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先秦历史散文·《尚书》和《逸周书》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后世又称《书经》，为儒家五经之一，是上古历史文献集。包括帝王谈话、训示、政府文告、誓词、命令以及法令草案、地理规划等等。以王公大臣为中心，以政治为内容，记言为主，记事为次。在《尚书》流传过程中，有古文与今文，真与伪，分与合等复杂问题。今传本《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共58篇，经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人的考辨，确认其中25篇属于东晋人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为魏晋人伪作，其余33篇属于汉人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可以相信为先秦古籍。这33篇中，《虞书》2篇、《夏书》2篇，是东周学者根据传闻写成，并非虞舜、夏禹时代之书。《商书》5篇，可以确认其中最早是作于殷商中期的《盘庚》篇。《周书》19篇，最晚的《秦誓》，作者是春秋初期的秦穆公。其他各篇作者，多数是史官，少数是王公大臣或学者。

《尚书》已是成熟的散文，不再是萌芽或雏形。主要特征有三：

一、不再是片断，而是长篇大论。每篇字数，少则百余，多则上千，有头有尾，有中心，有层次，结构完整，大致奠定了后代议论散文的体制。

二、采用了一些文学手段和修辞手法。如想象、夸张、形容、渲染、比喻、引证、铺陈、对比、押韵、炼句等等。具有相当强的文字表现能力，注入一定的感情色彩。

三、其题目已显示文体的区别。全书标题有典、谟、训、诰、誓、命等，是后世某些公文的始基。

下面略举数篇，稍加分析。

《商书·盘庚》篇，记商王盘庚打算迁都，为了说服反对派而对他们进行训示。文中运用一系列比喻，有的后来浓缩为成语，如“有条不紊”、“星火燎原”，至今沿用。从文章开头看，当是盘庚口述、史官记录而成。

《周书·无逸》篇，为周公告诫成王之辞，劝成王勤劳政事，勿贪图安逸。文中引用殷中宗、高宗、祖甲、周太王、文王、武王等正面典范以及殷纣王等反面事例，列举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加以对照，劝戒成王不可“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指农民)之劳，唯耽乐之是从”。全文以史为鉴，引古喻今，生动形象，层次分明，首尾连贯，感情强烈，可能出自周公本人之手。

《周书·金縢》篇是《尚书》中唯一一篇有曲折情节和完整故事的记叙文。文章说：武王得病，周公愿代武王死，武王病愈，周公也没有死。后来成王即位，周公摄政，管叔等挑拨，说周公要篡位。成王便对他产生怀疑，周公乃避居于东二年，竟出现天灾。为祭天禳灾，成王打开资料柜，发现当年周公请代武王死之史料，于是把周公接回来。故事叙述完整生动，情节跌宕有味，人物心理及个性皆鲜明突出。虽有想象夸张但不失实，纯然记事而不说理。可能是巫史事后追记，从语言看，当作于西周末或东周初。

《尚书》有少数文章用韵语。如《洪范》之九畴第五：“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好作，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句子整齐，声韵铿锵，颇似后世“赞颂”之文。

从文字技巧看，《尚书》至少有两点值得深入研究。第一、《尚书》部分文章与甲骨卜辞、殷商铭文大致同时，为何后者稚拙零碎，前者熟练完整?原因可能与记录工具和方式有关。在甲骨和钟鼎上铸刻文辞很不容易，不可能太长。《尚书》最初是用手写在简策上，战国后期再录于绢帛，所以容量较大。第二、《周书》中的《文侯之命》《费誓》《秦誓》三文与《国语》《左传》《论语》相比，时代相距不过一二百年，语言风格却明显不同。《周书》用词古奥，造句艰涩，迥异于《国语》等书之明白平畅。为什么会这样?也许前者是官方文书，用的是当时的“文言文”;而后者是民间著作，用的是当时的“白话文”，或者是用“白话文”改写原先的“文言文”，有如《史记》之改写《尚书》。

《逸周书》又称《汲冢周书》，是一部记述整个周代历史、政治、哲学、军事、经济和科技资料的文献集。其中最早的作于西周初年，最晚的作于战国末期，个别篇章可能定稿于汉初。今本59篇，内容比《尚书》广泛而芜杂。大多数是议论文，比较简短，每篇通常数百字，最短的七十余字。有些文章语言风格像《尚书》，也有的接近《国语》甚至战国散文。反映出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①。其中最具文学性和故事性的是《太子晋》。此文语言平易，表情达意委婉含蓄，有时用韵语。人物个性分明，情节夸张多趣，比《尚书》之《金縢》篇更像民间传说;而问对用韵，入席赋诗的写法很像《穆天子传》之会西王母。《克殷》篇记成王克殷，纣王自杀，而后即位，释囚，放赈，班师，首尾完整，场景如画，比《尚书》之《牧誓》具体得多。《王会》篇记各国向周天子朝贡，人物和贡品光怪陆离，不少出于想象或传说，与《尚书·顾命》之实录，性质大不相同。有的写神异动物，半人半兽，颇类《山海经》。

注释

① 参见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中的《逸周书与先秦文学》部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