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天文地理的利用·天官书》鉴赏
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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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候①岁美恶,谨候岁始。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②。腊明日,人众卒岁,一会③饮食,发④阳气,故曰初岁。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
而汉魏鲜集⑤腊明正月旦决八风。风从南方来,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为⑥,小雨,趣⑦兵;北方,为中岁;东北,为上岁;东方,大水;东南,民有疾疫,岁恶。故八风各与其冲对⑧,课⑨多者为胜。多胜少,久胜亟⑩,疾胜徐(11)。旦至食,为麦;食至日昳,为稷;昳至餔,为黍;餔至下餔,为菽;下餔至日入,为麻。 欲终日有云,有风,有日。 日当其时者,深而多实;无云有风日,当其时,浅而多实;有云风,无日,当其时,深而少实;有日,无云,不风,当其时者稼有败(12)。如食顷,小败;熟五斗米顷,大败。则风复起,有云,其稼复起(13)。各以其时用云色占种所宜。其雨(14)雪若寒,岁恶。
是日光明,听都邑人民之声。声宫,则岁善,吉;商,则有兵;徵,旱;羽,水;角,岁恶。
或从正月旦比(15)数(16)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极;过之,不占。数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为其环域千里内占,则为天下候,竟(17)正月。月所离(18)列宿,日、风、云,占其国。然必察太岁所在。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此其大经也。
正月上甲,风从东方,宜(19)蚕;风从西方,若旦黄云,恶。
冬至短极,县(20)土炭,炭动,鹿解(21)角,兰根出,泉水跃,略以知日至,要决(22)晷景。岁星所在,五谷逢昌。其对为冲,岁乃有殃。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23)尝不历(24)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25)而明(26)之,内(27)冠带,外(28)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29)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
幽厉以往,尚(30)矣。所见天变,皆国殊(31)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32)异而说不书(33)。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34)。
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眛;赵,尹皋;魏,石申。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35)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盖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蚀三十六,彗星三见,宋襄公时星陨如雨。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36)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37)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38)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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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尝盛大而变色;日月薄蚀,行南北有时:此其大度也。故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为经,不移徙,大小有差,阔狭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为纬,见(39)伏有时,所过行赢缩有度。
日变脩德,月变省(40)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41)诈者亡。太上(42)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救,其次脩禳,正下(43)无之。夫常星之变希(44)见,而三光之占亟(45)用。日月晕适(46),云风,此天之客(47)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48)矣。
苍帝行德,天门为之开。赤帝行德,天牢为之空。黄帝行德,天夭为之起。风从西北来,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晕围,常大赦载,谓有太阳也。一曰:白帝行德,毕、昴为之围。围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围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围,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关为之动。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风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49)令。
〔注释〕 ①候:占验。②萌:产生。③会:聚会。④发:发散。⑤集:总结。⑥为:成熟。⑦趣:同“促”,迅速。⑧对:抵消。⑨课:考核。⑩亟:短暂。(11)徐:缓慢。(12)败:歉收。(13)起:复苏。(14)雨:落下。(15)比:连续。(16)数:计算。(17)竟:从头到尾。(18)离:经历。(19)宜:适合。(20)县:通“悬”。(21)解:脱落。(22)决:确定。(23)曷:何。(24)历:观察。(25)绍:继承。(26)明:发扬。(27)内:亲近。(28)外:疏远。(29)法:效法。(30)尚:久远。(31)殊:不同。(32)纪:记录。(33)书:记载。(34)著:明了。(35)贵:看重。(36)更:交替。(37)暴:欺凌。(38)因:针对。(39)见:同“现”。(40)省:反省。(41)饰:虚伪。(42)太上:最好的。(43)正下:最下。(44)希:罕。(45)亟:屡次。(46)适:通“蚀”。(47)客:暂时。(48)备:具备。(49)奇:奇异。
鉴赏:
中国人讲求“天人合一”,认为自然界一切现象必定与人世间有所联系。中国古代所谓“天”的概念,不仅仅是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还包含着一些难以言说的超自然力量。例如,“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先秦典籍即蕴含着“天人感应”的思想。孔子作《春秋》,其中就有大量关于气候灾异的记载。古人认为,天人之间有感应关系,“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礼记·中庸》),人类的行为会上感于天,天会根据世人的善恶邪正下应于人。“天”不仅主宰着国家和王朝的命运,而且赐予人类以吉凶祸福,指导着民众仁义礼智的本性,因此“天”又是人们应当敬畏、侍奉的对象。“天人合一”,就是以“自然”、“超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为中心,来思考整个宇宙和人生问题。它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更是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代表着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境界。
在《史记·天官书》中,整个宇宙与人世间是相互对应的,“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总之,天有什么,人也有对应的什么,人世间的一切都能与宇宙产生感应,人类的精神更是与自然互为一体。而在中国古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君主在人世间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谁当最高统治者,也是由上天决定的,即所谓“君权神授”。君主根据上天的意志统治天下,即为“天子”。这个上天又不像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具有人的形象,而是茫茫的天穹。《论语·阳货》有云:“天何言哉?”既然不具人形的“天”不能说话,那么它可以任由人们去猜测、去想象、去塑造。于是,一些思想家力图证明自己体会到了上天的意图,以“天意”来限制君主的权力,从而避免横暴之君昏乱国家。例如,孔子认为君主是全体人民的代表,人世间的灾异就是君主失德而引发的。“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国君必须“正刑与德,以事上天”(《上博简·鲁邦大旱》)。“天人感应”学说的集大成者就是司马迁同时代的大思想家董仲舒。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因此,人的道德行为可以引起气的变化而与天相互感应,“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乖,志僻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灾害起”(《春秋繁露·天地阴阳》)。而“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作为“德侔天地”的皇帝若是违背了天意,不行仁义,上天就会降下灾异予以谴责。董仲舒所讲的“天”,既是有人格神的皇天上帝,也是自然与道德的客观存在。董仲舒论证“天人合一”,目的在于构建天地万物大一统的世界,而“天人感应”学说,既为君主统治找到了理论根据,同时也限制了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对后世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西汉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司马迁壮游回京,受学于董仲舒,同时担任其父太史令司马谈的修史助手。司马迁师事董仲舒,深受影响,并以批判的精神对其学说作了改造。在远古时代,史官是巫祝的一部分,属神职人员。皇帝施政要遵从天意,必须通过史官来询问上天。因职责所在,“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司马迁也是一位通晓天象运行规律的天文学家,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曾与唐都等人共同制订了“太初历”。况且,史官通过掌管文书、熟悉典故,已成为施政者的咨询对象,并负责把人神沟通的讯息用文字记录下来。在司马迁的眼中,史官不仅是为时代修史,更是在为宇宙修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部好的史书,不仅要综述事物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更应该是一部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脉络的伟大作品。
限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古人无法解释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日月星辰的变化,以及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因此早期的天文学与星相占卜术是密不可分的。秦汉之际,谶纬之学泛滥,“天人感应”说更为盛行,《史记·天官书》中有大量灾异怪变的记载也就不奇怪了。然而,若是剥去“天人合一”思想迷信的外壳,就其理论实质而言,则是关于人与宇宙的统一问题,或者说是精神理性和自然世界的统一问题。西方文化强调人类要通过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人不能超越自然、破坏自然,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调整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人合一”思想对于解决当今世界高速发展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