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的内容·明代文学批评·明代的诗歌批评·诗“贵情思而轻事实”
诗“贵情思而轻事实”这一著名论断由茶陵派领袖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首次提出。以“情思”取代情感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因为，“情思”不仅包含情感，它同时还注重感觉和音乐效果。这一论断表明，单纯的抒情原则远不足以概括中国诗学对诗的本质的认定。明代诗学对“诗史”概念的辨证，对“真诗在民间”这一表述的认可，都是同一命题的深化和展开。
明人对“诗史”概念的辨证，主要是围绕杜甫诗进行的。何景明《明月篇序》对杜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据何景明说，他早年读杜甫的七言诗，“爱其陈事切实，布辞沉着”，认定杜甫为长篇圣手。后来读汉魏古诗及初唐四杰的诗，才体会出杜诗并非古诗的正宗。在何景明看来，“博涉世故”、多叙时事的杜诗，其实是侵入了另一文体的畛域，少比、兴，多赋体，这样一种路数背离了《风》诗传统。稍晚于何景明的王廷相亦有相近的看法。他在《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中提出“意象”的概念，批评杜甫《北征》、韩愈《南山》等诗“漫敷繁叙，填事委实”，仍是为了强调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审美特征。
对“诗史”概念辨证尤力的是李东阳的弟子杨慎。《升庵诗话》卷一一《诗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一，杨慎不满于“诗史”之说，旨在反对过多地将诗与政治、国运的盛衰联系在一起。当然不是说社会生活内容不重要，而是说社会生活只是整个美感经验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艺术化的表达，是谈不上吸引读者的，能否称为诗还是一个疑问。其二，杨慎不满于“诗史”之说，旨在对杜甫“以文为诗”的某些做法提出批评，以期引起世人的警醒。其三，杨慎不满于“诗史”之说，旨在反对涉理路、落言筌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宋代臻于极盛。杨慎评“诗史”之说而落脚于“宋人”，其理论的针对性是不难把握的。
前七子领袖李梦阳提出“真诗乃在民间”，包含了多方面的意蕴。首先，“真诗乃在民间”的理论前提是诗、乐一体说。其《诗集自序》对“真”的定义是：“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辨也。”人的言辞是可以作伪的，不能成为我们了解一个人的基本依据，只有声音才真正是心灵的表征。李梦阳对此深有体会，他的《杜公诗序》就是讨论这一命题的精彩篇章。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有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李梦阳同意元好问的见解，所以才毫不含糊地说：“端言者未必端思，健言者未必健气，隐言者未必隐情。”他进而指出“诗者非独言者也”，诗还有其他重要的部分，如声调、气脉、情思，即“声”、“律”、“调”、“气”，而这些都是无法作伪的。正是从这样一个角度立论，李梦阳依然认同“诗者人之鉴”的说法。其二，这一命题含有扬《风》诗而抑《雅》《颂》的意味。扬《国风》而抑《雅》《颂》，同时也是为了尊唐抑宋，因为唐诗与《国风》一脉相承，而宋诗与《雅》《颂》遥相呼应。《风》是民间的歌谣，其宗旨在抒情，故多用比、兴手法，只要感情表达到位就成，不必讲多余的道理，或铺叙多余的场景。《雅》《颂》则是用于典礼的应制之作，多铺陈和议论，目的是把某种意思说明白，或者是把某种仪式事件交代清楚。从这种区别我们可以明白，李梦阳注重《风》诗而撇开《雅》《颂》，旨在突出抒情的重要性，他不希望一个诗人对叙事说理倾注太多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