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史官史学·史书体裁

中国古代史学不仅拥有层出不穷的史家和浩如烟海的史籍，而且有以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多样的表现形式相结合的优良传统。这使它具有令人惊叹的魅力，也使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性。

从较晚的断限来看，中国古代史书在分类上的体制，在唐高宗显庆元年(656)成书的《隋书·经籍志》(即《五代史志·经籍志》)已大致确定下来。《隋志》史部称其著录史书817部，13 264卷;通计亡书，合874部，16 558卷。唐初以前，历代文献曾遭到几次“厄运”，亡佚甚多，而《隋志》著录尚有如此庞大数量的史书，足可说明古代史籍的丰富，这还只是公元7世纪中叶的事情。同时，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史书的品种、类别明显增多。南朝梁人阮孝绪撰目录书《七录》，其《记传录》分“众史”为12类：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史、鬼神、土地、谱状、簿录。在此基础上，《隋志》史部分史书为13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这种分类比较合理，从而大致确定了中古时期史书分类的原则和方法。此后不久，刘知几以“正史”跟“偏记小说”相对待，认为“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他所说的“近古”，主要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他把“正史”以外的“史氏流别”概括为10类：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这些事实说明，在8世纪以前，中国史书的积累已极繁富，必须作如此细致的分类。

《隋志》史部的分类是以史书的内容和体裁相结合为划分原则的。正史，皆《史》、《汉》之体即纪传体。古史，“多依《春秋》之体”，《新唐书·艺文志》即称编年类。杂史，“体制不经”，所记“大抵皆帝王之事”，《宋史·艺文志》称别史类。霸史，特指十六国各国之记注。起居注，是“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之书;《新唐书·艺文志》以历朝实录、诏令亦附于起居注类。旧事，是关于政治活动中的“品式章程”的记录，《新唐书·艺文志》称为故事类。职官，是记“官曹名品”之书。仪注、刑法，是关于典礼、刑法制度之书。杂传，是关于世俗、佛、道各种人物的传记。地理，是记全国州郡、山川、物产、交通、习俗之书。谱系，是关于姓氏之书。簿录，是关于文献目录、流别之书。刘知几曾概括古代史书源于“六家”而重于“二体”。六家是《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和《汉书》家;二体是编年体和纪传体。体裁是史书的外部形式。在刘知几时代，史书已有多种形式存在，但都不如编年体、纪传体为史家所青睐。而刘知几所撰《史通》，也确立了史评体的规模。此后，在中晚唐，有典制体、会要体的崛起;在宋代，有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创立;在明清，有学案、史论、图表的发展;而自唐、宋以后，还涌现出数量越来越多的历史笔记、野史杂说。总之，中国古代史书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表现形式，全面地、连贯地反映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这在世界各国的古代、中世纪史学上是罕见的。中国史学的这一显著特色，已逐渐为外国学者所认识，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诚如李约瑟博士在论及“中国历史编纂法”时所说：“也许不用多说，中国所能提供的古代原始资料比任何其他东方国家、也确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要丰富。譬如，印度便不同，它的年表至今还是很不确切的。中国则是全世界伟大的有编纂历史传统的国家之一。关于某一事件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中国往往不仅可以确定它的年份，而且还可以确定月份，甚至日期。……尽管各个朝代的官职和名称不断变化……但都设有史官专门记载不久前发生的和当时发生的事件，最后编成完整的朝代史。”这无疑是中国史学的骄傲。当然，中国编纂历史的传统，远不止是作为朝代史的纪传体形式，它有多种多样的体裁。

在中国史学兴起的先秦时期，史书的体裁有记言、记事二种。中国历来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但在事实上，记言、记事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如若从主要的表述形式来看，记言、记事作为两种最古老的史书体裁，还是可以区别的。《国语·楚语上》记楚国大夫申叔时教太子，要太子学习九门功课：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其中诗、礼、乐不属于史书，其余都是史书。春秋，“以天时记人事”;世，是“先王之世系”;故志，“记前世成败”。这三种主要是记事的。令，是“先王之官法、时令”;语，是“治国之善语”;训典，包含训诫和王命。这三种主要是记言的。从现存的文献来看，商周甲骨文、金文基本上是记事，《诗经·大雅》里的《商颂》、《周颂》也有不少关于商周先人事迹的记载，而《尚书》、《国语》则基本上是记言的。随着史学的发展，在记言、记事两种体裁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以记言、记事相结合的新的史书表现形式逐渐被史家创造出来。而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则是其中几种主要的体裁。

在几种主要的体裁中，编年体出现较早，其特点是“以天时记人事”，这大概同古老的历法知识有关。如《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书，或出现在春秋末年，或出现在战国时期。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时、月、日顺序记述史事。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这是它的优点。但编年体史书不易于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也不易于写出同重大历史事件有密切关系的人物的事迹，这是它的缺点。刘知几评论编年体的长短说：“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有些重要历史人物，“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山丘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史通·二体》)其实，编年体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其早期形式中的某些短处，在后来的发展中已多少得到不同程度的改进。东汉荀悦撰《汉纪》、东晋袁宏(328～376)撰《后汉纪》，他们在这两部编年体皇朝史中，运用连类列举的体例，即对历史人物采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从而扩大了编年体史书容纳人物、史事的范围。北宋司马光(1019～1086)(图221)主编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是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杰作。它不仅包括的年代久远，而且包含的内容也更加丰富，所以章学诚称它是“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谓之“正编年之的”(《文史通义·释通》)。在《资治通鉴》的影响下，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朱熹撰《通鉴纲目》，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图222)，夏燮撰《明通鉴》，形成了历史编纂上的“《通鉴》学”。而早在辽、金皇朝，《资治通鉴》就被翻译成契丹文和女真文，成为备受重视的历史读物。自汉、唐以后，编年体史书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历朝的“起居注”和“实录”。唐代温大雅撰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韩愈主修的《顺宗实录》，是现存较早的这类著作。《明实录》共2 925卷，《清实录》多达4 327卷，是现存卷帙最大的实录，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纪传体史书的创立者是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他所著的《史记》(原称《太史公书》)，是纪传体通史(图223)。东汉班固受《史记》的启发而著《汉书》，是纪传体皇朝史。《史记》、《汉书》奠定了历代“正史”的体制，包括它们在内的《二十四史》，都是用纪传体写成的(图224)。纪传体史书的最重要特点是突出了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它以大量的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把记言、记事进一步结合起来。从体裁的形式和结构上看，纪传体是本纪、世家、载记、列传、书志、史表和史论的综合。在这几个部分中，本纪和列传是不可缺少的形式，故统称为纪传体;其他部分，各史不尽一致。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以记一代政治、军事大事，兼述帝王本人事迹。世家，主要是记载诸侯和贵族的历史，也记载在历史上起了特殊作用的人物的事迹。载记，是叙述割据政权的历史。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也包括同一阶层或同一类型人物的类传，以及少数民族的传记，还包括关于域外情况的记载。书或志，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表，有世表、年表、月表、世系表、人表等多种名称，是用来表示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况和无法一一写入列传的众多人物。史论大量的是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或交代所叙内容的由来与宗旨，而于本纪后论特注重于政治上得失成败、盛衰兴亡的评论，尤能反映史家的历史见解。优秀的纪传体史书把这些形式综合起来，在一部史书里互相配合，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古代史家历来认为，“修史之难，无出于志。”《二十四史》中，只有《三国志》(图225)、《南史》、《北史》无志。然南朝梁人沈约主持修《宋书》时，所撰诸志，皆上续司马彪(?～约306)所著《续汉书》各志(此志与范晔所撰《后汉书》纪、传合为一书)，故亦大致包含了曹魏时期典制。《南史》、《北史》之作，因《宋书》、《南齐书》、《魏书》皆各有志，以及《五代史志》(即《隋书》志)已含梁、陈、齐、周、隋五代典制，故亦不曾为志。因此，总的来看，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在《二十四史》皆有论列。而各史志目之多少，名称之确定，则不尽相同。纪传体史书中类传的设立，亦因时代而异，从中往往可见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表，诸史或有或无，以《史记》、《汉书》、《新唐书》的表为佳。纪传体史书的优点是以记述历史人物为中心，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同时，因记述的范围比较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各种典章制度，便于通观一个时期历史发展的总相和趋势，这是编年体史书所不及的。纪传体史书的缺点是难以清晰地表述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以及有关人物与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刘知几论纪传体的长短说：“史纪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以其所以为短也”(《史通· 二体》)。这个看法，大致近于事实。

典制体史书，以历代典制为中心，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典章制度及其因革损益。它以分门别类为表述上的特点，最初曾被称为分门书。典制体史书是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分离出来，发展为独立的体裁。中国古代史学上第一部有影响的典制史是唐代史家杜佑(735～812)所撰的《通典》。这部200卷的巨著奠定了典制体史书的基础，成为编年、纪传二体之后又一种重要的史书体裁。《通典》分为九门，即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门之下有子目，子目之下更有细目。它在内容上的处理和表述上的特点是：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下至唐代天宝(742～756)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李翰《通典》序)典制体史书是记事(典制)、记言(论议)相结合的新的发展形式，它扩大了历史撰述的领域(图226)。元初，马端临(约1254～1323)撰《文献通考》，全书348卷，分为24门，较《通典》有所增益。《通典》和《文献通考》都是典制体的通史。后人把它们同《通志》合称“三通”。《通志》200卷，是南宋人郑樵(1103～1162)所撰，它是纪传体史书;其典志部分称为“略”，在全书中只占较少部分。从性质上说，《通志》是继承《史记》的事业，属于纪传体通史。“三通”都有续作，至清代而累计为“十通”，但它们在内容上和断限上都有不小的差别。采用典制体而又明确以断代为书的，是会要形式的出现，它以专详一朝典章为特色。唐德宗时苏冕撰《会要》100卷，记唐高祖至唐德宗九朝典制;唐宣宗时杨绍复又有续作。这类书宋人为之最勤。宋初王溥在苏、杨二人撰述的基础上，补宣宗以后事，撰成《唐会要》。这是会要中最有价值的一部。王溥还撰有《五代会要》;南宋徐天麟撰《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也都是比较重要的撰述。宋代还设有“会要所”，修撰本朝会要，卷帙浩繁，可惜原书久佚，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有关材料，编为《宋会要辑稿》。这是反映宋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也是现有会要书中卷帙最多的。清人撰的会要书也不少，有姚彦渠的《春秋会要》，孙楷的《秦会要》，杨晨的《三国会要》，朱铭盘的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会要，龙文彬的《明会要》等。

纪事本末体作为一种确定的史书体裁出现，为时较晚。这种体裁以记事为主，以详叙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至结末的过程为显著特点，故名纪事本末。自东晋以下，史学上出现了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争论。至刘知几，则明言纪传体在记事方面“断续相离”的缺点;而皇甫湜撰《编年纪传论》，则指出编年体“简于叙事”的缺憾，认为必须辅以“备时之语言，而尽事之本末”的著录，才能使历史撰述趋于完备。这是为历史撰述提出了新的要求。南宋袁枢(1131～1205)依据《资治通鉴》的内容，总括为239件史事，分别列目，各自成篇，并于各篇之间略按时间先后编次，撰成《通鉴纪事本末》42卷，从而创立了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在外部形式上，是“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比较易于按照历史事件本身的完整面貌加以表述，即所谓“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在内部结构上，“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即对于事件之由微而显、由起因而结局的发展过程能做到合乎逻辑的把握;在文字繁省和表述效果上，可收“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之效。(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序)这些都是指以记事为中心来说的，无疑是史书体裁发展上的一个进步。但编年体以时间为顺序表述历史之总的进程，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而综合地反映历史的面貌，典制体之作为制度史的特点，又是纪事本末体所无法代替的。在袁枢之后，南宋杨仲良有《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名《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明陈邦瞻有《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高士奇有《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张鉴有《西夏纪事本末》，谷应泰有《明史纪事本末》，李铭汉有《续通鉴纪事本末》等。于是，纪事本末体亦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上的一种主要的体裁。

以上四种史书体裁，各有其独特的优点。它们的先后出现和不断发展，一方面说明复杂的历史难以用单一的体裁表现出来，多种体裁的出现，恰恰是客观历史内容的多方面反映;另一方面也说明史家之认识历史、表述历史的活动，有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深入、不断创新的过程。这两个方面都反映出史学的发展。

除了编年体、纪传本、典制体、纪事本末体这四种主要体裁之外，中国古代史书还有学案、表、图、评论四种重要体裁。

学案体是以记述学术史为中心的一种综合性体裁，它在结构上包括学者传记、言行录、著作摘要、他人的有关评论，而特别重视学术流派和师徒传授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学术史撰述萌芽甚早，其源可以上溯到《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显学》篇，但这些书中只有比较简单的记载。《史记》中有先秦诸子的传记，有《儒林》、《日者》、《龟策》等列传，反映出司马迁的学术史撰述思想。《汉书 · 艺文志》则已具备了学术史的雏形，它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对学术史撰述的发展有启发和推动的作用。其后，南朝阮孝绪的《七录》、唐初的《隋书 · 经籍志》，是对《汉书·艺文志》的继承和发展。宋元之际，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是题解形式的目录书著作，具有更明显的学术史性质。这些都是综合性的学术史著作。专门性的学术史，在佛教著作中出现较早。南北朝时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唐释智开的《开元释教录》，宋释普济的《五灯会元》、释志磐的《佛祖统纪》等等，都是较完整的学术史形式的著作。在儒家著作中，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是关于理学一派的学术史著作。而学案体作为比较完备的、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史著作形式出现的，则为时较晚。明清之际，黄宗羲(1610～1695)撰《明儒学案》，列学案19目，叙明代学者200余人。此书以学派为纲，论述了各派学人的生平和学术成就，成为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系统的学术史著作。黄宗羲又撰《宋元学案》，后经其子黄百家、后学全祖望(1705～1755)续撰成书。这两部书，是学案体史书中的杰作，代表了古代学术史之较高的发展形式。清人江藩撰《汉学师承记》(本名《国朝汉学师承记》)，叙述清初至嘉庆(1796～1820)汉学学者的生平、师承、著作和学术见解，大致以吴派学人居前，皖派学人列后，凡正传40人，附传17人，是一部主要反映清代乾嘉汉学的学术史著作。这一类书在形式上也近于学案体撰述。

表这种体裁，从现存的文献来看，最初是同其他体裁结合成书，以减少繁文，条理史事，总括遗漏。《史记》中的《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还有表述历史进程、划分历史阶段的作用。《新唐书》中的《方镇表》、《宰相世系表》，《金史 · 交聘表》、《宋史 · 宰辅表》等，对于综观一个方面的史事、人物，都极有价值。清代学者颇重视史表的撰制，他们对旧史增补了一些表，足资参考。此外，他们还撰有表的专书，如万斯同(1638～1702)的《历代史表》、王之枢等的《历代纪事年表》、李兆洛门人六承如的《历代纪元编》、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以及乾隆(1736～1795)年间官修的《历代职官表》，都用力甚勤，便于检读。史表，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在年代学方面发展的面貌。

图和史也是互相关联的，中国历史上历来有“左图右史”的说法。在各种图中，地图可能是起源较早而又使用广泛的一种。但史部书中的地图被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如唐人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一书，现在只剩下志的部分，图早已佚亡。史书中的图并不限于地图，如隋炀帝时裴矩撰《西域图记》一书，记西域44国事，其中的图，即“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隋书 ·裴矩传》)这种包含不同身份人物的服饰仪形的图，大大丰富了史书的内容，成为史书的一种形象语言。隋唐以后，各种内容和形式的图，在历史撰述中没有进一步受到重视，已有的图也大多亡佚。从郑樵《通志·图谱略》中，还约略可以看出历代可考的各种图的名目。明代史家王圻汇集诸书中有关天地诸物图形和人物画像，成《三才图会》一书，包含天文4卷、地理16卷、人物14卷、时令4卷、宫室4卷、器用12卷、身体7卷、衣服3卷、人事10卷、仪制8卷、珍宝2卷、文史4卷、鸟兽6卷、草木12卷，共14类，106卷。它先列图录，次撰说明，是现存很有价值的一部关于图录的类书，其中有些图是跟历史撰述相关的。

评论是史书中一种特殊的体裁，它不以表述客观历史为主要内容，而是专就史事与人物或史书与史家发表评论，这种体裁是以评价历史或评价史学为主要内容的，其外部特征是以议论为主而不是以描述为主。其中，关于史事与人物评论的，可谓之历史评论;关于史书与史家评论的，可称作史学评论。最早的历史评论是史书的一个部分，如《左传》中的“君子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后来出现了历史评论的专篇，如贾谊的《过秦论》、班彪的《王命论》、曹冏的《六代论》、袁宏的《三国名臣颂》等，论得失，辨兴亡，评人物，都是有代表性的历史评论专篇。这类专篇，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唐初，虞世南撰《帝王略论》一书，有略有论而以论为主，是现存(残本)较早的历史评论的专书。这类专书，在宋代以后开始多了起来。宋代范祖禹撰《唐鉴》一书，评论唐代近三百年间政治上的得失成败，凡306篇。此书在当时就有广泛的影响，作者被时人称为“唐鉴公”。孙甫的《唐史论断》(原是作者所撰唐史中的评论，其史事部分已佚)、吕夏卿的《唐书直笔》、李焘的《六朝通鉴博议》等，都是这类著作。朱熹曾论范、孙二人之书说：“《唐鉴》意正有疏处。孙之翰《唐论》精练，说利害如身处亲历之，但理不及《唐鉴》耳。”(《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历史评论已成为朱熹与弟子论学的一部分。明清之际王夫之(1619～1692)撰《读通鉴论》，依《通鉴》所叙史事与人物，写出评论约900条。作者还阐述了历史评论的认识价值和社会价值，他说：“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读通鉴论·叙论四》)这实际上也是指出了历史评论撰述的重要性。王夫之还撰有《宋论》一书，是专就宋代史事和人物所作的评论。这两部书，是中国古代历史评论专书的代表性著作。

史学评论最早也见于先秦的史书和诸子言论，如孔子评论董狐，《左传》和孟子评论《春秋》即是。而从史学发展的自觉意识上提出史学评论的，则始于司马迁对《春秋》的评论，其中包含了他撰述《史记》以承继《春秋》的旨趣。其后，班彪作《太史公书》后篇、班固撰《汉书》，其略与叙，也都反映了作者在这种自觉意识基础上的史学评论思想。而内容比较全面的史学评论专篇，则是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它涉及史学源流、作史原则、史书优劣、史家旨趣等不少史学问题。在魏晋南北朝、隋及唐初，史学有了很大发展的基础上，刘知几(661～721)写出了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评论专书《史通》20卷(图227)，卷1至卷12为内篇，凡39篇(佚3篇，今存36篇)，主要评论史书体裁、体例，撰史原则，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卷13至卷20为外篇，凡13篇，主要评论史官制度，历代正史，并杂评史书、史家得失。书中关于史书体例、史家修养、史学功用的许多评论，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宋代，史学评论有广泛的发展，有对专书的评论，如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五代史记纂误》;有以解题目录书形式出现的、包含史学评论在内的综合性评论著作，如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以及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等。清代章学诚(1738～1801)所著《文史通义》，是继《史通》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专书。《文史通义》对清代以前的史书体裁、体例有广泛的论述，而其基本方面则是阐述作者对于史学理论的一些见解。章学诚在史学理论方面的见解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继承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六经皆史”说，这是在《隋书·经籍志》明确地表明经、史分途思想之后的重大发展，这种观点在使史学进一步摆脱“经书”羁绊、扩大史学内涵方面，都很有意义。第二，提出了“史法”和“史意”的区别，而着眼于对“史意”的探讨。第三，提出了“撰述”与“记注”的区别，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两大宗门”。第四，提出了历史编撰上“神奇”与“臭腐”互相转化的辩证法则。第五，总结了通史撰述的品类及其利弊，提出了古代通史学理论。第六，提出了“史德”——“心术”说，发展了刘知几的“史家三长”说。第七，提出了“临文必敬”、“论古必恕”等知人论世的史学批评方法论原则。第八，论述了“心裁别识，家学具存”的治史要求，等等。《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史学评论的总结性著作(图228)。

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种类繁多，主要的或比较重要的大致如此。这些体裁在外部形式上是有明显区别的，但并不是毫无联系的。事实上，史书的不同体裁之间往往是互相补充以至综合运用的。如纪传体史书很大部分是记人物，即传记是基本的形式，而帝纪却采用了编年体。《左传》是较早出现的编年体史书，而它记晋公子重耳出亡和归国的经过，即是纪事本末体的雏形。《资治通鉴》是成熟的编年体著作，但往往在记人物卒年之下，又辅以有关人物传记。纪事本末体是按事立目，但事目之间又是略按时间顺序编次而成，其所述事之本末，也必须考虑到事件发展的时间先后。此外，记言之书与记事之书，也是言、事各有交叉的。而学案体同纪传体一样，实质上都是多种体裁的综合运用。这些情况说明，史书体裁并不仅仅是个形式问题，其中包含着史家如何认识历史和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历史事实的理论和要求。历史现象是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方面很宽广，单一的体裁势必难以反映复杂的历史进程和多方面的社会生活，因此，多种史书体裁的创制和并存，以及各种体裁之间的互补和综合，乃是史学发展的必然现象。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特点之一，也是它的优点之一。因为有这样的特点和优点，所以中国古代史书在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上，也是异彩纷呈，即同一内容可以具有多种形式的体裁，而同一体裁也可以反映不同时期的历史面貌。在这个辩证发展过程中，史家对历史的认识不断深入和全面，而史书体裁也不断地有所提高、日益完备。

中国古代史书不仅有丰富的外部表现形式，这就是史书的体裁;而且也十分讲究其内部结构及表述上的要求，这就是史书的体例。《史通》和《文史通义》包含了许多论述体例的篇目，而论述体例的专篇以及包含在历史著作中关于体例的说明，则不胜枚举。体例名目之多，远在体裁之上。但其中也有主次、轻重之分，而有的是关系到史书全局性的体例，如断限、标目、编次，这都涉及史书内部结构的全面安排。此外，如记时、记地、记人、载言、载文、征引、议论、注释等，都是重要的体例。刘知几指出：“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史通·序例》)这至少从两个方面表明了史书体例的重要，一是整序的作用，二是取舍的标准。中国古代史学表明，一部史书，只有具备了恰当的体裁和严谨的体例，才能从容地反映出所记史事和人物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