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艺术·宋代音乐舞蹈艺术与文学·宋代文学中的乐舞描写
音乐除了直接促进词的发展和兴盛外,还给文学家带来灵感,激发他们创作的冲动,因此乐舞本身常成为文学家表现的对象,成为作品的题材和主题。这在词中表现得最频繁而典型。宋词有相当多的作品产生于歌筵舞席之上,面对优美的乐舞,词人心醉目迷,发为歌吟,常常把乐舞以及表演者的姿容才艺写进词中,因而这方面的描写也就成为宋词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晏殊的《木兰花》:
春葱指甲轻拢捻,五彩条垂双袖卷。雪香浓透紫檀槽,胡语急随红玉腕。当头一曲情无限,入破铮琮金凤战。百分芳酒祝长春,再拜敛容抬粉面。
“当头一曲”即大曲的歌头一段,曲调比较舒缓,故“情无限”。“入破”是“曲之繁声处”,这时音乐的节奏加快,弹奏者的手法也变快,致使“金凤战”。词中生动描写了琵琶演奏的场面,同时勾勒出了演奏人的体态情韵。另如柳永的《柳腰轻》:“顾香砌,丝管初调,倚轻风,佩环微颤。乍入霓裳促偏,逞盈盈,渐催檀板,慢垂露袖,急趋莲步,进退奇容千变。”作者用简捷而富有节奏的语言写出在音乐伴奏下轻快的舞姿。余如张先的《天仙子·观舞》《庆春泽·与善歌者》《剪牡丹·舟中闻双琵琶》、苏轼的《诉衷情·琵琶女》、黄庭坚的《忆帝京·赠弹琵琶妓》等等,从题目上一望而知是关于乐舞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对乐舞的描写与对表演者(多半是艺伎)姿色的描绘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乐舞的旋律节奏正是在对表演者姿态的描写中得以展开,而表演者的风姿神韵也是在乐舞的展开中得以呈现。
除了词外,诗歌中也有不少关于乐舞的描写,如欧阳修的《于刘功曹家见杨直讲褒女奴弹琵琶戏作呈圣俞》《李留后家闻筝座上作》、梅尧臣的 《听文都知吹箫诗》《和永叔柘枝歌》《风笛》、苏轼的《宋叔达家听琵琶》《润州甘露寺弹筝》《李委吹笛》等等。与词不同的是,诗不像词那样毫无顾忌地恣意描写乐舞者的声色。描写风流旖旎的场面,诗要有节制一些,常更多侧重在作者主观情志的抒发。
有的作品主要不是描写音乐,音乐只是作为一种背景氛围,出于表现的需要而被提到。这在诗文词中都常常可以看见,如苏轼的《前赤壁赋》,在泛舟赤壁的景物描写之后,紧接着就是一段音乐的描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据考证,吹洞箫者实有其人其事,但是实有其人其事并不一定非要写进文中,作者之所以要在这里加入一段音乐,主要是出于表现的需要。从文章结构来看,这段音乐是由景入情、由乐转哀的自然过渡,对全文来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而这段音乐本身又表现出一种失落感和忧郁感,于是便为赤壁月夜罩上了一层似有若无的感伤气氛。
值得注意的是,宋词中较少写到琴乐,也许这种音乐不适合歌筵舞席,在热闹的宴饮场合较少用到,但在诗中却并不罕见。琴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其音深醇幽雅,在宋代文人雅士和僧道中比较流行。宋人诗中不乏琴乐的描写,如范仲淹的《鸣琴》《听真上人琴歌》、欧阳修的《江上弹琴》《弹琴效贾岛体》、苏舜钦的《演化琴德素高,昔尝供奉先帝,闻予藏宝琴,求而挥弄不忍去,因为作歌以写其意》、苏轼的《舟中听大人弹琴》《听僧昭素琴》等等,都写到琴乐:“忘忧曾扣《易》,思古即援琴。”(范仲淹《鸣琴》)“抱琴舟上弹,栖鸟林中惊。”(欧阳修《江上弹琴》)“风吹仙籁下虚空,满坐沈沈竦毛骨。”(苏舜饮《演化琴……》)“风松瀑布已清绝,更爱玉佩声琅珰。”(苏轼《舟中听大人弹琴》)如果说词中描写的乐舞更多注意官能感受和表演者的姿色容态的话,诗中琴乐的描写则更多注重一种高雅境界的营造和追求,常寄寓一种遗世独立的节操和情怀。诗人有时甚至在琴声中感悟一种哲理,如苏轼的《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诗人由琴而引发哲理的追问:琴声究竟是来自琴还是来自指?也就是说,美究竟存在于客体还是存在于主体?显然,这已涉及对美的本体的思考。
当然,毋庸讳言的是,诗人对琴乐的描写常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一种复雅的倾向,流露出对时俗的针砭。“古人不可见,古人琴可弹,弹为古曲声,如与古人言”(欧阳修《弹琴效贾岛体》)。这种倾向可能和宋代朝廷上关于雅乐的几次大讨论有关,但骨子里却出于诗人对仕宦生涯的厌倦。这种倾向在一些散文和辞赋中也有表现,比如陈襄的《古琴赋》,写古琴的弹奏:“洎乎夕照西沉,苍梧半阴,对明月之千里,上高台之百寻。尔乃豁妙虑,开冲襟,抚玉柱,扬清音……忽然不觉至道之入神,而大化之陶己。”接下去就批评时调,伸张雅乐,“别有宛洛佳客,金张贵侯”,“莫不弄秦声,歌郢曲,吹女娲之笙簧,播子文之丝竹……嗟乎,大道既倾,浇风益行,虽歌吹之沸天,徒管弦之乱人”。这种复雅的情绪在不少文人那里都有表现,特别是在他们仕宦不得意的寂居索寞之时,这种情绪除了表现作者对仕途乃至尘世的厌倦外,同时也表现了对上层贵族享乐生活的批判,表现了作者一种高洁的人格志趣。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他们有时发表复雅的言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别的场合对燕乐新声的喜爱。比如欧阳修,虽然他说“余自少不喜郑卫,独爱琴声”(《欧阳文忠全集》卷六三《三琴记》),但他对时俗的歌舞仍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减字木兰花》《玉楼春》等词中都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流行歌舞的陶醉。正如他们在诗文中可以正襟危坐谈论经国之大道,而在词中却可以放纵声色一样,在不同体裁的文学中他们似乎具有两重人格。
总起来说,宋代音乐艺术与宋代文学的关系至为密切。音乐的繁荣对词体文学的兴盛具有重要作用。音乐舞蹈作为宋人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经常地被作为文学描写的对象。至于表现什么,怎样表现,不同体裁的文学又各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