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清代吴敬梓著，五十六回 (一说五十五回)，成书年代约在乾隆十三年 (1748) 至十五年 (1750) 之间。目前见诸记载的最早刊刻年代似在乾隆三十七年 (1772) 至乾隆四十四年 (1779) 之际，但此一刻本未见流传。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刻本为嘉庆八年 (1803) 的卧闲草堂本(五十六回)，此后诸种刻本大都以此为祖本。建国后有张慧剑的注释本 (五十五回) 和南京师大的整理本 (五十五回本，第二次印刷时“幽榜”回作为附录印出，则成为五十六回本)，以及李汉秋的汇评本、陈美林的新批本。



小说从元末明初写起(“楔子”)，一直写到明万历四十四年(“幽榜”)，前后历时约二百四十八年。正文从第二回开始，故事发生在明代成化末年，上距“楔子”约一百二十年;结束于第五十五回“四客”故事，此事发生在万历二十三年，下距“幽榜”二十一年。前后历经一个朝代的兴衰。故事主要是叙写元朝末年浙江诸暨农家子弟王冕自学成才后，因不愿相与知县时仁和乡绅危素，避走山东济南卖画为生。半年后，黄河决堤，百姓流离，王冕乃回到故乡。不久，母亲病死。又隔了一年，天下大乱。吴王平方国珍，特去访问王冕，向他求教平天下之策。数年后，吴王建国大明，礼部议定用四书、五经、八股文取士。由此，王冕预知 “一代文人有厄”，乃及时避居会稽山中。

到了成化末年，山东兖州汶上县薛家集观音庵中办学堂，夏总甲推荐周进来教馆。周进为一老童生，先后受到秀才梅玖的嘲弄和举人王惠的白眼，感到无限屈辱。一年后又失却馆地，更是满腹怨嗟。随姊丈金有余去省城为商人记帐时去贡院游览，见到号板，怨愤至极，一头撞去，不省人事。后得商人资助捐监应试，先后中了举人、进士，做了御史，点了广东学道。他在主试南海、番禺两县童生时，识拔了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入学。不久，范进又考取举人，但却喜极而疯，为丈人胡屠户一个嘴巴打醒。范母也因喜极而亡。在乡绅张静斋劝说之下，范进乃与他去房师、高要知县汤奉处打秋风。二人正在候见汤知县时，当地乡绅贡生严大位又前来攀识。

严贡生因横行乡里，被告到县里。不料汤知县居然准了状，严贡生不得不避走省城。县里差人找到他的老弟监生严大育。严监生胆小怕事，找两位舅爷廪生王德、王仁来了结乃兄官司。不久，严监生妻王氏病重，又花了大量银子打点两位舅爷才将妾赵氏扶正，接着王氏病故。婚丧两事一共花了四五千两银子，严监生十分肉痛，气恼交加，宿疾发作，以致一病不起。此后，赵姨娘唯一的儿子又夭折，严贡生乃乘机谋夺乃弟家产，大兴讼事。

此时，周进已升任国子监司业，他识拔的弟子范进也被钦点山东学道。范进赴任之日，周进乃以当年在薛家集教馆时的学生荀玫相托。

荀玫与王惠同榜中了进士。不料荀玫母死，正值朝廷考选科、道，王惠劝他谋求夺情，被驳回后返乡守制。王惠赴南昌知府任，与前任太守蘧佑之子景玉办理交接。后又升任南赣道，正遇宁王谋反，王惠降顺。宁王被擒，王惠匆匆逃走至浙江乌镇时，遇到蘧景玉之子蘧公孙。公孙赠他二百两银子，他则将一只枕箱交于公孙。公孙从枕箱中发现一本《高青邱集诗话》，乃以自己 “补辑”名义刻印出来，从此被人视为少年名士。湖州娄琫、娄瓒宴请鲁编修，鲁编修在席上见到蘧公孙，乃将女儿许与公孙。不久，鲁编修与蘧佑先后病故，公孙做名士之心也有所收敛，结识了在文海楼选文的马纯上。此时，家人宦成拐带丫头双红出逃，被捉回后，在差人唆使下，以“钦犯”王惠的枕箱为要挟，扬言要首告蘧公孙，幸得马纯上用全部束修赎回枕箱，方才了结此案，马纯上则离开嘉兴去杭州书坊文瀚楼。

马纯上游西湖，接济了拆字少年匡超人。匡超人返乡后又得知县李本瑛的识拔，入学成了秀才。不料，李本瑛被诬告，匡超人在潘保正指引下，前往杭州投靠他的房分兄弟潘三。从此，匡超人又结识了西湖名士景兰江、赵雪斋、支剑峰、浦墨卿，簇拥着胡三公子游西湖、做诗会，潘三则劝说他不必相与这些人，并且指使他假造文书，替人代考。因此，匡超人也积攒了不少银两，娶了差人郑老爹之女为妻。李本瑛案情昭雪后升任给事中，派人来寻他，此时潘三已被拿。匡超人得到李本瑛书信，就将妻子送往乐清乡下，只身前往京城。在李本瑛活动下，匡超人考取了教习，又娶李本瑛外甥女为妻。当他返乡取结时，原配郑氏病死，正遂他的心愿。取定了结又乘船北上，在船上遇到冯琢庵、牛布衣。

船到扬州，冯、匡二人换船北上，牛布衣却搭江船到了芜湖，寄寓在甘露庵中，不料却患病不起，老和尚为他经营后事。住在附近的少年牛浦郎，一日晚间来庵中借着灯光读书，老和尚准备将牛布衣诗稿给他看，他却等不及，先行偷了出来。不久老和尚入京，他索性假冒牛布衣招摇行骗，新补知县董瑛慕名来拜，匆匆一叙而别。从此，牛浦郎学得一身势利，与岳家卜氏兄弟相处不谐，乃去安东县投靠董瑛。路上遇着牛玉圃，两人认作祖孙。牛玉圃带着他去扬州盐商万雪斋家。牛浦郎因跌入水塘，受到牛玉圃的冷遇，正好他从子午宫道士处听到万雪斋的出身，就故意诱使牛玉圃当众说了出来，因而被万雪斋辞退。牛玉圃方知上当，将牛浦郎痛打一顿，丢在河岸上。牛浦郎得到过路的黄客人搭救，同去安东，又被黄客人招赘为婿。董瑛此时即将升任，乃向接任的向鼎交代，请他关照牛浦郎。不料真牛布衣妻子寻夫而来，告到县里。

向知县因断了这一无头官司，被人向按察司参处，却被按察司门下戏子鲍文卿怜才解救。不久，鲍文卿又回南京重操旧业，向知县升任安庆府，路过南京，邂逅文卿，邀其父子来衙门相会，赠送其银两，又为其子廷玺娶妻。不久，向鼎升任福建汀漳道，文卿则返回南京，病重而死，廷玺不得义母欢心，去苏州寻兄，而乃兄又亡故; 再去扬州，投靠季苇萧，从此结识了扬州一班名士如辛东之、金寓刘、来霞士等; 回到南京后又投靠到杜慎卿门下。杜慎卿邀了南京城里一百几十班做旦脚的戏子，高会莫愁湖。事后，鲍廷玺向他求助，杜慎卿却介绍他去天长自己的族弟少卿处。

杜少卿为人豪爽，极重孝道，又不会理家，家人王胡子伙同张铁臂等人讹骗其财产，鲍廷玺也趁机索讨一百多两银子而去。不久，少卿家产将尽，听从老管家娄焕文的劝告，移家南京，得识各地齐集南京的名士。少卿与娘子同游清凉山，自由自在地生活。未曾料到巡抚大人将他荐举博学鸿词科，他不得不去安庆致谢并面辞，李大人不允所请。归来后，李大人又遣人来催促，少卿乃装病辞去。此时，迟衡山正倡议修祭泰伯祠，杜少卿、庄绍光等人极表赞同，共襄盛举，并推定南京国子监博士虞育德任主祭。经过多时准备，选定四月初一举行祭祠大典，四处齐集南京的名士、选家都参与盛会，南京的民众也挨挤着来看。

祭祠以后，与会的人又都星散，此时寻父二十年的郭孝子又来南京，以杜少卿为首的南京名士并不因他是王惠之子而冷落他，赞扬其孝行，赞助其银两，帮他前往陕、川寻父。到了成都府外的庵里，王惠却坚决不认其子。不久，王惠病死。郭孝子背着骨骸返乡。途中遇到萧云仙，劝说他去效力朝廷，乃父也要云仙去平少保处投军。在平少保帐下，云仙率兵收复青枫城后，筑城垣、修水利、垦田地、兴学堂。后去应天府任江淮卫守备，因此结识了虞育德等南京的大名士。过江时，他在扬州码头又邂逅曾在青枫城教书的沈大年。

沈大年正送其女琼枝去扬州宋为富家完婚。岂知宋为富乃以讨妾对待，琼枝乃只身逃往南京，写扇作诗，为人刺绣谋生。江都县差人前来缉拿时，她正向杜少卿娘子诉说自己遭遇，她终被押入江都。在船上，有一汉子带着两个婊子也去扬州。那汉子刚到家，汤镇台的侄子汤六老爷就来厮混，又勾引汤镇台两个儿子汤由、汤实到妓院来吃酒。

汤由、汤实乡试落第后去父亲任所镇远府，正值苗民作乱，汤奏平了乱，却被降三级调用。父子三人一齐回到家乡。汤镇台请余特教导其子，余特不就，而去无为州秋风。不料私和人命事发，因关文中误写“贡生余持”，乃为其弟余持蒙混，胡涂了结官司。余特又去南京，得与杜少卿等时贤聚首，但不久虞育德远赴浙江，余特又回到五河，被虞华轩请去教育儿子，旋又被选为徽州府学训导。老秀才王蕴来拜老师，余特很看重他。王蕴曾鼓励三女儿殉夫，后又觉伤心，乃去游南京。在南京由邓质夫陪着去泰伯祠凭吊，但未见到南京一班名人。不久，武书回到南京，正欲去回拜邓质夫，却被高翰林请去作客。客人是万中书，但却是冒充的中书。东窗事发，幸得凤四老爹相助，秦中书出了银子，才捐了一个真中书。

凤四老爹送万中书回浙江，顺便向杭州朋友陈正公讨回欠债做回南京的盘缠，但陈正公则被毛二胡子骗去了银两，凤四老爹出面为他讨回银两就返回南京，去回秦中书的话。秦中书却与陈四老爷在妓女聘娘处鬼混。不久，秦中书进京补缺，陈四老爷又往福建寻表兄徐九公子去了。聘娘被虔婆所逼，剃度为尼。陈和甫的儿子也做了和尚，却与同是测字的丁诗争闹不休。此时，在南京市井中倒出现了几个奇人：写字的季遐年、卖纸火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他们凭一技之长，自食其力，与前此出现的名士并不相同。

这就是《儒林外史》的故事梗概。这些故事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思想、表达了什么样的主旨呢?各个时代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评论。吴敬梓至友程晋芳说这部小说“穷极文士情态”(《文木先生传》)。卧闲草堂本卷首闲斋老人序又认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前一种见解，尚见之于杨锺羲的《雪桥诗话》 (三卷卷七); 后一种见解，又见之于东武惜红生的增补齐省堂本序。但卧本评语则揉合了这两种见解，一方面指出 “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另一方面又认为“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后来，胡适则认为“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是“全书的宗旨”(《吴敬梓传》)。1950年以来，研究者大多着眼于它对功名富贵和科举制度的嘲讽，同时又肯定它揭发封建礼教的虚伪。笔者以为《儒林外史》实际上是一部比较全面地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

在这部杰出的讽刺作品中，吴敬梓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描绘了他们生活的浮沉，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理想的倡导与破灭，出路的探索与追寻。特别是这部小说反映的生活时代跨度很大，几乎囊括了一个朝代的知识分子，这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是少见的。从其具体描写来看，虽然假托明朝，但却是反映了清朝康 (熙) 雍 (正) 乾(隆)时期的知识分子命运。他们生活在封建统治者怀柔与镇压的政策之下，或是受其羁縻，或是拒其牢笼; 或惨遭镇压，或远祸全身。吴敬梓对他们既有讽刺也有表彰，既有否定也有肯定。从他们的生活情景入手，作者还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末世的腐败与黑暗，探索了培育人才有助政教的途径，最后却以深沉的失望告终，而将目光注视“市井中间”崛起的新人，从而表现了作者新的理想与期望，其寓意是十分深刻的。

作者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回中，塑造了讲究文行出处，不满以时文八股取士的王冕这一艺术形象，使之成为笼罩全书的理想人物。尔后方于第二回开始，到正文结束的第五十五回之中，刻划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士人性格，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醉心于八股举业，藉以谋求功名从而猎取富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的白首穷经，却未博一第，生活困苦，甚至卖儿卖女，如倪霜峰;有的寄人篱下，为人作幕，周游四方，以致客死他乡，如牛布衣;有的故作放达，名士自居，攀附豪门，以谋衣食，如西湖名士、娄府清客等等;有的谋一馆地，借以糊口，或为盐商西席，如余有达; 或去边陲教书，如沈大年。而一旦取得功名，随即成为统治阶级的帮闲帮凶，如南昌太守王惠一心想着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周进、范进中进士后成为学道，又为推行曾使自己受尽苦楚的八股科举制度效力。不但已经获取功名的士人认为唯有做举业才是 “光明” 出路、才是有无学问的唯一标准，如施御史即说“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科甲出身”;鲁编修亦说“如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高翰林同样认为“如果肚里通，就该中了去”。即连功名未遂的士子亦热中于举业、执着于科场，马纯上就说“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荣宗耀祖”。因之，全国士人于时文举业莫不趋之若鹜，如醉似狂，全身心都受到腐蚀毒害。而为了取得功名，又不惜通关节、营贿赂，上下勾结、公开买卖，大批士人除了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以外，全然不知尚有其它学问，甚至即连四书、五经也未见得读通。总之，这一制度造就了大批既无操守、又无学问的士子，少数变为统治阶级成员，绝大多数则沦落终身，既使已经腐败的吏治日益腐败，又使业已败坏的社会风气更趋败坏。

吴敬梓还塑造了一些正面形象，他们洁身自好，重视出处，讲究修养，看不起八股时文，而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学问。如杜少卿不愿 “守着田园做举业”，虞育德“也不耐烦做时文”。由于看不起八股举业，连带着也看不起举业出身的士人，如杜少卿根本不理睬那些 “灰堆里的进士”，迟衡山当面教训高翰林说“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 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他们主张教育须有益于政事，提倡礼乐兵农，目的在于如迟衡山所说“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从而“替朝廷做些正经事”。如果说，祭泰伯祠意在倡导;那么平定青枫城就着重于实践。然而，曾几何时泰伯祠已然颓圯，无人问津;萧云仙修复青枫城，反被追赔，投闲置散。吴敬梓通过形象的描绘，反映出礼乐兵农理想已经彻底破灭，而倡导与实践这一理想的名贤也已风流云散。

吴敬梓原先的理想虽已破灭，但并未止步不前，他又进行新的探索，从下层人民身上发现了新的品质，从而予以热情的赞扬。虽然添 “四客” 只是整部小说中的一回，然而其份量却不轻，“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表示一个时代已经结束;“那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又显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尽管在所添四客的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身上，仍然有着士人书、棋、画、琴的痕迹，然而他们毕竟是来自下层，有着劳动群众的品格。他们凭一技之长谋生，不依附他人，不企求功名富贵，因而能保持人格的尊严。尽管吴敬梓为时代和阶级所局限，对于他们是否能代表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势，尚有一定的保留，然而却已对他们寄以期望：“看官!难道自今以后，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 《儒林外史》 的么? 但是，他不曾在朝廷这一番旌扬之列，我也就不说了。”这分明表示，作者晚年视做“贤人君子”的人，已不再是能受到“朝廷”“旌扬”的士人，而必然是属于来自下层的“四客”一类人物。二百多年前的吴敬梓能做出如此深刻的思考，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清醒的现实主义大师。他所创作的 《儒林外史》不仅描写了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及命运，而且又反映了他对社会理想的探索和追求，就其艺术手段来说，它是一部讽刺小说，而就其思想内容来说，则是一部以描写知识分子命运入手批判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作品。

《儒林外史》不仅思想内容崭新，而且艺术风格独特，在我国小说之林中显示出摇曳多姿的风貌。

首先是它的讽刺艺术，其成就比之于世界讽刺文学大师莫里哀、果戈理亦不逊色。鲁迅认为在它之前，说部之中没有 “足称讽刺之书” ( 《中国小说史略》); 而在其以后，如此“旨微而语婉”的小说“就可以谓之绝响”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确，吴敬梓继承了 《诗经》开创的 “美刺” 传统，他创作小说《儒林外史》意在“讽一劝百”(《文心雕龙·杂文》)，挽救其同阶层的读书人。如同邱炜萲所说“《儒林外史》一书颇得主文谲谏之义”(《客云庐小说话》)。吴敬梓用意在于“醒世”而非 “骂世”，但尽管作者的讽刺是善意的，然而作品的客观意义却自不同，鲁迅说过：“然而待到同群中有讽刺作者出现的时候，这一群却已是不可收拾，更非笔墨所能救了，所以这努力大抵是徒劳的，而且还适得其反，实际上不过表现了这一群的缺点以至恶德，而对于敌对的别一群，倒反成为有益。我想，从别一群看来，感受和被讽刺的那一群不同的，他们会觉得 ‘暴露’ 更多于 ‘讽刺’。” ( 《什么是 “讽刺”?》) 的确，不但小说中的否定人物有种种“恶德”，即连一些下面人物也有许多 “缺点”。他们确是一群 “不可收拾” 的没落者，作者最后亦不再对他们抱有幻想，而将期望寄予“市井” 中的 “奇人”。这样的描写已非传统的 “讽刺”概念所能全然范围，其重大意义自不待言。

至于 《儒林外史》 的讽刺手法，可谓丰富多样，变幻莫测，随着情节的展现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如行山阴道上。例如，吴敬梓常让他的讽刺对象互相攻讦，从而抖出他们的 “老底”。王德、王仁借汤奉取文 “不入时目”、没有入帘，来讥刺严贡生笔下干枯，没有才气。严贡生则反唇相讥，说 “才气也须是有法则，假若不照题位，乱写些热闹话，难道也算是有才气不成”?并且明知二王在周进“手里都考的是二等”，就竭力赞扬“周老师极是法眼，取在一等前列，都是有法则的老手”，从而嘲讽二王笔下杂乱无章。这样的攻讦就相互揭了底。作者有时又让他们彼此互吹乱捧，从而构成妙趣横生的讽刺。西湖名士集会，分韵赋诗，卫体善、随岑庵这两位“二十年的老选家”，自视极高，目空一切，众名士也如众星拱月加以顶礼膜拜。岂知他们的诗作中居然出现 “且夫”、“尝谓”的字面，连此时刚刚学写诗的匡超人看来，也并不甚佳。被吹捧者的 “才气”既然如此，那么吹捧者的 “才情”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相互吹捧得越高，在读者的眼里也就贬得越低。又如，作者经常描写出一个人的崇高的谈吐与卑污的行为，从而使之在对比中产生浓郁的讽刺意味。杜慎卿纳妾，偏偏说成是 “为嗣续大计”; 寻男色，又说成是 “独得情之正”。严贡生自我表彰“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但却拦劫猪只，讹诈钱财，逼占弟妇财产，强赖船夫力资，刻剥家人奴仆，到处招摇撞骗，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秀水县差人口口声声说：“我们公门里好修行，……怎肯坏这个良心?”却执定要敲诈蘧公孙“三二百银子”。作者如实地描绘出他们的言行不一，也就将他们的丑恶本质暴露无遗，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这种手法在小说中运用得最普遍，随处可见。范进的“遵制丁忧”，荀玖的“递呈丁忧”，言与行都全然相背，自然形成绝妙的讽刺。再如，前倨后恭与前恭后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正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世态炎凉的关系。吴敬梓极善于摄取前后不同的镜头来入木三分地鞭笞那些势利小人。二 “进”在发迹前受尽冷落，而一旦飞黄腾达，不是亲的也来认亲。范进中举前，张静斋的足迹从未到过范家草屋，一旦中了举，张静斋立即乘轿来拜，既送银子，又送房子。胡屠户再也不骂这个“尖嘴猴腮”的女婿，而口口声声喊“贤婿老爷”。老童生周进受尽了秀才梅玖的奚落、挖苦，但国子监司业周进却赢得梅玖的敬重、奉承，连当年他在观音庵教私塾时写的联对，梅玖也要和尚 “揭下来裱一裱”珍藏起来。反之，在不明白对方身份或有求于对方时，先是虔诚恭敬，而后又傲慢无礼。牛浦郎初见牛玉圃，为他装模作样的气势所慑，作揖下跪，认作“叔公”，跟随日久，渐知底细，却让他在其衣食主人万雪斋前出丑，被撵出万家，连清客也做不成。匡超人逃到杭州时，见到潘自业之初，也曾 “欢喜之极”，“作揖行礼”，潘三则帮他攒钱成家;一旦他考取内廷教习，潘三事发入狱后，要会他一面“叙叙苦情”，他竟然毫不理会。作者对他的憎恶较之潘三更为强烈。而这种强烈的憎恶则是通过描写他前后不同的态度表现出来的。这也是一种极富讽刺意味的手法。此外，小说中人物的冷讽与作者的热嘲层出迭见，这也增强了作品的讽刺效果。吴敬梓对否定人物的讽刺，有时通过作品中正面人物的言谈表现出来，有时却又直接以作者的身份加以斥责。作者在描写杜慎卿的形象“面如傅粉、眼若点漆”，“穿着莺背色的夹纱直裰”之后，忽然说“这人是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这颇似赞美之语，但后文却又写他在雨花台上“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徘徊了大半日”，活脱一幅顾影自怜的画象。读者至此方才明白前文的赞美之语实在是作者极为冷峻的嘲讽。黄老爹“不做戏子”以后，穿戴起士绅衣着，颇引起恪守上下尊卑封建秩序的鲍文卿的不满，讽刺他说：“象老爹柱着拐杖，缓步细摇，依我说，这 ‘乡饮大宾’就该是老爹做!”这种冷讽一转到作者口中，则直斥黄老爹为“老畜生”!王惠就任南昌太守之初，迫不急待地要多方搜刮，蘧景玉却缓缓而言，说府中的吟诗声、唱曲声、下棋声将被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所代替。这是作者通过正面人物之口去委婉地嘲讽那些否定人物。对于“五河的风俗”，作者却直接出面给予热辣辣的斥骂，说“其风俗恶赖如此”，倾泻其满腔的愤怒。在小说中，冷讽热嘲，相互错出，嬉笑怒骂，皆成妙文。总之，《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极为丰富多变，绝不限于以上所举数种，鲁迅称赞它为“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 ( 《中国小说史略》)，是非常切当的。

其次是它的结构艺术，在我国古代小说作品中可谓别树一帜，极富独创性。卧闲草堂本在评语中曾对它的艺术结构做了充分地肯定。但到了 “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有人对它独特的结构艺术表示不满，如《缺名笔记》的作者首先说“《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 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自无端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何以明其然也?将谓其以人为干耶?然杜少卿一人不能绾束全书人物。将谓其以事为干耶?则‘势利’ 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书事情，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指责《儒林外史》没有贯串全书的情节、没有统帅全书的主角，这种看法，在当时是产生一些影响的。例如胡适尽管对吴敬梓及其 《儒林外史》多所肯定，但在论及《儒林外史》的结构时则颇多微词，说它完全是短篇杂凑，“没有布局”(《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甚至鲁迅在有关著作中也受到这种见解的影响。其实，文学作品的结构是为安排情节、刻划人物从而再现生活和表现作家对生活的评价服务的，只要圆满地完成这一任务就是成功的结构。在这一艺术表现的领域内，应该允许作家有充分驰骋才能的自由，而不应该要求作家削足适履，按照一定的模式去仿造。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契可夫曾经评说他自己的作品：“《我的朋友们的生活故事》，我把它写成许多各自成篇的故事的形式，由情节、思想、人物等的共同性而互相紧密结合起来。每一篇故事都有一个单独的标题。不要以为这个长篇小说是由许多小块凑成的。不，它是真正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整体，其中每一个人物都跟整个小说血肉相联，不能缺少。” ( 《写给阿·谢·苏沃陵》)这对那些说《儒林外史》是由许多故事“凑拢”来的非难，无异是一个很好的驳正。

《儒林外史》实际上是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中心的历史，是反映清前期广大知识分子生活面貌的长篇小说。吴敬梓通过对当时各种类型知识分子思想言行的描写，从而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末世的黑暗和弊端，并提出改良主张;同时还反映出自己的社会理想在现实生活的冲击下，不断幻灭、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结构，就是为这样的艺术思维服务的。这里不妨将它的艺术结构略作分析。

从纵向看，在整个小说的情节发展中，贯穿着以下几条线索： 知识分子中大部分人受到牢笼、毒害; 个别人物受到迫害、镇压; 还有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努力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幻灭。围绕着对知识分子生活遭遇的描写，作者又深入解剖了官场和社会：从科举出身的官吏，昏愦无能，使得吏治日益腐败、黑暗; 受理学浸染的士人，口是心非，使得社会风气更趋败坏、道德观念日渐薄弱; 官僚地主与盐商典当相互勾结，两者势力彼此消长不已。作者对否定人物施以嘲讽，切盼他们改善; 对肯定人物予以表彰，希望他们能挽救颓风。然而，他们先后都使作者失望。作者的期望落空，不得不舍弃他们，而在现实生活中另行寻求。这样几条线索或隐或现、时伏时起地贯串全部作品，从而反映了封建末世的真实景象。

从横向看，整部小说的结构除“楔子”与“幽榜”以外，可分成三部分，作者将上述几条线索按照现实生活发展的实际情况，分别主次，精心地安排在这三大部分之中。第一部分从第二回到第三十回，主要描写为科举所牢笼、为理学所毒害的士人。第二部分从第三十一回到第四十六回，前一部分中出现的士人虽依然存在，但重点则在于描绘正面人物的理想及其破灭的过程。第三部分从第四十七回到第五十五回，第二部分中出现的正面人物虽已成为过去，但他们的影响还在;类似第一部分中出现的否定人物依然四处活动，而且更其不堪。因此，在第五十五回中，作者不得不“述往思来”，对既往的理想做了检讨，对未来的希望做了探索。至于“楔子”与 “幽榜”则先后点出科举限制人才的问题，从而使得整部小说浑然一体。总之，《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不是以一二个主角为中心，让他们带领读者去经历主角所生活的环境，从主角的成长史中去认识社会、了解生活; 而是以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认识的发展为轨迹，直接引导读者在小说中去观察现实黑暗和探索社会理想。

过去有的论者认为《儒林外史》这样的结构艺术 “其源出自太史公诸传”(天僇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这一见解其实是源自卧闲草堂本评语，如卧本第一回回评就指出“作者以《史》、《汉》之才作为稗官”，第五十六回回评中又说“一上谕、一奏疏、一祭文，三篇鼎峙，以结束全部大书”云云，均可见此种评论由来已久。但吴敬梓在创作小说 《儒林外史》时，虽然借鉴了以 《史记》为代表的正史的构架，却又独出机杼，有所发展。他所惨淡经营的艺术结构确实具有创新意义。虽然细枝末节处不无纰漏可寻，但这是任何一部文学创作也难以尽免的，不宜苛求。

除此而外，《儒林外史》描写人物的艺术、运用语言的艺术，均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创性，此处就不一一论述了。总之，无论就思想意义或是艺术表现而言，《儒林外史》都是一部杰出的小说，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