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古代舞蹈·周代乐舞
周代是中国乐舞文化的第一个高峰。特别是西周对公元前26世纪至前11世纪流传的历代乐舞的整理和规范，可称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空前的壮举。因此，乐舞被确定为具有统领其他文化的崇高地位，预示了中国人体文化必然倡行于世的历史前景。
西周是在原始氏族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上建立的较发达的奴隶社会，在其特殊的血缘宗法基础上，建立了较完备的带有封建萌芽的国家制度，它制定的各种典章制度，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刑罚奖赏到祭祀天地祖宗、婚丧嫁娶，可称无所不包，这就是漫长封建社会被人们称道不已的“周礼”。
周武王之弟周公，可称是最早看到文化艺术在政治生活中作用的古代政治家，他在“制礼”的同时“作乐”，用“乐”这种声形谐和的艺术形式体现礼，培育礼。“礼”、“乐”相辅相成，构成了周公的耀辉千古的乐政思想。这里的“乐”就包括音乐与舞蹈，当时乐与舞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周公在“制礼作乐”统盘设计中，除了组织力量创作了纪念他的父兄创建周朝灭纣的大业的辉煌乐舞《大武》之外，还把传说中的帝王，从黄帝、尧帝、舜帝、禹帝到商汤五位先贤的乐舞整理恢复起来，与纪念周武王的《大武》并称“六代舞”，成为雅乐舞蹈的先声。
纪念黄帝的乐舞叫《云门大卷》又称《咸池》或《承云》，简称《云门》(图200)。黄帝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华夏民族的始祖神，黄帝在历史上备受尊崇，故而周公制作礼乐，以黄帝的乐舞《云门》为首。“昔者黄帝治天下……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百官正而无私……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限，道不拾遗，市不豫贾”(《淮南子· 览冥训》)，这其实是后世对上古社会的一种美化的描叙，但周公奉《云门》为六代舞之首，实际也是对黄帝的功勋和德行的推崇。《云门》实际是兼有对“云”图腾崇拜和对祖先祭祀意义的古代乐舞。该舞又称《咸池》，则是因为咸池是一个主五谷丰登的星座之名，在古人眼里云雨、星辰都是天上的事物，而且都与人间兴衰有关，这六代舞之首即显示了中华乐舞自古就萌生的宇宙意识。
第二个则是纪念尧帝的乐舞《大章》。尧帝就是那位被后世奉为传贤不传子的禅位于舜的先贤明王。《尚书·尧典》称：“昔在尧帝，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帝。”尧不只开创让贤之先例，而且倡导四德，以安定天下。这四德即“敬、明、文、思”。《大章》就是歌颂尧帝“德章明于天下”的历史功绩的(《礼记·乐记》注)。尧帝被奉为天神一般的仁慈和智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史记 ·五帝本纪》)，这说明《大章》与《云门》是相似的，都有把祭祖与祭天合二为一体的原始乐舞的共同特点。从其记载“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来看，仍保存着新石器时代氏族共舞、朴素无华的特色，但从其伴奏乐器的品类增加和音乐谐和追求的细致看，它比《云门》显然有了进步。为《大章》伴奏的乐器有“石”、“鼓”、“缶”、“瑟”、“磬”等，其瑟已经从五弦发展为十五弦，而其乐也从简单的呼喊哼唷，发展为“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吕氏春秋·古乐》)。显然在这一时期中华乐舞艺术作为氏族文化的主体，传承上有了明显的文化积累的因素，至虞舜时代，这种作为教育工具的乐舞的作用则更为明显了。
《大韶》就是虞舜帝的乐舞，也是被后世奉为尽善尽美的古代乐舞的典范。《尚书·舜典》记载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任用贤人，善理民事，巡行四方，既重文德之华，又有大智大慧，“温恭允塞，玄德升间”。《大韶》的内容就是歌颂“舜能昭尧之道”，“舜德大明”。《大韶》作为雅乐文舞之冠，素被史家称道，它“八音克谐”、“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史记 · 夏本纪》)。平和、文雅是舜帝的为人风范，而歌颂他的《韶》乐也充分显示了这种和谐优雅的风格。所以《路史·后记》曰：“韶者，舜之遗音也，温润以和如南风至。”舜帝留下了许多传说，有关音乐舞蹈的两则最典型地展示了中华乐舞的文德教化之功。一则是《尚书 ·尧典》提到舜命夔以乐舞教胄子，一则就是前文提到的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教其“修教三年，执干戚舞”的教化征服的对策。中和修德是传说中的唐尧、虞舜这两位上古明王的共同提倡的道德人生规范，它的影响至深，既成为后世儒家“中庸”思想始源，亦是中国人体文化中和元气、循德求道的思想渊源。
《大夏》是大禹帝的乐舞。这个乐舞是典型颂乐，是以歌颂禹治洪水之功“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德并三圣”，“德能大中国”(《周礼注疏·卷二十二·春官》)。这与前三个乐舞歌颂黄帝、尧、舜的美德比较抽象而且与祭天相合的祖神崇拜合一不同，完全是歌颂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业绩，这无疑是乐舞的发展。《通志》说：“禹平水土，大会诸侯，执玉帛昔万国，乐名大夏。”可以想象当时的气魄。《礼记·明堂位》曾记载周公在大庙举行乐祭时“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禓而舞《大夏》”。显然周代整理的《大夏》服装上还保留着大禹治水时劳作的服式。
《大护》是商代开国之主汤的乐舞，其内容是歌颂商汤“承衰而起，讨伐夏桀，救护万民”的武功，同时赞美他“以宽治民除其邪……救护天下得其所也”(《周礼 · 春官》)。这个乐舞不同于前面提到的乐舞颂扬文德而温文尔雅中和的风格，它表现了商汤除暴安良，护民济世的文治和武功，故而西周在制礼作乐时，将《大护》列为武舞。
《大武》是周代的宗庙礼乐。是歌颂周武王“以六师代殷”，“除其害，盛成于中国”(《吕氏春秋·古乐》)。据传就是周公创作的。全部乐舞共分六个段落表演，“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表演了周武王以武功立国，以文德治天下的业绩。这与前面几个乐舞尚带有原始图腾遗迹的风格完全不同，“天”的观念已经与人完全结合起来，人主被当成君权神授的“天子”。人主以通过道德的修持和人格的完善达到体现天道，达到天人合一。
综观六代舞，前边四个乐舞为文舞，后面两个乐舞为武舞。从此确定了文、武舞的传统，延续流传数千年。
“六代舞”是周代雅乐的主要内容。表演这六个舞蹈皆由王室和贵族子弟担任演员，这也是他们学习礼仪，学习历史文化的重要课程。周公以征服者的姿态把各族的乐舞征集来，根据自己的意图加以改编使用，借以宣扬周朝天子是“德配圣王”的正统，并且作为权威的 一种象征。
周朝宫廷雅乐舞蹈除“六代舞”外，还有“六小舞”，“即《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和《人舞》，此外还有《象舞》和《万舞》。民间和贵族家庭乐舞称散乐，少数民族的乐舞称《四裔乐》，至于宗教色彩的《傩舞》、《巫舞》则更是历久不衰。
周代由于极为重视礼乐，掌管礼乐的机构相当庞大，这在人类文化史上是空前的。据《周礼·春官》所载，周王室的乐舞机构中自“大司乐”以下，共有奏乐、歌咏和舞蹈及其他工作人员1 500人，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从王室及贵族子弟从13岁开始学习“小舞”，15岁始学“象舞”，20岁以后主要学习六代舞的记载看，也有其可信之处。学习期间周王亲自视察，对学习怠惰者予以处罚。这种乐教思想在先秦儒家的著述中得到了系统的发展，形成身心一元论的明确的乐舞美学思想。
春秋时代，随着诸侯国的强盛，周天子的统治由衰弱而最后被灭国，西周的礼乐制度遭到了破坏，但各诸侯国的宫廷女乐和民间乐舞蓬勃发展起来，歌舞是当时主要的表演形式，为统治者所嗜好。
当时歌舞艺术除在宫廷宴饮中表演外，在外交场合，也常常作招待宾客的表演节目，还有作礼品或贡品赠送舞人和乐器。公元前562年，晋悼公兴兵伐郑，郑国败，就献上师悝、师触、师蠲三位乐师和女乐16人，及钟磬等乐器和战车求和。悼公收下贡品，又把女乐8人赐给了他的宠臣魏绛(《左传·襄公十一年》)。
诸侯的乐舞早已打破了周初乐舞的等级和限制，这也正是一直把周初礼乐文化奉为正经的孔子愤愤不平，大声疾呼的主要原因。《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有孔子担任“相礼”职务随鲁定公到与齐国交界的夹谷与齐景公会盟的故事。孔子对齐景公令人表演的“蛮夷之乐”和“倡优侏儒”的表演大加斥责。儒家将乐舞视为教化的工具，忽视了它的娱乐功能，在实践上，并不能阻挡民俗乐舞的发展，到战国时期，民俗乐舞更为兴盛。
从孔子的“批判言论”中亦可看出战国初期各地不同风格的乐舞已经极为发达。而对民俗乐舞的排斥态度，在儒家学派内部也是有改变的，距子夏向魏文侯说教的100多年后，孟子在与齐宣王讨论俗乐与雅乐的关系时，这位被奉为亚圣的儒学大师，态度就通达多了。甚至表扬王好世俗之乐是“与百姓同乐”，“今之乐，由古之乐也”(《孟子·梁惠王下》)。这种通达，说明在子夏时代尚看不上眼的民俗乐舞，到了战国末期已经成为贵庶共赏的艺术，道貌岸然的大人先生们也接受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