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心学·余论

20世纪以来心学与明代文学关系研究的成就一如上述，当然也存有种种不足。而若使研究进一步深入，则必须克服种种不足。下面略陈其要者以供读者参考。

首先是对心学本身的研究需要更加细致深入。以前学术界过于强调晚明进步思潮的叛逆性质，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与明代中期的思想界对立起来。其实心学本身便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比如说以前学术界往往批评晚明士人的空谈心性，从而导致了文学上的内容贫乏与缺乏力度，并认为这是心学影响的结果。但王阳明当初提出其心学理论时，恰恰是为了挽救政治危机的，只是由于现实政治的黑暗，使这种救世的学说逐渐演变成士人寻求解脱的理论。而且心学既然有救世的初衷，便不可能完全放弃教化的目的，所以以前对泰州学派过于强调其物欲色彩与平民意识，却忽视了它在教化上使儒家学说通俗化的一面;忽视了这一面，便不能很好地理解诸如“情教说”、“世情说”、小说以补六经说等等文学主张。还有心学思潮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以前往往更强调二者的相互支持作用，却经常忽视其相互间的负面影响。如心学越来越趋向享乐与自适的性质，最后甚至发展到避政治而不谈，与城市中日益腐化的风气不无关联。这又牵涉到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如果当时果真产生了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具有进取意识与奋斗精神的资本主义，又何以会只对传统伦理产生破坏作用而缺乏必要的建设性举措? 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进行深入研究，势必会影响对心学性质的认识。

其次是心学与文学内在关联问题。20世纪以来的学术发展，使本论题的研究大体呈现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主要是以唯物与唯心来看待心学的复杂现象，当学术界将心学定性为主观唯心主义体系时，就理所当然地更强调它对文学的负面影响作用。近20年来对心学的研究深入了，认识到了它在明代历史进程中的广泛而复杂的影响，自然也就更关注它对文学影响的复杂性。但更多学者还只是停留在外部种种现象的类比，或者说还只是将心学作为文学发生的背景因素加以介绍，而缺乏二者之间内在关联的研究。我们认为对本论题的研究应该进入第三阶段，那就是对心学与文学进行审美方面的关系研究。一方面，研究心学在哪些层面拥有审美的品格，这些审美的品格又是如何具体渗透到文学领域的;另一方面，心学又在哪些层面不具备审美的品格或者甚至具有与审美对立的性质，这些特性在进入文学领域后又是如何对文学的审美产生负面影响的等等。

第三是要更注意学科交叉性的立体研究。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史哲相关领域的交叉。以前的文学研究在涉及相关领域的知识时，往往是借用那些领域学者们所取得的成果，而较少自己去亲身进行这些研究。当然，了解并吸收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是任何学者都不能忽视的，尤其是在学科划分日益细密的现代学术界，更少不了借用其他领域的成果。但由于心学与文学关系的特殊性质，决定了从事研究的人员必须拥有广博的知识背景与文史哲综合研究的能力。因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很少去留意其研究对象与文学审美的内在关联问题，而这种关联又决非不同领域成果的简单对比，研究者必须对所牵涉的领域均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思考，拥有自己的学术发现与独立见解，才能得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结论。任何借用都不能代替自己的研究，只有自己的研究才可以减少盲从而拥有自身的真实学术判断。比如以前学者谈明代文学的解放思潮必先谈资本主义萌芽，仿佛这是个不证自明的真理，所以不假思索就将其作为论证的前提，可又有谁去认真考察一下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存在，甚至它是不是一个真命题?又如对心学发展阶段的认识，几乎都遵从嵇文甫、李泽厚等所描绘的既定学术范式： 王阳明——左派王学——李卓吾。但有谁认真想过，王畿所持是左派王学吗?王学的发展果真如此简捷明快吗?另外，不同领域的学者即使研究的问题大致相近，但所关注的对象与角度却又是不同的。比如说唐顺之是被黄宗羲列入《明儒学案》的心学人物，但哲学界几乎所有学者都未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文学界要谈唐顺之的心学思想也就无从借鉴，于是对唐顺之“本色论”与唐宋派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一笔糊涂账。可以说，文史哲综合交叉的研究能力是心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基本前提，如果缺乏这种能力，要真正进入此一研究领域是很困难的。二是各文体之间的交叉研究，心学对文学的影响应该说在各种文体间是不平衡的，如果只关注一种文体就有可能忽视了很重要的一些方面。比如汤显祖，他在诗歌上近于六朝之华丽，在戏曲上更注重文采与才情，在散文上则更能显示其心学的意识与政治的关注，而在文学观念上则更强调心之灵气与才气，如果只看到汤氏在戏曲方面的创作特点，就会得出他重爱情自由、反封建礼教的结论，但如果结合其他文体的特征，就会知道他所说的“情”不仅指男女爱情，也兼指用世热情，同时还指生生之仁的生命力。又如冯梦龙在“三言”创作中强调通俗与教化，可在民歌与文言小说领域却又强调“情教”的观念。只承认任何一方均不是冯氏之全部，而将二者结合起来，尤其是用其“情教”观念去研究其婚恋小说，那将会是另外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