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北诗话

诗话。十二卷。清赵翼撰。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又字耘松,号瓯北。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官至贵西兵备道。晚年主讲安定书院,长于史学,并以诗名。著有《廿二史劄记》、《陔余丛考》、《欧北诗钞》和《瓯北诗话》等。

《瓯北诗话》分唐代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各一卷;宋代苏轼一卷,陆游两卷;金代元好问与明代高启合一卷;清初吴伟业、查慎行各一卷。卷十一论众家,卷十二论诗体。如此论列,为诗话中创格,也反映出作者“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诗)的诗学发展观。赵翼认为唐诗“自身已有初中晚”之分,千百年后又怎能将汉唐奉为极则。在明清诗坛模唐仿宋的风气中,将明代高启、清初吴伟业、查慎行与李白、杜甫并列,充分体现了他与“荣古虐今”的复古派根本不同的理论胆识。

《瓯北诗话》最重要的观点为创新论。这同他的诗歌随时代而发展进化的观点是一致的。他的宗旨是“必创前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卷四)。他说:“‘新’岂易言。意未经人说过,则新;书未经人用过,则新。诗家之能新,正以此耳。若反以新为嫌,是必拾人牙慧,人云亦云;否则,抱柱守株,不敢逾限一步,是尚得成家哉?尚得成大家哉?”(卷五)赵翼肯定李白、杜甫,是因为李杜之诗前无古人。他批评元遗山《论诗》诗“苏门若有功臣在,肯放坡公百态新”为“以新为嫌”,而肯定苏轼诗风的新创。他欣赏明代高启诗“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卷八》),奉为大家,而鄙薄七子为“优孟衣冠”而“笑齿已冷”。

注重诗歌的时代现实内容,是赵翼创新理论的核心。赵翼一反一般“震于东坡之名”而以为“苏胜于陆”的陈说而提出陆游诗胜于苏轼的论断。他的根据是两人反映现实的深广度不同:东坡“乌台诗案之后不敢复论天下事”,及“绍圣远窜,禁锢方严,又不敢出其不平之鸣”。而“放翁则转以诗外之事尽入诗中。时当南渡之后,和议已成……于是以一筹莫展之身,存一饭不忘之谊,举凡边关风景、敌国传闻悉入于诗……因得肆其才力,或大声疾呼,或长言永叹,命意既有关系,出语自觉沉雄”(卷六)。这段论述联系苏陆两人所处时代现实而评判其诗高下,自然深刻而富说服力。

赵翼长于考据,因此,对有关诗人的经历、历史事件的考证,在《瓯北诗话》中占据较多篇幅,形成特色。如陆游年谱专门列入诗话。赵翼知人论世的评论方法也如鱼得水,其论断比一般游谈无根的空泛议论准确扎实得多。

赵翼提倡创新,要求意新词工,但是并不因此而追求怪奇。他的看法是“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所以佳句并不在奇警,而在“人人意中所有,却未有人道过;一经说出,便人人如其意之所欲出,而易于流播,遂足传当时而名后世”(卷十一)。他以中唐元白诗与韩孟诗作比较说明作诗以抒情写意为主,不以奇词奥句为贵。批评韩愈《南山)等诗“赘牙舌”,“未免英雄欺人”;批评黄庭坚“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徒以生僻争奇,究非大方家”。有人因陆游古体诗“平易近人”便“疑其少炼”,赵翼对之议论道:“抑知所谓炼者,不在乎奇险诘曲、惊人耳目,而在乎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此真炼也。放翁功夫精到,出语自然老洁,他人数言不能了者,只用一二语了之。此其炼在句前,不在句下。观者并不见其炼之迹,乃真炼之至矣。”(卷六)

应当指出的是,赵翼论创新也有部分是从形式着眼的。如《瓯北诗话》中甚至将“专用字之偏傍一样者缀合成句”和《口吃诗》都称为“创体”而加以欣赏等。另外,如直斥李白《雪谗诗》为“诽谤”而疑非真笔,讥议皮日休从黄巢起义为“失节”,污蔑李自成等义军领袖,为韩愈《示儿》等诗“以利禄诱子”辩护等等,也表现出庸俗的封建正统立场。

《瓯北诗话》好翻昔人陈说之案,立论新颖独特。对当时的诗歌创作及评论,发生过积极的作用,其中一些重要论断,至今仍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瓯北诗话》是中国诗歌批评史上重要的诗论专著。

有《瓯北全集》本,通行本有人民文学出版社霍松林、胡主佑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续编》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