臆’的‘本色论’有某些相通之处,又与汤显祖的‘至情’论有着精神上的联系,更直接受到李贽‘童心说’的影响。”有人则强调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影响,如黄清泉说:“袁宏道的‘性灵’说,是以李贽的《童心说》为哲学基础,在文学思想上又通向汤显祖的‘情至’说、‘灵气’说,和冯梦龙的‘情教’说。”陈文新说:“从哲学渊源上看,‘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与王学左派和李贽的缘分极深。”“从诗学渊源上看,‘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与徐渭、汤显祖等人缘分极深。”近几年来,学界对公安派与心学关系的研究已经从外部的交游与文字对比转向了学理性的内部研究。如周群在《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第八章专设《王学与“性灵说”》一节,指出:“首先,宏道从阳明及其后学形成的独特学脉中悟到了随缘自在的思想气息,并为其高扬文学革新的旗帜提供了思想基础。”“其次,袁宏道的‘性灵说’是受到阳明及其后学的心性理论的沾溉而形成的。”(第227、228页)尤其是指出了受王门后学道德色彩较为淡化后的“昭明灵觉”良知说的影响。随后,又列《“童心说”与“性灵说”》一节以论与李贽之关系,认为二者在“抒写一己之真情”与“尚趣绌理”两方面是一致的。黄卓越则结合佛学理论来辨析性灵说与心学之关系,认为王阳明称良知为“虚明灵觉”已近于性灵的特征,在王门后学中又形成了描绘良知的灵知、灵明、灵性等性质相近的一组概念。“更重要的是,在王畿那里,这一概念家族进而获得了其神机妙用、盎然天成、生息不止、种种无碍的灵动性和自然性,这也是后来性灵说表达其发用形态时所得以依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如果说‘灵性’还限于静态本体,而‘性灵’则明显偏于动态发用”。左东岭在《从良知到性灵——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演变》(《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 一文中认为:“在公安与阳明心学的关系中,其实存在着并不相同的两个侧面:一是顺延性的,即从阳明心学原来哲学的良知观念发展为审美的文学观念,此可称之为踵事增华;二是变异性的,即对其原来的儒家伦理内涵进行了扬弃与改造,此可称之为旁枝异响。”然后文章分三个方面对由良知到性灵说的演变进行了学理性的考察: 一是从良知虚明到审美超越;二是从良知灵明到自心灵慧;三是从自然童心到自然表现。应该说这些研究均已达到一定的学术深度,但仍远没有达到充分的程度。如阳明心学与性灵说在文学发生论、文学创作论、文学表现论及文学功能论之间到底存在着何种联系与不同,从而又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等等,都须进一步做出深入的研究。

近来在日本发现了袁宏道的论学谈禅著作 《坛经节录》《金屑编》与《珊瑚林》,为研究袁宏道的心学思想及其与阳明心学的关系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新资料。

注释

② 袁中道著、钱伯城校《珂雪斋集》第7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③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924页,1982年新版。① 钟林斌《公安派研究》第48页,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② 宋克夫、韩晓《心学与文学论稿》第18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③ 孟宪明《“王学左派”与公安三袁的反复古主义文学观》,收入张国光、黄清泉编《晚明文学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④ 陈书录《明代诗文的演变》第366页。⑤ 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第259页。① 成复旺、蔡锺翔、黄保真《中国文学理论史》第256页。② 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第28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③ 吴兆路《中国性灵文学思想研究》第95页,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④ 黄清泉《略论“性灵”说与明中后期文化思潮》,收入张国光、黄清泉编《晚明文学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⑤ 陈文新《明代诗学》第183、第18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① 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第132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