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元文学与社会文化
历史上，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蒙古族建立的元，皆属来自北方草原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但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却不一样。传统一般认为，元代成就最高。近人王国维曾将“元之曲”作为与“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相并列的“一代之文学”，金则无此殊荣，但一般还会提及元好问和董西厢。辽更不行了，除了偶尔有人想到一部扑朔迷离的《焚椒录》以及其中保存的道宗皇后萧观音的一组《回心院》词外，在文学史上几乎成了一片不毛之地。
何以会有这样的区别，抑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呢?对此，历来论者的论述较为少见，且多停留在问题的表层，以致于今天学术界欲稍加深入探讨就必须廓清诸多似是而非的成说。首先，不能归因为享国之长短。如曾有人分析辽代文学时所认定的那样，似乎王朝存续时间愈长，文学成就愈大。按照历史常识，就统治天下的时间来看，辽最长，前后达218年，金次之，119年。元虽自太祖开国迄灭亡有162年，但称元建号不过97年，灭宋统一只有89年，怎么算都不能说是最长。其次，也不能归因于汉化程度，似乎文学成就不高是统治者思想保守，不敢彻底汉化、自甘落后的结果。这不科学，起码不全面。事实上，就对中原正统文化的亲和力而言，元统治者较之辽金两朝倒是更为冷淡、保守，始终未能改变排斥、压制、有限利用等格格不入之态度。这其中原因自然比较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汉化程度深浅与上述三个朝代文学成就高下决非成正比例关系。至于说究竟是什么缘由，则是本文以下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概言之，唯有深入分析文学的载体及其背景——辽金元三代文人状况以及统治者文化政策所导致的客观效果，方能寻得问题之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