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乐府”一词，是白居易提出的。所谓新乐府，就是以新题写时事的一种诗。这是针对长期统治诗坛的“嘲风月、弄花草”的形式主义文风提出的。关于“用新题”的问题。建安以来，文人乐府也间或有写时事的，但多借用古题，使题目与内容不协调，也使反映现实的范围受到限制。新乐府则自创新题，所以又名“新题乐府”。关于“写时事”，建安后也有自创新题的，但内容与时事无关。杜甫虽有既用新题也写时事的，但不是所有新题都写时事，而白居易的五十首《新乐府》全写时事，专门“刺美见(现)事”。关于是否入乐的问题，新乐府不以入乐与否为标准。音乐上“未尝被于声”，只有乐府之名，而文学上则体现了汉乐府精神。“新乐府运动”既是一次恢复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运动，也是一次文学通俗化的运动。“新乐府运动”之所以成就重大，影响深远，首先在于它有一套进步的文学理论作指导。白居易在总结《诗经》以来诗歌创作经验及前人和同时人诗论中的进步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并以其创作实践丰富了理论：

首先，强调诗歌的使命在于“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与元九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读张籍古乐府》)。从而达到“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在《与元九书》中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诗歌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乐府诗序》)，要“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认为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它必须植根于现实。白居易在《策林》六十九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而形于歌诗也。”这就是说诗的产生是由于“事”触动了人的感情的结果。而这种“事”决不是个人小事或“嘲风雪，弄花草”的无聊之事，而是“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的生民国家大事。因此，诗人要“多询时务”，关心政事，主动从现实生活中去吸取创作源泉，才能写出为政治服务的作品来。

其次，阐述了诗歌的特性，强调诗歌的作用和社会功能。《与元九书》)指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騃……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白居易在提出了诗歌的情、言、声、实四要素后，紧接着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由于诗歌有着巨大的感人之“情”，因而“实义”最为重要，应有《诗经》“六义”那种“美刺”精神，并对六朝以来脱离现实的绮靡颓废的文风给予彻底的否定。同时指出，诗歌也要注意“言”与“声”等表现形式，顾及诗歌的艺术性。

再次，从文学的认识意义和教育意义出发，为了发挥诗歌的功能，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形式要为内容服务。主张“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序》)。要“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同上)，“非求宫律高，不为文字奇”(《寄唐生》)，做到语言通俗平易，音节和谐婉转，内容真切感人，很好发挥诗歌功能。

白居易总结和发展了前人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尽管还有某些局限，但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和历史意义。“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参加者们，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新乐府”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批判性。它继承和发扬了《诗经》“风雅比兴”和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战斗性和生命力。公元七五五年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急剧变化。在贞元、元和年间，外族吐藩回纥不断入侵，内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战争频仍，赋税繁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这些现实为“新乐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新乐府”又较深刻地批判了这样的现实。比如白居易的“讽谕诗”就广泛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与荒淫腐朽的本质，提出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具有深厚的同情人民的思想和强烈的斗争力量。

讽谕诗中表现民间疾苦，揭露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代表作品有《观刈麦》、《杜陵叟》、《采地黄者》、《重赋》、《卖炭翁》等名篇。《观刈麦》极写农民麦收季节的辛苦。通过“贫妇人”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当时封建课税的残酷，对广大农民终年劳动而不得温饱的痛苦生活，寄予极大同情。《采地黄者》画出了一幅人瘦马肥图，尖锐地揭露了社会上两个阶级完全不同的生活——穷生的性命不如富家的牛马。《重赋》通过农民冬日无衣穿，官库“缯帛如山积”的对比描写，揭露了封建社会中严重不合理现象。《杜陵叟》描写在天灾迭降的情况下，统治者却“急敛暴征求考课”，迫使农民“典桑卖地纳官租”。对此，诗人愤怒喊出：“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的呼声，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宋人张舜民说：“乐天《新乐府》几乎骂”，确实如此。《卖炭翁》通过一个卖炭老人的故事表现了劳动人民营生的困苦，揭露了唐代宫市制度的罪恶。贫穷劳苦的卖炭老人，在南山伐了薪烧成炭运到京城出卖。他“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希望木炭不跌价，虽然衣服穿得单薄，身上很冷，而“心忧炭践愿天寒”，其目的是为了维持一家人的“身上衣裳口中食”的起码生存条件，但这最低愿望也成了泡影，木炭被“手把文书口称敕”的“黄衣使者白衫儿”掠夺了。作者寓爱憎于叙事之中，对“宫市”制度给予强烈谴责。

讽谕诗中有不少是抨击封建贵族奢侈浮华生活的。《红线毯》一诗，写宣州太守为取得皇帝的宠信，每年都要勒索宣州人民编织的大量丝毯向朝廷进贡。诗人愤怒责问：“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买花》用“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对比，揭露统治者的奢侈豪华生活。《轻肥》、《歌舞》等诗，剖析了当时贵人们肥马轻裘，红烛歌舞生活，以及桌子上的九酝美酒，水陆八珍，是建立在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悲苦和死亡上的。诗人们以匕首般的语言愤怒指出：“是岁江南旱，衢州人吃人”，“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在讽谕诗中，还有不少反映妇女命运的诗，这是难能可贵和值得重视的。作者对封建制度压迫下妇女的不幸遭遇从多方面进行反映，给予无限同情。《井底引银瓶》写一个多情少女为追求婚姻的幸福，勇敢地逃离家庭而委身于自己所爱的男子，她的正当行为为封建礼教所不容，而遭到可怕的非议和迫害。诗人以极大同情对其遭遇鸣不平。在《母别子》中，诗人以强烈不平和无限愤懑抨击了负心男子在得到高官厚禄以后，就抛妻弃子另娶新人，造成母子分离的悲愤现象。《上阳白发人》通过上阳人的悲惨遭遇，反映出在深宫幽闭的岁月里，葬送了无数女子的青春和幸福，揭露了封建宫廷广选妃嫔的残酷与罪恶。在《太行路》中，诗人喊出了“人生莫作妇女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的沉痛凄恻的不平之声。

讽谕诗中还有些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品。《西凉伎》通过老兵的口慨叹：“自从天宝干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风翔。”但是边防将领忘记了他们的职责，沉天“醉坐笑看”西凉伎人表演狮子舞。“遗民断肠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这是什么原因？诗人在《城盐州》诗中揭露了他们的秘密：“相看养寇为身谋，各握强兵固恩泽。”边将们为了保存势力邀宠固权而不惜养寇纵敌。不仅“养寇”，而且把冒死从失地逃回来的爱国者当成“寇”去邀功请赏，真是令人发指。诗人对于正义战争态度是积极的，而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侵略战争却坚决反对。《新丰折臂翁》就鲜明地表现了这点。

白居易的讽谕诗题材广泛，锋芒锐利，象一把把匕首刺向统治集团，把那些丑恶，阴暗的东西都无情地揭示出来了。难怪当时“权豪贵近者”，读后要“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握军要者”，读后要“扼腕”、“切齿”(见《与元九书》昵。

第二个特点是通俗性。“通俗性”是“新乐府”诗人，特别是白居易的独创，所以他们被称为中唐的“通俗诗派”。如前所述，白居易主张“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李肇《国史补》说：“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浅切于白居易。”这“浅切”就是浅显深切，说明它的“通俗”，不同于一般的平庸粗糙，而是经过反复锤炼以后所形成的平易流畅的语言风格。他在《诗解》中曾说：“旧句时时改，令老妪解之……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周了闲《香山诗评》载有：“张文潜以五百金购白居易诗稿本，见其窜改涂乙，几不存一字……”可见其并非信手拈来，而是经过仔细推敲，精心修改的。苏轼说“白俗”，王安石说“白俚”，这似乎是贬抑之词，却正好说明白居易诗歌语言接近人民，也正因为如此，“新乐府”获得普遍、广泛的传播。据《元氏。长庆集》卷五十一记：“白诗在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白氏在《与元九书》中也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王定保《唐摭言》引唐宗室李忱吊白氏诗：“童子解咏《长恨曲》，胡儿能诵《琵琶篇》”。《元氏长庆集》卷五十一记载：“鸡林(新罗国)贾人求市(白诗)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一百金换一篇。”白居易的诗在当时就产生这样大的影响，不但汉民族喜欢，而且少数民族也热爱，不但在国内广为流传，而且流行国外。这除了它现实主义内容之外，其语言的通俗流畅，音韵的和谐优美也是重要原因。正如他自己在《与元九书》中所说：“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人。”白居易，元稹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参加这个运动的还有张籍、王建、李绅等诗人。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移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县)。他青年时代就因战祸而避难越中，过着，“衣食不充，冻馁并至”的贫困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近人民，对他的诗歌创作，一开始就走上现实主义道路关系极大。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白居易的思想带有儒释道三家杂揉的色采，但儒家的“穷则独善将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是他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他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闭适诗，独善之义也”(《与元九书》)。可见，这一思想既支配他政治态度，也支配他创作方向。如果以贬江州为界将其分为前后两期的话，那么其思想前期以“兼济”为主，后期以“独善”为主。前期他“为民请命”，勇敢战斗，愤怒批判，不怕牺牲自己，政治态度十分积极。后期他走上了明哲保身，乐天安命，妥协消极的道路。但“兼济”是他的思想，“独善”只是他的一个无可奈何的退路。他后期虽以游山玩水、参禅、学道、饮酒来解除内心的痛苦，思想比前期退了一步，但并未放弃一切原则。在外任上，仍尽力做些有益于民生的事，如兴修水利等而受到人民爱戴；政治上不与黑暗的官场同流合污，一直保持自己洁白的品格。

白居易是我国文学史上从事诗歌创作很突出的一位诗人。他将他创作的三千多首诗歌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诗四大类。价值最高的是讽谕诗，它是“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的体现，也是现实主义诗论的实践。讽谕诗共一百七十余首(其中《秦中咏》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它主题明确，形象鲜明，具有深厚的同情人民的思想和强烈的斗争力量。

除讽谕诗外，值得提出的是感伤诗中的《长恨歌》和《琵琶行》。这是白居易长篇叙事诗的杰作。

《长恨歌》是白居易早年作品，写明皇误国，贵妃死难的悲剧。诗歌布局谨严，故事曲折，语言优美，形象鲜明。作品可能受了当时传奇文学的影响，加上神仙道士的穿插，丰富奇诡的想象，使故事充满戏剧性的情节和浪漫主义色采。作者一方面对统治者荒淫误国给予强烈的讽刺和批判，同时，通过美化的艺术形象，把宫廷爱情故事写得美丽动人。就歌颂爱情这一点上，由于艺术的感染力量，远远超过了李杨爱情悲剧的本身，而得到人们的喜爱。

《琵琶行》是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时所作，比《长恨歌》更富于现实主义意义。诗歌以琵琶女沦落身世为主题，联系作者在政治上所受的打击，反映了被压迫者的悲惨命运。作者以同情的笔触，把“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而落得“守空船”的琵琶女的生活感情，极生动地描绘了出来，表露了他们之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共同的不幸遭遇和感叹。通过哀怨和激愤的琶琵语，唱出了他们的不幸，唱出了社会的不平。诗歌叙事抒情有机结合，刻划人物深刻生动，比喻新颖精妙，语言优美明快。

白居易讽谕诗以外的三类诗，虽多数能反映社会现实，但也有少数宣扬佛老的消极无为、感叹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消极东西，应该具体分析。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人。他和白居易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人，文学观点基本一致，两人齐名，世称“元白”。元稹有《乐府古题》十九首(和刘猛及李余的)，《新题乐府》十二首(和李绅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生的疾苦和阶级剥削。与《长恨歌》并称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以安禄山事变为背景，作者借宫边老人之口，批判了唐玄宗朝政的黑暗腐朽。诗歌针对当时现实，提出用政治来消灭内乱的主张。元稹还有些小诗也写得含蓄有味。如：“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行宫》)。”前人评论：《长恨歌》一百二十句，读者不厌其长；《行宫诗》才四句，读者不觉其短”，的确是各尽其妙。其讽谕诗不如白居易的尖锐有力。

总之，“新乐府运动”是唐代一次诗歌革新运动。它继承发展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较全面地解决了诗歌的功能、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以及诗歌创作中(诸如内容与形式、语言、音韵等)几个重大的理论和创作问题。在这些理论指导下所创作的“新乐府”，广泛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疾苦，抨击了社会的黑暗，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本质，具有深厚的人民性和斗争力量。它不仅为唐代诗坛增了色，也为中国文学史生了辉，对我国诗歌的发展给予积极健康的影响。白居易、元稹等诗人所创作的大量诗歌，在当时即为广大群众广泛传颂，不少佳作今天仍脍炙人口，是我国文学宝库中一份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