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文章辞赋·骈文

骈文 是指通篇为骈偶句或以骈偶句为主的文章。

骈文亦称骈俪、今体、四六等。驾二马谓之骈，引伸之，凡二物相并皆可曰骈。俪之义为偶、两，也是二物相并之义。因此，骈俪，即指文章中的骈偶属对。在中国散文史上，唐以前并无骈、散文体之分，然作为文章的两种不同艺术形式却早已存在。唐代有古文(散文)和今体、四六之说，古文之称始于韩愈，“四六”之称则始于柳宗元。因骈文多用四六句式，故称“四六”，柳宗元所谓“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乞巧文》)，即指骈文。晚唐李商隐在其《樊南甲集序》中，以“古文”和“今体”相对，并以“四六”命其骈文体，可知“今体”亦指骈文。真正称骈俪之文为骈体文的，大约始于清代李兆洛所辑《骈体文钞》一书。

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其主要区别在于是否讲究对偶与韵律。骈文作为一种文体，有其突出特征：一是讲求对偶、即同样结构的词句之两两并列;二是音韵和谐;三是用典使事;四是雕饰辞藻。骈文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它的特征也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骈文究竟产生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大体说来，它脱胎于汉赋，形成于魏晋，全盛于齐梁，中唐以后呈衰微趋势，但余波所及，直至近代。

中国古代文章中的对偶情况，古已有之。中国汉字的单音只义，易于使语句音节整齐，形成对偶，这种情况从《尚书》开始至先秦的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中都有。但这些文章不能称骈文。即以对偶而论，这些作品中的对偶情况，一是数量尚少;二是大多“不劳经营”，并非作家有意为之;三是全无规律。至屈骚问世，颇多排偶之句;汉赋继起，铺张扬厉，崇尚丽词;受其影响，汉代不少文章如贾谊《过秦论》、司马迁《报任安书》等，都用了不少骈语丽词，但这些文章仍不是骈体，这不仅表现在其对偶句还未占主导地位，而且在韵律、用典等方面都远不具备骈体文的特征。这种情况，只能看作是骈文发展的早期现象。

汉末建安(196～220)时期，蔡邕、孔融、曹丕、曹植等人，更加自觉地追求文章的对偶和辞采，如孔融的《论盛孝章书》，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求通亲亲表》等，都表现出明显的骈化倾向。此时之文，虽还时时杂以散句，但无疑是朝骈体文大大迈进了一步。魏正始(240～249)时期的阮籍、嵇康之文，大体上也是行文奇偶相生，散体之中或用韵语。

西晋太康(280～289)年间，诗文的形式主义倾向进一步发展，刘勰所谓“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词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文心雕龙· 情采》)，正概括了这一时期文学偶语日多，辞藻益繁的发展趋向，而这种趋向的代表作家是陆机。陆机(261～303)被认为是骈体文的奠基者，他的《吊魏武帝文》、《豪士赋序》、《叹逝赋序》等，大量用对偶句，议论与抒情结合，是当时骈体文的典型作品。所以说，骈体文至陆机已基本成熟，但其韵律的运用尚不那么自觉，典故的运用还不那么繁密。东晋一代，文坛上骈文盛行，但成绩平平，无甚特色。

到了南期，文章发展的总趋势是由质趋文，更向骈偶化方向发展，文学的地位更加突出，更受统治者重视。南朝宋代，文学开始独立为科，这是中国文学意识更加自觉的重要标志，也是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的重要标志。同时，南朝的帝王及皇室诸王多爱好文学，他们不但重视文学，网罗文士，而且不少人能创作，能评论，已无愧为作者，这样，君臣竞趋，形成了极浓的文学气氛。又由于南朝四代均为腐朽的世族制度，贵族垄断了文学，贵族和依附贵族的帮闲文人成了文学创作的主力军，他们脱离社会现实，不关心国计民生，歌舞宴饮之外，唯以雕章琢句为事，文学作品成为反映他们享乐生活和抒发情怀的工具，大大促进了文章的贵族化。从文学自身来看，由于文学理论的发展，文学的概念日渐明晰，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日渐清楚，重文轻笔倾向越来越明显，作家更自觉地探讨文学的特性和规律。特别是南朝齐武帝永明(483～493)年间“四声八病”的声律说的出现及其在文章写作中的普遍运用，对文章的骈体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南朝宋的颜延之(384～456)长于《庭诰》一类的家诫之文，然最富辞采者，还是《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一类的记叙文和《陶征士诔》这样的抒情之作，这样的沉思、翰藻之作，曾冠绝一时。鲍照(?～466)是南朝宋的骈体文名家，他写了不少骈体应用文，但文学价值不大;其《河清颂》历来受人重视，但这种歌功颂德之作，主要在文字典雅华美;而真正代表其骈文成就的，是《登大雷岸与妹书》。这篇写景之作吸取汉赋铺陈和夸张手法，融情于景，在整齐的骈句中，时杂抒情、议论之散句，辞彩绚丽，文气跌宕，是骈文，而兼有散文之长。此外，其《瓜步山揭文》等亦颇可称道。鲍照的骈文在声律方面尚不如后来骈文严格。

南朝齐代诸帝及诸王多重文，故齐代文士辈出。竟陵王萧子良(460～494)雅好文学，张融、孔稚珪、王俭等著名文人俱集其门，号称“竟陵八友”，名噪一时。其表、启之文，尚较质朴，而其书札如《与郡太守刘景蕤书》等，则对偶讲究，辞藻浮艳。孔稚珪(447～501)是著名的骈文作家，其名作《北山移文》，嘲讽醉心利禄的假名士周顒之流，是相当成熟的骈文，然其文尖刻泼辣，嬉笑调侃，风格独特。他的其他弹劾表章，亦著称一时。王俭(452～489)也是齐初文坛的核心人物，其现存文多是策、命、表、章和仪礼之文。他最富文采的作品是《褚渊碑文》等，辞采富丽，骈四俪六，且以用事为贵、数典为工，开齐、梁骈文以博富为长之风。王俭这类文章的确体现了南朝骈文的本色，不过，他有一部分文章尚有一定内容，有别于后来的华而不实之作。王融(468～494)不但是“四声八病”声律说和永明体诗的创建者之一，也是骈文高手。其《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为当时擅名之作，歌功颂德，不遗余力;骈俪典雅，无以复加，确为典型的应制之文。此外，沈约(441～513)和任昉(460～508)也是齐代文坛颇负名声的人物，他们均以诏诰、文告之类应用文见长，文辞典雅，用事得体，声律谐美，然无甚特色。

南朝梁代“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才秀之士，焕乎云集”(《南史·文学传序》)，故其骈文发展，也达于鼎盛。昭明太子萧统(501～531)之文可称者，是《陶渊明集序》和《陶渊明传》。文章骈散间用，文情并茂。然其对骈文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他所编的《文选》。他大胆地拒经、史、子于选本之外，只选“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之作，将他之前的骈文和形式华美、偏重骈俪之文选入其中，此选本的广为流传，对骈体文之发展繁荣，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梁简文帝萧纲(503～551)不仅是淫丽轻靡的宫体诗的主要倡导者，也是骈体文的重要作家。他明确提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这“放荡”既有通脱不拘之意，亦不无大开声色之意。其文多骈体，也更重辞采，这对骈文的昌盛不无影响。梁元帝萧绎(508～555)也是骈文名家。他在《金楼子·立言》中说，文学作品应该“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特别强调作品要讲究文采、音律和抒情，这无疑对提高文章的骈化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作品也是典型的绮丽风格。刘峻(462～521)也是骈文名家。因其起于寒门，生活多波折，故其文多有现实内容，如其名作《广绝交论》、《辩命论》、《自叙》等，均为愤世嫉俗的慷慨之文，虽用骈俪，但颇有些汉魏风度，与一般世族文人浮华空疏的骈文相比，确实格调不同。庾肩吾(487～551)是宫体诗的创始者之一，其文传世虽不多，却颇能代表当时骈文“弥尚丽靡”的，如其《谢东宫赐宅启》等，四六对偶，十分工整，通篇隶事，雕琢字句，标志着骈体文已经发展到完全成熟的地步。此外，像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吴筠的《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等均为骈文名作;江淹(444～505)的《狱中上建平王书》、《报袁叔明书》等，骈俪之中杂以单行，又不事藻饰，气格较高;王僧孺、陆倕、何逊等人，也都是这一时期的骈文作家。

齐、梁时期，骈文统治了整个文坛，论、辩、书、疏、诏令、简册、箴、铭、赋、颂、传记、杂文及一切实用文体，无不骈化。其中虽不乏有反映现实或写景抒情的佳作，但总体来看，内容空虚、形式绮艳，格调卑弱，程式化倾向严重。隋朝李谔曾猛烈抨击此时文风：“江左齐染，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利禄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上隋高帝革文华书》)。共言辞虽不无偏激，但却从本质上道出了齐、梁骈文的特点和弊端。骈文的这种高度贵族化、形式化，使它成为人们表达思想的桎梏，使自己走进了死胡同。

南朝陈代沿袭齐梁遗风，依旧是骈文主宰文坛。沈炯(502～560)的《经通天台祭汉武帝表》等陈情之文，感情真挚，不甚雕饰，虽事偶对，但质直自然。徐陵(507～583)是南朝最后一位骈文大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玉台新咏序》，骈四俪六，极尽工巧靡丽之能事，可谓陈朝最“入时”之文章。当然，他另有一些书札文字，如《在北齐与杨仆射书》等，虽亦骈俪，但有真情实感，颇具活力。此外，江总(519～594)、陈后主(553～604)也都擅长骈文。

北朝文人、文章均不及南朝多，但也很有成就;其文虽受南朝文影响，然亦自有特点。北魏中后期的袁翻、常景等人，即向南人学习，所作文章多是骈体，不过尚处于学步阶段，在对仗精工、辞藻华丽等方面，都远逊于南朝。北魏后期温子昇(496～547)的文章多为骈体表章碑志，如其有名的《寒陵山寺碑》，对偶甚工，却还流利自然;辞藻绚丽，用典雅赡，但尚不雕刻堆砌。温子昇的文章标志着北朝文向南朝文靠近。与温子昇齐名的邢劭(496～?)也擅长骈文，其文风主要学沈约。其文多表奏诏诰等实用文字，辞藻华丽，对仗工整，然尚明白晓畅。北齐的魏收(505～572)为文模拟任昉，亦以骈俪为主，然比较简劲质朴，其文亦多为诏、策一类的官府文字。西魏初年，骈文水平不高。西魏末年，攻破江陵，南朝著名文人庾信、王褒等来到长安，故北周时期，骈文转盛。庾信(513～581)是整个南北朝时期最有成就的骈文家。他的骈文几乎全是到长安后所作，多为应用文字。其最为传诵的作品是《哀江南赋序》等。其文对仗工整，且行文自然流利;处处用典，却多能恰到好处;虽多为应用文字，然多能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杜甫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二)，道出了庾信后期文章的新境界。庾信能纯熟地驾驭骈四俪六的语言格式，体现了骈体文已发展到十分成熟，无施不可的地步。当然，庾信的骈文也有用典过多、刻意求对而流于晦涩之弊。王褒(513～576)是北周仅次于庾信的骈文作家，擅为各类应用文体，对当时文风颇有影响。其名作《寄梁处士周弘让书》，感情深挚，凄婉动人，骈俪典雅，但不失流畅自然。

骈体文是一种特别讲究艺术性和形式美的文体，是文学意识高度自觉、作者自觉追求文章艺术美的产物。用艳丽工巧的形式掩饰空泛的内容，这是骈体文最大的特点，也是最突出的弱点，骈体文在南北朝时期的畸形繁荣，助长了形式主义文风的泛滥，对后世文学发展确实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隋唐五代时期是骈体文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隋统一中国后，封建经济和政治都有了一定发展和变化，骈文已很难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故隋文帝、李谔、王通等人都反对骈体，提倡散体。但收效不大。隋炀帝喜好靡丽的骈文，由于他的带头和提倡，终隋 一代，骈文仍很盛行。

初唐时期仍扬六朝骈文之余波。唐太宗李世民虽不满骈文之浮华不实，然其文章仍基本沿袭骈体。初唐四杰也不满骈文的浮华柔弱，但他们仍是这一时期骈体文的高手。如王勃的名作《滕王阁序》，骆宾王的名作《讨武曌檄》等，均为后人激赏的骈文佳作。总的说来，初唐依旧是骈文占主导地位，一般的章奏和社会上的实用应酬文字均用骈文写作，而这种风气一直到盛唐、甚至到中唐时期都未真正改变。不过，随着盛、中唐古文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骈文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盛唐时期骈体文作家以张说和苏颋为代表。张说文多为承旨撰述，尤以碑志见长，文章用思精密，体格俊丽。苏颋长于制诰，文章堂皇典丽，颇富庙堂文学特色，然思想雅正，不事藻饰铺排。中唐骈文以陆贽为代表。陆贽(753～805)之文多为诏书、奏议，内容全系军国大事，且多为长篇大论，语言流畅，极富气势，与柔媚浮艳的传统骈文大异其趣，明显地表现出骈文向散文转变的趋势。

晚唐五代时期，古文趋于衰落，骈文又占据文坛主导地位，但有成就的作家不多，李商隐(813?～858?)当为第一。他善为章奏、祭文、书启，其名作《奠相国令狐公文》、《上河东公启》等，不仅对仗工整，用典精切，而且情真意切，气韵自然。

从初唐四杰到李商隐，可以清楚看到，唐代的骈文虽沿袭旧的体制，但不断发生新变，其基本趋向是：思想雅正，内容比较充实，用典趋于平易，语言趋于流畅，感情较为真挚，风力较为刚健，表现了向散文靠拢的明显趋向。

宋初，骈文承晚唐、五代余绪，追求典雅、庄重，如徐铉等人之作。稍后，西昆诗大盛，杨亿、刘筠等人嘲风月、弄花草，粉饰太平，所写骈文浮夸虚美，重新煽起骈文淫靡浮华之风，成为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随着古文运动的胜利，骈文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等人为朝廷所写的表奏、札子一类文字，用骈文之形式，倡古文之气势，不尚用典，不事藻饰，不限四六，语言平易，促使骈文向散文化方向转变。两宋之交，骈文作家更趋于打破四六程式，多用长句。如汪藻(1079～1154)的《隆裕太后告天下手书》，孙觌的《西徐上梁文》，綦崇礼的奏书等，均用典贴切平易，多用长句作对，语言明晓，文辞更富气势，使骈文在散文化方面又有所前进。南宋后期，方岳等人的骈文更趋向于流丽、自然、贴切，不再留意典重，但影响有限。事实上，骈文屡经衰变，至宋末已远不是齐梁骈文的旧貌了。

辽、金在骈文方面没有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

元代骈文几乎绝迹。从姚燧、虞集、赵孟頫所存的四六制诰来看，不但长句颇多，而且文笔平庸，毫无新意。

明代文学复古之风大盛，几乎无骈文可言，唯从明初和明末的某些制诰、赋序中还可见到骈文，但绝无象样的骈文作家和作品。

骈文在冷落了数百年之后，至清代又有转机。然而只能说清代骈文成就高于元、明两代，谈不上什么“复兴”，更没有什么创新，清初骈文家首推陈维崧(1625～1682)。其代表作《与芝麓先生书》、《苍梧词序》等，均写得跌宕有致，感情悱恻，与其词风不无相近之处。他对清代骈文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乾隆、嘉庆(1736～1820)时期，出现了一批骈文作家。承陈维崧路子的有胡天游、邵齐焘、袁枚等。胡天游(1696～1758)曾名噪一时，其代表作《大夫文种庙铭》、《清一统志序》等，才气充溢，下笔纵横，偏于奥衍奇肆，袁枚称其骈文“直掩徐庾”，实为过誉。袁枚主张骈文、古文，各有所用。其骈文较为奔放、诙谐，较少束缚。孙星衍、孔广森等人的骈文有意追求高华典雅。总而言之，以上作家基本上是沿六朝、唐宋四六文的传统，无大变化。但汪中和洪亮吉有所不同。汪中(1745～1794)的骈文在清代格调最高。其代表作《哀盐船文》、《经旧苑吊马守真文》、《自叙》等，无论叙事、描写、抒情，均能取魏晋六朝骈文之长，属对精工，用典贴切，情致高远，余味深长。多用四言短语，而又不拘于四六。洪亮吉(1746～1809)的骈文与汪中相近。李兆洛主张混合骈、散两种文体之长，其文亦多骈散兼用。而其所选《骈体文钞》是历来最好的骈文选本，对清代骈文发展无疑起了一定作用。晚清的骈文作家，当然以李慈铭和王闿运较有影响。李慈铭(1830～1894)主张“文体必本韵偶”(《书凌氏廷堪校礼堂集中〈书唐文粹文后〉文后》)，强调运用骈文，然其作品无甚特色。王闿运(1833～1916)的骈文在晚清时期可谓首屈一指，当时被人推崇备至。他的骈文多为书札、议论、箴铭等，基本上是模拟六朝之作，虽属对工整，用典贴切，刻意雕琢，风格靡丽，是骈文正宗，但因袭前人，毫无新意。

八股文 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所采用的一种专门文体，又称制艺、时文等。它滥觞于北宋，经元、明而形成定格。它要求文章题目一律用《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内容必须以程、朱理学家的注释为准;其结构必须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前比)、中股(中比)、后股(后比)、束股等部分，自起股至束股，每股都要写成两排排比对偶的文字，共计八股，故称八股文，亦称八比，这种以整段作对的长隔对是由唐初开始的律赋演变而来，律赋是骈文的律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八股文也算是骈体文辗转演化而来的一个怪胎。这种严重束缚思想感情、寡淡无味，程式严格，而又毫无实用价值的八股文，只是文人士子入仕的敲门砖，它本身毫无文学价值可言，并且对文学的发展起着很大的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