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潮派是日本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继白桦派之后兴起的一个文学流派，它因《新思潮》杂志而得名。《新思潮》杂志从明治四十年创刊起，曾先后改组十七次，其中大正三年(1914年)第三次《新思潮》的创刊，拉开了新思潮派文学的帷幕。大正五年(1916年)第四次《新思潮》复刊，杂志社的同人作家活跃于日本文坛，逐渐代替了白桦派和唯美派，成了日本文坛的主流。这一派的主要作家有芥川龙之介、菊池宽，久米心雄、山本有三、丰岛志雄，佐藤春夫，野上弥生子和室生犀星等人。他们大都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学生，深受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的影响，并得到武者小路实笃的启发。他们的创作面貌各异，然而又有着共同的趋向，这就是：他们反对自然主义文学的所谓真，不同意白桦派文学的偏重善，也鄙弃唯美派文学的专讲美，他们是想把真善美在作品中综合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他们厌倦了自然主义文学对于生活琐事平板表面的描写，不赞成白桦派脱离现实的一味理想，虽讲求技巧，却又不是唯美。他们主张理智地看取人生，刻意地表现人生。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新现实主义，新理智派或新技巧派。

新思潮派文学的兴起，正值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由甲午战争之前受西方列强奴役，转而跻身资本主义列强之林。世界范围内列强的重新组合，特别是日本社会的激变，成为新思潮派文学产生的社会基础。

新思潮文学体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这个流派，以审慎、理智的态度，冷静地批判现实，不满于旧的文学形式，要求新的思想，实际上表达了明治维新所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愿望。他们的思想是对日本封建残余势力的反动，从而构成这个派别的基本特征和性格。这个流派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文学具有进步作用，因为他们是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进一步要求个性解放的。虽然，十月革命胜利，一九一九年日本发生了广大群众的“抢米暴动”，一九二二年日本共产党建立，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但在大战期间和二十年代之前，它们还处于初级阶段，新思潮文学和当时活跃在文坛的白桦派文学，便代表着资产阶级民主文学的力量，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高峰。

新思潮派的作家尽管没有什么鲜明的文学主张，但在创作上却显示出共同的倾向：他们认真地审视人生，把握现实，表现出来的作品思想最多的是希望已达到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总之是人间的一种不安的心情，这正是大正时期日本人民的普遍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作为新思潮派旗手的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富于革命精神的资产阶级作家。十月革命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开始萌芽，他在这种时代的影响下，着重面对人生，写反映现实的作品：《秋》表现了现代男女青年的苦闷；《一块地》描写了农村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猴子》批判了军国主义思想，对下层士兵寄予了同情。

《蜜柑》在芥川龙之介的创作中说不上代表之作，但主人公“我”的人生态度是饶有兴味的。小说写“我”带着无法排遣的疲劳和倦怠，乘上了从横须贺发出的列车的二等车厢，在一个小站上来了一个很粗笨的农村姑娘，手里紧握着一张三等车票，抱一个不怎么干净的包裹，坐在“我”的对面。“我”感到很讨厌，便用报纸遮住脸，不去看她。不一会儿，火车要穿过隧道了，姑娘却费劲地打开了车窗。“我”为了防止进烟，正要申斥姑娘，可是火车已经穿过隧道了，来到一个萧索的小镇边的道口，那里正挨肩地站着三个满脸通红的小男孩，看到火车弛来，举起双手，高喊着什么，这时候，那姑娘探身车窗外，向男孩子们扔了五、六个金黄的柑桔。“我”一下子全明白了，原来姑娘到远方城市去工作，三个弟弟赶来送行，姑娘报以柑桔。在柑桔上凝结了姑娘的多少纯情！此时，车窗外幕色中萧索的小镇，小镇边荒凉的道口，道口边跳着叫着的儿童；金黄的夕阳映着乱落的柑桔；车窗内纯情的少女……这一切，一瞬间在“我”的眼前出现了。“我”面对着这个寒伧笨拙的姑娘，好象受到什么启示。只有在这个时候，那种说不出来的疲劳和倦怠，那种人生的烦闷，才被“我”暂时时忘掉。作家在小说的结尾，在见到过去所讨厌的人的心灵美时便急转直下地改变了态度，肯定了人生，写出了光明，彻悟了人生的真谛。

不过，《蜜柑》中主人公的“我”，也只“能够把无法形容的疲劳和倦怠，把不可解的、卑下的、烦闷的人生暂时忘掉。”作品里透视出来的光明，可惜只是瞬间的显现，它始终没有照彻作家，使他超脱人间的苦闷和生活的空虚，跳出怀疑厌倦的圈子，走到光明的世界中去。鲁迅曾翻译过芥川的《罗生门》和《鼻子》，这两篇小说更能代表他的思想面貌和艺术特征。《罗生门》是他写得很成功的小说。作品取材于简单的历史故事，具体写老好人拔死人的头发，以表达现实人生的重大问题。作品接触了人性的善与恶的问题，芥川认为人既不能彻底为善，也不能彻底为恶。人虽想向善，但在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前提下，又不能除掉恶。人生就是同时存在着善与恶的矛盾体。《鼻子》使芥川在大正文坛上确立了牢固的地位，曾得到了夏目漱石的高度赞赏。小说写和尚鼻子的变化，这种特异的事涉及了人生的幸福与理想等问题。作家认为人生的幸福和理想点是相对的，在追求幸福和理想时人的心境是不安的；在幸福达到，理想实现以后，仍然不安。总之，人是处于矛盾状态，这构成了人生的烦闷和苦恼。怎样才能摆脱呢？芥川龙之介曾苦苦地寻求着答案。

芥川晚年的思想极其复杂。他意识到阶级更替的必然性，但又缺乏“和新时代拥抱”的热情。他说：“我们不能超越时代，而且也不能超越自己的阶级“(《文艺的、更加文艺的》)。他虽然认识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自私，抨击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弊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但又无力从本阶级中自拔。所以，他晚期的作品，大多反映了他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的幻灭感。一九二七年初发表《玄鹤山房》，通过老画家之死，揭露家庭内部的纠葛，反映了人生的惨淡和绝望的心情，暗示了旧事物的衰亡和新时代的来临，这也是芥川矛盾的世界观的集中表现。写这篇作品时，作家已萌生自杀念头。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芥川龙之介因“对未来的模模糊糊的不安”(《给一个旧友的手记》，1927)，终于在精神极度苦闷中服安眠药自杀。此时芥川龙之介才三十七岁。

菊池宽(1888—1948年)也是新思潮文学的重要作家，他很强调“文艺是经国大事”，“内容的价值，对于文艺作品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主张“生活第一，艺术第二”。鲁迅总括了菊池宽早期作品的思想倾向，评论说：“菊池氏的创作，是竭力的发掘人间性的真实来。”实际上，利己主义的丑恶和社会的黑暗就是他们眼中的人间性的真实，面对这样的真实，他又不得不产生怀疑、苦闷，发出叹息。但菊池宽与芥川不同，他虽也厌世，却又容易和现实妥协，因而就不那么绝望。正如鲁迅说的，他“时时凝视着遥远的黎明，于是又不失为奋斗者”。他的小说和戏剧主要描写人类生活的不幸，道德的败落，最终是人性的和谐与胜利。小说《恩仇之外》，写一个杀人犯为了赎罪，用毕生的心血挖通了一条隧道，连仇人的儿子也撇开个人恩怨予以协助的故事。作品不无嘲讽地否定了空费人生宝贵岁月的封建道德，批判复仇的不合理性和敌对双方的无人性。《复仇的话》写一个为报杀父之仇的年轻武士，等到他千辛万苦寻到仇人后，这个仇人不堪一击，而且已在忏悔，准备自杀以谢罪。那个年轻武士，虽然使敌人授首，报了家仇，却感到很空虚。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杀一个后悔着自己的过失，自己也否定了自身的生存的人，这算是什么复仇呢？”这正点明了作品主题，本来敌人既已悔恨，又自甘授首，再杀他能叫复仇吗？年轻的武士对于自己所谓的复仇产生了不满，他如果觉悟了，应该是缴枪不杀。类似的作品还有《复仇三事》等。

菊池宽早年作品的思想，不仅对所认识的人间性进行了挖掘，而且也对一些旧的观念、伦理、习俗进行过批判，有一定的战斗气息；但后来他转向通俗小说的创作，作品日趋没落。从他要求调和、要求平衡、要求安定的小市民时性出发，自觉地与无产阶级文学为敌，这一立场导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公开充当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吹鼓手。

其他作家，也主张自由，反对封建主义的传统，企图开拓文学的新天地，唤起人们的良知。久米正雄(1892—1952年)的《父亲的死》，是作者童年生活的真实记录，以主人公对父亲破腹自杀的感受，对天皇政权的武士道大加挞伐。山本有三(1887—1974年)的《女人的一生》，直接而深刻地触及了现代社会的矛盾，尤其可贵的是小说还描写了昭和初期的革命运动。野上弥生子(1885一)的《海神丸》通过一艘失事货船上人吃人悲剧的描写，入木三分地讽刺了人压迫人的社会现实。

新思潮派早期的作品大多选用历史题材，但他们不仅没有拘泥于古事而把人物写死，而是理智地在古人身上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意义，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这也是新思潮文学的一大特征。芥川龙之介早期的作品都是历史题材。不过，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妙笔生花，都赋予了新的意义，是和现代人生有关系的。比如《鼻子》所载的《今昔物语》卷二十八中的《池尾禅珍内供鼻语》和《宇政拾遗物语》卷二中的《长鼻子和尚的故事》，都不过是简单的令人发笑的记叙，虽有较完整的故事，但缺乏丰满动人的艺术形象；虽也含一点哲理，但究竟不太深刻，而且无法与现实联系。经过作家加工、点染、凸现等艺术再创造，不仅故事性强，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而且深刻的心理描写使作家表达了对于现实人生的看法。所以鲁迅就说：“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纵观芥川的历史题材小说，它们可以分为五类：1。取材于封建王朝的人和事，如《罗生门》、《鼻子》、《地狱圈》。2。取材于近世传入日本的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如《烟草魔鬼》、《信徒之死》、《众神的微笑》。3。描述江户时代的社会现象，如《戏作三昧》、《某一天的大石内藏助》。4。描绘明治维新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日本社会的小说，如《手绢》、《舞会》。5。取材于中国古代传说的作品，如《女体》、《黄梁梦》、《英雄器》、《杜子春》和《秋山图》等。菊池宽的历史题材小说《三浦右卫门的最后》对日本的武士道也进行了大胆的揭露，表明早期的菊池宽确实不失为一个奋斗者。山本有三的短剧《海彦和山彦》取材于《古事记》中的《火远理命》篇，作品将神话传说注入了新的生命，描写了一种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己要有自尊心，又要尊重别人的人格。总之，新思潮派选用历史题材，或借古喻今，或针砭时弊，都挖掘出一定的新义，与现实社会和人生有密切的联系。

新思潮派也讲究写作技巧，注重人物心理的刻画，主张艺术形式的完美。芥川以情景交融的描写为主，使《柑蜜》富有诗情画意，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手推车》和《鼻子》里的人物的心理刻划，突现了作品主题的现实意义。佐藤春夫以弗洛伊德心理方法写作的长篇《更生记》，是作家对新创作方法的探索和尝试。丰岛与志雄(1890—1955年)处女作《湖水和他们》名重一时，使他在新思潮派同人中第一个登上文坛。这部作品，神秘的色彩和理智的判断相融，开辟了分析、研究人的精神世界的新天地。丰岛善于以虚无缥缈的幻想和刻意求新的理智主义去表现市井平民的普通生活。如《白血球》，作品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观察世界，把孩子的纯洁心灵和人类社会的黑暗对比起来，表达了作者对人间邪恶的憎恶。

新思潮派，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可贵的一段激变的文学历程。它表现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不满而又苦无出路的心情，艺术上多少突破了长期影响日本文坛的自然主义文学，成为日本近代文学最后一个代表性流派。一九三五年起，以其版税设立了一年一度的“芥川文学奖”，一九三九年起，又设立了菊池宽文学奖，可见新思潮派影响较大。

二十年代后期，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日益壮大起来，在这强劲的、富有生命力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冲击下，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学——新思潮文学便在繁荣十三年之后迅速没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