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一般认为他在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生于龙门。依据《太史公自序》的唐代张守节《正义》：“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往上推41年，则是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赞同此说。据《括地志》云：“龙门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其山更黄河，夏禹所凿者也。龙门山在夏阳县，迁即汉夏阳县人也，至唐改曰韩城县。”但也有人说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与前说相差10岁。此说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司马迁任太史令时，“年二十八”，也就是说，公元前108年（武帝元封三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27年，即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应为司马迁生年。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依年“二十八”应是年“三十八”之误。

司马迁家学渊源，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的太史令。司马谈崇尚道家，曾以黄老学说为主，写成《论六家之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道德等各家学说进行过批判和总结。这种家学传统，对司马迁影响很大。司马迁青少年时，向当时的古文学家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向今文学家董仲舒学过《春秋》公羊学，涉猎广泛，积累深厚，长于天文历法、史学、文学等各家学说。《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述了司马谈对司马迁的临终告诫：“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司马迁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汉武帝元封三年），正式继任父职，成为汉武帝的太史令，时年38岁。这样，他便有机会阅读宫廷中大量的文献典籍。与此同时，在司马迁的主持下，于元鼎元年（前116年）冬制成新历——《太初历》。同年，司马迁开始撰写巨著——《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事进行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下狱受了宫刑。汉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49岁，出狱任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发愤著《史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作《报任安书》，完成《史记》。《报任安书》云：“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司马迁死于何时、死因如何？很难确知。一般认为大约死于公元前90年（汉武帝征和三年），终年56岁。但也有不同观点，如裴骃《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郭沫若《关于司马迁的死》：“下狱死事，必世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谅不能无中生有。”

《汉书·司马迁传》讲到，“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至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史记·太史公自序》讲，“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约526500字。《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时代的史事，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这种体例被历代史家所沿用，总体不变，只是例目有所增减，或例目的名称稍有不同而已。这样，纪传体便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史学体例之一。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赞《史记》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清代史学家赵翼《廿二史札记》称：“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史记》言辞与叙事完美结合，被鲁迅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初成时书名未定，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时，名为《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称其为《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东汉桓、灵之际，始名《史记》。《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太史公自序》概论全书如下：“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全书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大类：本纪12篇，记载帝王政迹、叙述朝代兴亡及政治演变大势；表10篇，列举历史发展中的人物梗概，是纪和传的桥梁、补充；书8篇，侧重探讨典章制度的演变，并指陈时政；世家30篇，侧重表彰对促进历史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做出贡献的诸侯和个人；列传70篇，侧重记载不同时期各类代表人物的活动，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记述司马氏的渊源和司马迁父子生平经历、编写《史记》的前因后果，是了解《史记》和司马迁的重要资料。

后世续写《史记》，或为之作注者，代不乏人，其中以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的广征博引、订定文字为胜，唐开元中司马贞《史记索隐》以探幽发微、订正史实、说解详密为著，张守节《史记正义》则以详于地理沿革见长，合称“史记三家注”，历史上影响最大。北宋以后，在《史记》的正文之下，都附有以上三家的注文。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述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近代以来，学者重视结合考古资料考证《史记》，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可信，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还有陈直的《史记新证》，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都是考古与文献互证取得重要成就的代表。

《史记》流传于世的版本众多，篇章差别也较大，其中多篇为后世补入。东汉班固父子认为，该书最初有10篇缺失，有录无书。唐代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云：“至宣帝时，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录而已。”

现在看到的《史记》全本一般都认为是褚少孙补作或选取其他史料替代的。三国魏人张晏著《汉书音释》40卷，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解释“十篇缺”之语，指出了亡佚的篇名，并说汉代元、成二帝之间褚先生补其中4篇。《史记集解》裴骃引《汉书注》张晏语：“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已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阙，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唐代张守节《正义》认为褚少孙补了10篇，清代史学家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则专写了《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篇》。司马贞在《史记索隐》案语中说：“景纪取班书补之，武纪专取封禅书，礼书取荀卿礼论，乐取礼乐记，兵书亡，不补，略述律而言兵，遂分历述以次之。三王世家空取其策文以辑此篇，何率略且重，非当也。日者不能记诸国之同异，而论司马季主。龟策直太卜所得占龟兆杂说，而无笔削之功，何芜鄙也。”指出补作或替代篇章的资料来源，并认为这些不能与司马迁的成就匹配。但也有学者考证这段案语不尽属实。

另外，《三国志·王肃传》：“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可见，曹魏明亲时《史记》景、武本纪仍然残缺。现存景、武本纪，赵翼《廿二史札记》以为武帝纪与《太史公自序》自序相违，是褚少孙所补，“系全取封禅书下半篇所叙武帝事”，仅侈陈封禅一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