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经学·儒家经典与文学·《尚书》
《尚书》原本称《书》，在流传过程中，因其中收录上古之书，故称《尚书》。这是一部记言体散文选集。从文献产生的时代来说，它收录虞、夏、商、周四代一些重要典籍，最晚的一篇为春秋时代秦穆公所作的《秦誓》。从这些文献的体例来看，其中的文章可分为六类：典，即典册，如《尧典》;谟，即谋，商讨，如《皋陶谟》;训，训诫，如《伊训》《无逸》;诰，告谕，告诫，如《洛诰》《康诰》;誓，誓辞，如《汤誓》《牧誓》《秦誓》;命，策命，政令，如《顾命》《文侯之命》。
这些文献历经四代，时间跨度很大，便有一个选目、编纂、整理的过程。《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①。《汉书·艺文志》亦云：“《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①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如下几个问题：其一，孔子是这部散文选集的编纂者，因此，这部书自然就具有了经典性意义;其二，“追迹”、“断”与“讫”等记载，意在说明圣人筛选、整理之功，说明四代流传下来文献数量之多，也说明经过编纂的选集篇目有“百篇”，也超过流传本的篇数;其三，孔子为这些文章作“序”或“序《书传》”，表明孔子对这些文献做出最早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阐释。从《史记》对夏、商、周的历史记载看，司马迁充分采用了《尚书》中的资料，这一点已经为商代考古发现所印证。《汉书·儒林传》云：“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孔安国，西汉谏大夫，家藏古文《尚书》)。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②
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文化灾难中，《尚书》居其首。但是，一些视文化典籍如同自己生命的士人、儒生想方设法保护这些文献。秦博士齐人伏生将《尚书》藏在夹壁墙中，到汉初天下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③。汉代还发现一些秦以前的《尚书》写本。其中著名的有孔子后人家传的古文写本：汉鲁恭王拆毁孔子宅时，在墙壁中发现一些古书，其中就有《尚书》。伏生所传授的《尚书》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字体写成，称为《今文尚书》。其他如孔氏家传的或孔子壁中书，因是用秦以前的古文字写成，称为《古文尚书》。《今文尚书》仅有29篇，而《古文尚书》多出十余篇。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夏、商、周历史的记述，就来自孔安国所传授的《古文尚书》④。
然而，现在流传最广的版本，是《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正义》本。这既不是伏生所传授的《今文尚书》，也不是上述汉代发现的《古文尚书》，而是东晋梅赜以后流传于世的伪古文《尚书》。这部书自宋代起不断有人提出疑问，至清代阎若璩逐一揭露其作伪之证据，遂使伪古文《尚书》成为经学史上的铁案①。但是，在《十三经注疏》本的伪古文《尚书》中保存了伏生的《今文尚书》，只不过将原有的29篇分成33篇，此外伪造了25篇。现在研究《尚书》，主要是研究源于汉代今文经学派的29篇文献②。
这些文献依时代划分如下：
《虞书》2篇：《尧典》《皋陶谟》;
《夏书》2篇：《禹贡》《甘誓》;
《商书》5篇：《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周书》20篇：《泰誓》《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
《虞书》中的两篇记述了尧舜的一些重大决策和国家治理方面的大事，如定历法、荐贤才、尧舜政权代嬗、政务分工和人才的任用，记录了皋陶和禹在治理国家方面的重要言论。
现存的两篇《夏书》内容相去甚远。《禹贡》记载九州的划分，重要山脉、河流水系及各地所应献纳的贡赋。《甘誓》则是夏人伐有扈氏，大战于甘，夏启在战前作的演说。
《商书》中的5篇是商王朝不同时期大事的记录。《汤誓》作于夏商易代之际，是汤伐夏桀的战前动员。《盘庚》记录了商中兴之主盘庚率众迁徙于殷的三次讲话。《高宗肜日》记述祖己对武丁(高宗)的进谏。《西伯戡黎》和《微子》记述殷商末年部分贤臣对朝政日坏的忧虑。
《周书》的篇目、内容远多于前二代。《泰誓》《牧誓》二篇为武王伐纣的誓师词。《洪范》记述武王克商之后，访问箕子，问以天道，箕子告以《洪范》，阐述天道大法的基本原则。《金縢》记载武王病，周公祝祷，愿身代武王受神的惩罚，并记载成王发现这篇祝祷的经过。《尚书》中现存一些篇章为周公所作。《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君奭》《立政》是周公摄政时期所作。《召诰》《洛诰》《多士》《无逸》是周公返政成王之初所作①。成王作《多方》②。太子钊初立，作《顾命》③。《费誓》为西周时鲁公伐徐夷所作④。周穆王之相甫侯作《吕(甫)刑》⑤。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方伯，作《文侯之命》。秦穆公作《秦誓》⑥。
《尚书》所收录的文献都是当时最精辟的言论或政令，也有一些篇章记述了重大事件中的人及其言行。尤其以周公所作一组文献，内容深邃，语言简练而又善于表现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的心灵。
注释
① 见《史记》卷四七第1935—1936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①② 分别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三○、卷八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③ 《汉书·儒林传》王先谦补注本卷八八。④ 参见《汉书·艺文志》王先谦补注本卷三○,《汉书·儒林传》王先谦补注本卷八八。① 参见刘起《尚书源流及传本》,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② 伏生29篇中原有《康王之诰》,孝武时发现《太(泰)誓》,为应合29篇之数,东汉学者将《康王之诰》合于《顾命》,而有《太誓》。参见陈梦家《尚书通论》第53—7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① 参见《史记·周本纪》《史记·鲁世家》、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至二一。②③ 分别参见《史记·周本纪》、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三、卷二五。④ 参见《史记·鲁世家》、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六。⑤⑥ 分别参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七、卷二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