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写景《咏物写人》原文|注释|赏析|汇评
【依据】
《王兵马使二角鹰》，写鹰即写人。以“将军勇锐与之敌”及“荆南芮公得将军，亦如角鹰入朔云”为点题眼，乃不是寻常咏物，且移不去别处。咏鹰起笔收笔，皆出题外用力;起四语空作写景，而角鹰已呼之欲出，尤宜效法。(施补华《岘佣说诗》)
【诗例】
王兵马使二角鹰
杜甫
悲台萧瑟石巃嵸， 哀壑杈枒浩呼汹。
中有万里之长江，回风滔日孤光动。
角鹰倒翻壮士臂，将军玉帐轩翠气。
二鹰猛脑绦徐坠，目如愁胡视天地。
杉鸡竹兔不自惜，孩虎野羊俱辟易。
鞲上锋稜十二翮，将军勇锐与之敌。
将军树勋起安西，昆仑虞泉入马蹄。
白羽曾肉三狻猊，敢决岂不与之齐。
荆南芮公得将军，亦如角鹰入朔云。
恶鸟飞飞啄金屋，安得尔辈开其群，
驱出六合枭鸾分。
【解析】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云：“老杜寄身于兵戈骚屑之中，感时对物，则悲伤系之。如 ‘感时花溅泪’是也。故作诗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饮》诗云： ‘步屐随春风，村村自花柳。’ ……《滕王亭子》云： ‘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言人情对境，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无情之物也。”这就指出了杜诗托物言志、寓情于物的鲜明特征。杜甫的咏物诗，无论是描写花木，抑或是歌咏禽鸟，都不是客观事物的模拟，而是人格化、个性化了的艺术形象。“咏物写人”，即物即人，物人相融，寄托遥深，这样的咏物诗方为上乘之作。《王兵马使二角鹰》便是甚为典型的一首。
浦起龙《读杜心解》评价这首诗说：“此篇运法更奇，《大食刀》(即指《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诗)，宾主划分，此则宾主熔化，几于莫可窥寻。”这“宾主熔化”，“莫可窥寻”八字，正是对《王兵马使二角鹰》咏物写人艺术特征最为恰当的评价。全诗可分三段，第一段，由开头至“回风滔日孤光动”，具体交代“王兵马 (王当亦是承荆南之命，治兵来夔者)使二角鹰”(《埤雅》： “鹰鹞顶有角毛微起，今通谓之角鹰”)的悲壮奇险的山川形势，突如其来，如轰雷闪电，风雨骤至。“悲台”、“哀壑”，江光摇动，令人移时目眩，惊心动魄。诗人如此浓笔重彩之渲染，方知这般峡间森严气象，盖王兵马驻军之处也。鹰、人未见，而鹰之凶猛和人之悍勇已隐隐可感矣。开头“四句起得奇崛森耸，先一层形容，手法最高，语出意外，若有神功”(杨伦《杜诗镜铨》)。而“其语势则人鹰双攫矣”(浦起龙《读杜心解》)。第二段，由“角鹰倒翻壮士臂”至“敢决岂不与之齐”，对举描写角鹰的凶猛与将军的勇锐，亦鹰亦人，人鹰交错，不可分割。“角鹰倒翻壮士臂”一句，便十分逼真地写出了角鹰的勇猛和将军的魁伟形象。下又插以“将军玉帐”句，使将军勇气之轩举突现眼前，得相生之妙。“二鹰”四句，从正、侧两面来描写二角鹰的勇猛逼人。前二句抓住角鹰脑猛眼碧之特征，从正面写角鹰之勇猛;后二句以其他动物的不同反映来侧面烘托角鹰的咄咄逼人之势。而这些又都自然隐含着诗人对将军英勇气概的赞美之情。接着“鞲上”六句，前云“将军勇锐与之敌”，后云“敢决与之齐”，前呼后应，一虚一实，布局甚妙。而“赞将军者，全为二鹰写照也，而已偷叙将军矣”(浦起龙《读杜心解》)。第三段，由“荆南芮公得将军”至末尾，寄希望于像角鹰一样去驱逐恶鸟、分清枭鸾的勇猛之将军，去为国家讨乱诛谗，除暴安良。全诗宏旨，至此毕现。浦起龙云：“ ‘荆南’ 以下，本申写将军，才一句，随以角鹰来比并，曰‘驱恶鸟’，曰 ‘分枭鸾’，望角鹰者，全为将军策励也。而又借表角鹰矣。噫，运法至此，鱼龙曼延，不足为其幻也。”(《读杜心解》)这亦正如杨伦所说的那样：“以鹰比王，又以王比鹰，笔意极其变幻”(《杜诗镜铨》)。如此，则把角鹰与将军合而同咏的艺术特征揭示得一清二楚了。至于其中“恶鸟飞飞啄金屋，安得尔辈开其群”一句，与其说是寄希望于角鹰，倒不如说是对将军的重托更为确切。杨伦说过;“随咏一物，必及时事，是杜诗熟境。”(同上)杜甫的爱国热忱和忧民情绪，可以说是无处不有，无时不在。他只要听到一声鸟叫，闻到几缕花香，望见一匹马或一只鹰，以及喝一杯酒，都会引起他悠悠不尽的故国之思，深挚浓烈的爱国之情。这正是杜甫高出于其他诗人的可贵之处。
《王兵马使二角鹰》这首诗，咏物精切，喻人贴切，语言精警，文势峻逸。正如明代王嗣奭《杜臆》所云：“盖通篇将王兵马配角鹰发挥，而穿插巧妙，忽出忽入，莫知端倪，而各极形容，充之直欲为朝廷讨叛逆、诛谗贼而后已。他人起语雄伟，后多不称;而此诗到底无一字懒散，如何不雄视千古!”统观全诗，实为的见，诚非溢美也。
此外，杜甫还写了 《画鹰》和 《见王监兵马使，说近山有白黑二鹰……》等咏鹰之杰作。前者，诗人通过歌颂苍鹰的娇健善搏，卓然不群，借以表现自己青年时期亟欲有所作为积极奋发的精神;后者，通过对白黑二鹰勇猛之态的描绘，借以歌颂能除恶务尽，为国立公的英雄豪杰。清代贺贻孙《诗筏》评此诗说：“写二鹰神情，只劈头点出黑白，如一幅双鹰图从妙手绘出，便觉奇矫之骨，搏空之气，惊秋之意，俱从纸上活现。”诗人之所以着力描绘鹰之猛姿和神力，是因为诗人在咏物写人。咏物不过是手段，而写人才是诗人本旨。托物言志，借题发挥，含而不露，寓意丰富，能极大地提高诗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收到物人双美的艺术效果。
咏物写人这一艺术手法，早在《诗经》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关雎》中就已见其端倪。所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几句，就是以雌雄雎鸠的相依和鸣来比托青年男女之甜情蜜意的。这就是即物即人，物人相照，一笔双写，互生光辉。到了屈原的《桔颂》，已开始通篇咏物。此诗以拟人化的手法，对桔树斑斓夺目的外表和坚定不移的美质作了热情洋溢的歌颂，实质上是诗人对高尚人格的肯定和歌颂，也是诗人对自己理想的抒写，开了中国古典诗歌咏物写人的先声。杜甫的《王兵马使二角鹰》等诗，便是对这一托物言志、借物写人表现手法的继承和发展。杜甫而后，咏物写人之手法，更是为人们所喜爱。无论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题菊花》诗，还是宋代陆游的《咏梅》词，都是咏物写人、托物抒情的千古名篇，为历代人们所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