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承秦制，但在教育上则转而采用儒家的主张，重新肯定教育在培养人才和教化百姓两方面的作用，把学校教育作为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的重要工具。
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新的教学手段——帛和纸作为书写工具的出现，这是汉代学校教育发展的三个基本的社会物质条件。在这三个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在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实行的“独尊儒术”的政策指导下，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学校教育制度已初具规模，逐步形成了儒学独尊的学校教育制度系统，为以后整个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初步基础。
汉代官学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大类。中央官学有大学性质的太学，有特殊性质的鸿都门学、四姓小侯学等。地方官学按行政区划，分别设立学、校、庠、序，其程度已有高低之分。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置博士弟子员(即太学学生)50人，这便是汉代正式成立太学之始。太学设在京都长安的西北城郊，规模相当可观，作为中国汉代的最高学府，与欧洲的雅典大学，埃及的亚历山大大学等同处于最古老的地位。
汉代中央官学除太学外，还有鸿都门学。鸿都门学创设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因校址在洛阳的鸿都门而取名。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所文艺专科学院。专门招收有写作尺牍〔du读〕、辞赋能力以及善于书写鸟篆文字的人当学生。鸿都门学的设置、招生与任官均与太学不同。它是由当时宦官集团所控制的培植私人势力的场所，有政治斗争的背景。但从学校教育发展史上说，它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所文艺专科学院，它的设置为后代各种专门学校的开设开辟了道路。学生学习辞赋、小说、尺牍、书法、字画等，与太学学习儒家经典相对抗，毕业生给以大官做，任官极为优厚。
四姓小侯学，是外戚集团创办的贵族学校，创设于东汉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所谓“四姓”，即樊、郭、阴、马四大氏族，他们都不是列侯，故名“小侯”。这种贵族学校，是封建贵族特权的产物，待遇优厚，有条件聘名师施教。匈奴也曾派遣子弟来学习。此外，还有其他贵族学校，如东汉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邓太后(公元80—121年)开设“邸第学”，招收汉和帝的弟弟济北王与河间王的子女，年龄在5岁以上的40余人，又招收邓家近亲子孙30余人，在宫廷中开办，专设教师和保姆，教以经书。每天早晚，邓太后亲自到“邸第”对孩子们抚育教导，恩宠到了极点。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幼儿教育的学校。
汉代地方官学，按行政区划设置。郡国设“学”，县道邑设“校”，乡设“庠”，聚(村落)设“序”。郡国学，据古籍记载是由蜀郡太守文翁(约公元前180—前120年)首创。蜀地(今四川省)文化落后，文翁为淳化民风，选派小官吏到京师长安太学学习，学成归蜀，委以官职。文翁还在成都市中，修筑学舍，招收下县子弟入学。数年后，蜀郡为之一变，可与文化较发达的齐鲁之地媲〔pi辟〕美。汉武帝曾嘉奖其成绩，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地方官学才日见推广。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命令郡国普遍设立学官，规定“学”与“校”设经师一人，“庠”与“序”设孝经师一人。“学”与“校”相当于中等程度，“庠”与“序”相当于初等程度。地方官学也以儒学为教学内容，以推广教化为主要任务，对地方文化水平的提高和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
汉代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机关，在中央的教育长官称太常，是兼管教育的。地方学校则由各级行政长官兼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