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古玩器皿·陶器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最早利用化学变化改变一种物质物理结构的创造性活动。发明陶器的途径至今所知甚少。不过陶器的发明绝非偶然，它是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陶器的质地比瓷器松软，具有明显的吸水性。其种类包括生活器皿、生产工具、随葬明器和工艺美术作品及建筑材料几大类。

中国在距今1万年左右发明了陶器，是世界上最早产生陶器的地区之一。一般而言，陶器的发生与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实行定居、经营农业生产有必然的联系，故中国古代有“神农耕而作陶”的传说。陶器的原料是粘土，制作时需经制坯、晾晒，最后用火加热至一定温度使之烧结成形。由于烧造工艺上的差异，陶器会产生不同的颜色。根据陶器的不同用途，还要在陶土内掺入一定的细砂、植物叶茎等，以增强陶器的耐热急变性能。陶器自发生以后经历了手工捏制、泥片贴塑、泥条盘筑、慢轮整修、快轮成形这样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烧造上由最初的平地堆烧、平地封泥烧到采用半地下式窑烧，使窑温逐渐升至1 000度以上，从而大大提高了陶器的质量。

陶器发明后，很快便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在新石器时代，它几乎无所不在。如生产中用于收割的陶刀、狩猎的陶弹丸、捻线制纱的陶纺轮、揉制皮革的陶锉;生活上，从烹饪、饮食、汲水到储藏等等，陶具也是缺一不可(图111);在精神领域则有陶哨、陶埙、陶鼓、陶响球这样一些用于愉情的乐器，还有一些反映原始宗教内容的女神塑像、动物塑像等。此外，陶器还广泛地用于随葬的明器。最初，陶器仅仅为了满足人们的实用目的。进而人们将实用与审美相结合，创造出了不可胜计的陶制 工艺品，这又使陶器无可争辩地享有造型艺术先驱的地位。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便是世界古代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株奇葩，绚丽多彩，美不胜收。像青海大通出土的人物舞蹈纹盆、甘肃秦安出土的人形彩瓶、河南临汝出土的鹳鱼石斧图陶缸等，均是不可多得的史前艺术珍品。此外还有大量模仿动植物造型的实用工艺器皿，如仰韶文化的船形壶、鹰鼎、葫芦瓶，大汶口文化的猪鬶、狗鬶、兽形壶，马家窑文化的人首器盖，红山文化的女神塑像，良渚文化的水鸟壶……等等。在湖北天门邓家湾遗址发现有堆放着数千件陶塑雕像的窖穴，种类有狗、猴、鸟、羊、大象、兔、人抱鱼、鸟骑兽、龟、鸮、鸭等等，件件古朴生动，憨态可掬。其数量之多，令人惊奇。到了距今4 500年左右，由于轮制技术和密封陶窑的使用，陶器的颜色从以前的红色为主一变为灰黑色为主，质量也大大提高，出现了一些空前绝后的陶器精品，如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杯，漆黑油亮，陶胎仅厚0.3～0.5毫米，在器表和柄部还刻出纤细的纹饰和不同形状的镂孔。其工艺技术达到了古代制陶术的顶峰。这种器物显然是由专业陶工使用了特殊的技术才完成的，并且是服务于社会上层人物的奢侈品。

夏商周三代已进入青铜时代，但陶器依旧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代表这一时期陶器工艺水平的有原始瓷和硬陶，以高岭土制坯，烧成温度达1200℃，吸水性已不十分明显，其性质已接近后世的瓷器。特别是商代晚期的刻纹白陶，也以高岭土为原料，质地坚硬，器表周身刻有与青铜器相同的花纹，图案精美，造型秀丽，颜色皎洁细腻。刻纹白陶均属礼器，所见有簋、鼎、尊、罍等，数量很少，大都集中于当时商王朝的国都 ——安阳小屯，足见当时亦弥足珍贵。这些陶器发展史上的杰作，商代以后即消失了。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工商业的发达，陶器生产更加集中，也更加专业化。这 一时期，在中国北方广泛使用的是灰色陶器，除日常生活用品外还大量用于随葬。在长江以南则流行印纹硬陶、灰陶和原始瓷。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自然环境千差万别。人们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也大相径庭，表现在陶器的种类和装饰上也是差异甚大。至战国末期，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强，陶器中开始逐步出现一些共同的因素。

自秦代开始，烧造陶俑以供社会上层人物丧葬之需的风气日盛。秦始皇兵马俑可谓登峰造极之举。在已发掘的3个俑坑中排列着与真人大小的陶武士俑7 000余具(图295)、战马100余匹。其数量之大、形体之巨、制作之精，令人折服。这一布局严谨、气势磅礴的庞大军阵既展现了秦王朝军队的编制、兵种和装备，也体现了秦军“坚甲利兵”、“勇于公战”的精神，似乎再现了当年秦始皇带甲百万，横扫六合，统一中国的史实。这批陶俑的制作程序十分复杂，需按不同的部位翻型、粘接、套合并雕刻成形。在人物设计上还要照顾到不同的年龄、身份和相貌，力求与实物相 一致。此外，在这些武俑、战马的表面还绘有不同颜色的彩绘，这 一切充分显示了秦代艺术的写实风格以及当时陶器制造业的雄厚实力。

汉代皇室 王侯亦大量殉葬陶俑，规模数量之巨依旧十分可观，在西安、咸阳、徐州等地均发现随葬数以千计陶俑的王侯墓。这些汉代陶俑身高仅60余厘米，周身绘白彩为地，再用朱黑两色绘出五官、发髻、服饰等，造型端庄秀丽。最近在西安市以北的阳陵发现了汉景帝刘启的陶俑从葬坑。占地面积达9.6万平方米，初步估计埋在地下的陶俑数量在秦始皇兵马俑的5倍以上。特别是在西安市还发现了当时烧造陶俑的官窑;所出陶俑全身赤裸，以男性为多，与阳陵所出完全 一致，看来当时在使用这种陶俑时需根据不同要求穿着服装后再下葬。

秦汉时期开始流行在墓葬中随葬 一种描绘日常生活场景的陶明器。最初仅有谷仓、炉灶，后来扩展到几乎无所不包，如高楼宅院、农田、陂塘、井栏、碓房、猪舍以及各种人物、家畜、家禽等等，有的还在器表绘有精致的彩色花纹，其中不乏艺术精品。如成都出土的说书俑、济南出土的彩绘杂技组俑等，造型洗练夸张，表情俏皮生动。这些都是了解汉代社会民俗风情的绝好的形象资料。

汉代制陶业的一项突出成就是釉陶的发明。釉陶的烧成温度仅达800℃上下，内胎砖红，由于釉料中含有大量氧化铅，故又称“铅釉”。汉代釉陶的釉色多为浓厚的黄色和绿色，釉层清澈透明，色泽莹亮光滑。由于火候低，这类釉陶不宜实用，仅用于随葬明器，器形多为仿铜礼器、动物俑像等等。釉陶的精品当推甘肃武威擂台汉墓所出的一件高达1.05米的五层绿釉雕楼院落模型(图346)。

秦汉时期人们的生活用陶器基本继承了战国以来的灰陶系统，并且愈来愈具有统一的风格。

建筑用陶是陶器中的一个分支。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中已发现有火候不高、且形态不甚规整的建筑用砖，胎心黑色，表皮红色，代表着人类建筑史上的一大发明。后来在中原龙山文化的淮阳平粮台城址又发现有灰陶的陶水管，此类器物在后来夏代的二里头文化中也有发现。商代晚期已出现三通陶水管。西周时出现陶瓦和圆形瓦当，它标志着人类建筑形式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春秋时逐渐出现了陶制的方形、长方形薄砖，至此，建筑用陶的基本门类已大致确立并迅速发展起来。战国时，列国流行半圆瓦当，上面均模印有生动的花纹图案，区域色彩甚浓。如燕下都之饕餮纹、齐临淄之树木双兽纹、秦咸阳之云纹等。此后这一传统代代相随，成为中国古代建筑中一大特色。秦汉以降，流行圆形瓦当，其上除模印花纹外还书印文字吉语，时代特征亦很鲜明。如汉魏之吉文，唐之莲花、宋之兽面等。其中汉长安城出土的王莽时期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当图案精美雄隽，堪称此中之神品。

利用砖建构墓室之风初见于春秋战国阶段。秦代已有在陶砖上模印出骑射、宴饮场面的画像空心砖装饰墓室。特别是在东汉至三国阶段，成都平原一带盛行一种画像砖墓，这种墓是在墓室内墙壁上镶嵌不同的浮雕画面内容并施以彩绘的砖。目前所见画像砖内容多达五、六十种，其题材主要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生产，墓主的生活经历、社会风俗和神怪故事等。这些画面均采用浮雕手法表现，气韵生动传神，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有些地区一直流行画像砖和彩绘砖一类的墓葬，如河南邓县南朝画像砖墓、南京一带拼嵌有模印出人物故事的大幅砖画墓、甘肃嘉峪关一带的魏晋彩绘砖画墓等，均十分著名。

三国至南北朝，由于瓷器的逐步普及，制陶业呈现明显的衰败景象。日用器皿大大减少，陶制明器虽仍十分流行，但质量已远不如汉代。这一阶段在江南一带流行一种堆塑有楼阁人物的陶罐。在北方地区，低温釉陶器已具有较高水平，品种花色也增加了，出现了黄、褐、绿三色同时并用的多色釉，这为后来唐代三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陶塑艺术以北朝最为精美，它在继承汉代艺术的传统上又吸收了佛教艺术的养分，注重神态的刻划，形式也较丰富。种类有文官、武吏、男女侍俑、伎乐俑、驼、马和镇墓兽等。

在汉代以来低温釉陶的基础上，唐代出现了著名的“三彩”陶器。它以白色粘土为原料，用含有铜、铁、锰、钴等元素的矿物作釉料的着色剂，由 于釉料中含大量铅，可降低釉料的熔融温度，使各种着色金属氧化物颜色互相浸润扩散，形成斑驳不一的美丽彩釉。同时，铅还可以增加釉层的光洁度，使其更加鲜艳明快。唐三彩的釉色以黄、绿、白、赭为主，蓝黑色甚少但极名贵。其中尤以黄、绿、白三色最为常见。三彩的类别大致分随葬明器和雕塑品两种，仅有极少数生活用具。三彩的器物造型种类包罗万象，是唐手工业中门类最丰富的。唐代盛行厚葬，三彩明器便应运而生，而且发展速度极快，开元时达到顶峰。这一时期随葬的三彩人物、驼、马，无论形象刻划，还是釉色点染，均表现出唐代雕塑艺术的高度水平(图347、图348)。从造型上它一破魏晋时那种受佛教造像影响的束缚，追求完美、逼真。其中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作品更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在丝绸之路沿线和海上交通线上许多地区，如日本、苏联、伊朗、叙利亚、伊拉克、苏丹、埃及和印度尼西亚等地都有唐三彩出上，这足以证明在当时它就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紫砂是一种质地细腻的无釉细陶器。所用原料属于高岭土—石英—云母类型。其特点是含铁量较高，颜色有赤褐、淡黄和紫黑等色。紫砂器初创于宋代，明中叶以后盛行。其中最受宠者是茶壶。这显然与当时盛行的饮茶之风有密切关系。此外，用紫砂制作的雕塑和其他工艺品也很有魅力，如玩具类的香盒、花杯、辟邪、镇纸等小件器物。明代一些民间巧匠制作的紫砂工艺品极其珍贵，以至于后代多有仿制品。

陶胎琉璃器也是以铅为助熔剂，以含铁、铜、钻、锰的物质为着色剂，再配以石英而成。一般采用二次烧造，即先烧好素胎再施琉璃釉，再经低温釉烧而成。明代为琉璃制作的大发展期，超越以往历代。建筑用琉璃器遍及皇家的宫廷院落、陵墓、宗教庙宇、佛塔供器等等。其代表作为明代洪武九年在山西大同市内雕造的琉璃九龙壁。这是 一个以九条龙的浮雕和屋脊琉璃瓦斗拱，包括四周图案镶边组成的大型照壁。全长45.5米，高达8米。除建筑用琉璃外，明代宫廷还烧造各类琉璃器皿。

明中叶以后在山西晋南一带还流行一种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的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其胎质与琉璃一样，釉的配方也大致相同，但助熔剂用的是牙硝。山西所产的法华器，一般为小件花瓶、香炉、动物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器一般为黄绿两色，法华器则以紫色和孔雀绿为主，并缀以黄、白、孔雀蓝等花色，艺术效果极为独到。

中国陶器的产生和发展是其灿烂的古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陶器的基础上产生了原始瓷、釉陶并进而发明了瓷器，成为一种特有的创造，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