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内容·宋代文学批评·宋代的古文运动与文论·古文运动与诗文革新精神

一般认为，宋初作家倡导古文，是为了改变五代文体的衰陋之习。这种认识源自宋人。范仲淹在《尹师鲁河南集序》中谈及宋初文章时说：“浸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洎杨大年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辞镂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识，不逐时辈，从穆伯长游，力为古文。而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遽得欧阳永叔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范文正公集》卷六)谢无量在其《中国大文学史》里，节引了范仲淹的这段话后说：“其论最为至当。”据此，他认为宋初为古文者，以柳开为最早，但至欧阳修出来，始卓然为一代宗匠。他说：“唐文学之特质，仅在诗歌，宋文学之特质，则在经学文章之发达。经术至宋一变，学者益究心纯理，故文体往往平正可观。”又说：“宋之文章，约有三变，西昆一派刀笔之文，此就五代文体而少加整切者也;柳、穆、欧、苏之古文，此远宗经子而近希韩、柳，以骋议论，极其体势者也;程朱一派性理之文，则冲容平易，以发挥道义，温厚尔雅为则，而不矜才藻驰骤者也。”^①这么说，北宋庆历以后的古文复兴，实为对承唐末五代旧习而尚声偶之辞的西昆派的一种反动。

持“反动”之说的，还有胡适的《国语文学史》，他站在新文学运动的立场，明确地将宋代古文的兴起称为“运动”，认为是一种文学革命^②。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各类文学史著作，对宋代古文运动均有论列，多数是据史书文苑传或传统学案，述作者履历，节录其作品，中间连缀前人的相关评语而成，但也出现了具有较明确的现代理论意识和文学史观念的成熟之作。如完成于1943年的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论及“宋代的古文运动”时，亦从“西昆体及其反动”谈起，认为西昆体那种典雅富贵的文字，是台阁体的典型，是唐末五代唯美文学的继续。对于西昆派正式加以严厉的攻击和讨伐的是石介的《怪说》，他对西昆派领袖杨亿的攻击是有力的，是革命的;他在文学思想上处处将文学与圣道联系起来，尊经重散，压制和否定纯文学的发展价值。但“宋代道统文学基础由此建立，后来许多思想家对于文学的观念，都是沿着这条路线发展演进而至于凝固”^①。当日与石介取着同一的路线，于文学上鼓吹复古、主张文道合一的思想的，还有柳开、孙复、穆修、尹洙诸人。他们的言论虽难免有繁复之处，归纳起来则不外 “明道”、“致用”、“尊韩”、“重散体”、“反西昆”五点，其重视圣道与实用的意义与价值，是远在艺术价值之上的。

把宋代古文运动与诗风的改革联系起来，看作一个更广泛的诗文革新运动，并说明其成功的原因等，是很有眼光的论断;但将柳开与石介等人放在一起谈，认为他们都是在反对西昆体，这种说法与宋初文学的实际有出入。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不确的说法，恐与《宋史·文苑传》的误导有关。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指出：《宋史·文苑传》里的“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的说法极为不妥。若如此说，“好像柳开、穆修的变古是对杨刘而发，其实大谬，杨亿生于宋太祖开宝七年(974)，柳开生于晋出帝开运末年(约为947，据张景所作行状)，杨亿后柳开约二十年，知柳开的革新变古不是针对杨刘，而是针对杨刘以前的与古相反的文体，就是‘五代体’”^②。宋代的复古运动始于柳开，中间经王禹偁诸人的努力，到欧阳修集大成。唐人的复古止限于文，宋代的复古兼及于诗，“所以结果是唐代的文章并不全同于三代两汉而完成了唐代独特的风格，宋代的诗文也不全同于唐代而完成了宋代的独特的风格”^③。

以“复古”为旗帜的宋代古文运动，实为一场涉及诗风变革的诗文革新运动。所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多把宋代古文运动放在宋初诗文革新的背景下论述，重视当时的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认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发展包括了诗歌革新的内容，也可说成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

注释

① 第十章第一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据中华书局1918年版影印。② 参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上)第73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① 参见《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下卷第53—5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据中华书局1949年版重排。②③ 分别见《中国文学批评史》(下)第6页、第3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