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榖、、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
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拙业，而秦阳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之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之所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注释〕 甘： 以……为甘。此后，“美其食”、“安其俗”、“乐其业”均为同样结构的句式。 挽近世： 挽，通“晚”。挽近世，即现世。 声色： 音乐舞蹈。 刍豢： 家畜。 渐： 感染、影响。 眇论： 眇，通“妙”，精妙之论。 山西： 这里指太行山以西。 榖(gǔ)： 树名，形似楮树，树皮可制纸。 ： 苎麻。 牦： 牦牛，尾巴处有长毛，可供装饰用。 漆： 木名，落叶乔木，其汁可作为涂料。 姜(jiāng)： 生姜，草本植物，根茎辛辣，用为调味品。 连： 铅矿。 瑇瑁： 即玳瑁，龟类动物，它的甲是名贵的装饰品。 旃裘： 用毡毛制成的衣服。 棊置： 棊，同“棋”。棊置，棋布。 谣俗： 流行的风俗习惯。 虞： 管山林水泽出产的官。 征： 象征。 辟： 开、通。 鲜： 少、贫乏。 彰： 显明。 熙熙： 热闹的样子。 却： 使……退却。 闾巷： 里巷，这里泛指民间。 骛： 从事、追求。 形容： 容貌。 袂(mèi)： 袖口。 作色： 脸上变色、生气。 焦神： 烦躁。 糈(xǔ)： 粮食。 赂遗： 贿赂的财物。 籴(dí)： 谷物。 素封： 指没有爵邑俸禄而所得财富相当于封君。 醵(jù)： 聚食饮酒。 惭耻： 惭愧羞耻。 争时： 逐时争利。 什： 十倍。 伯： 百倍。 纤啬： 琐屑。 辱处： 下贱的行当。 洒削： 磨刀的行当。 胃脯： 食物名，将羊肚煮熟，调以味，晒干而成。 诚壹： 心志专一。 经业： 经常业务。 辐辏： 车辐集中于轴心，比喻钱或物聚集在一处。
(饶玲一)
〔鉴赏〕 司马迁与其父司马谈都是信仰黄学的人，黄学与老学有许多不同，最主要是黄学注意“时变”，认为要研究时变，才能积极应世。司马迁著《史记》是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也就是研究时代的变化。所以，他撰《史记》，既注重了天文、地理，撰写了《天官书》、《河渠书》，还特别注意国民生计，写出《平准书》。《平准书》基本上可视为一篇先秦经济史。他还专门撰写了《货殖列传》，叙述了那些具有创业精神的手工业者及杰出的商人的活动，在二千年前这不能不说他独具卓识。
《货殖列传》首先批判了《老子》那种违背时代进化的论点。老子说：“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他把进入封建社会的周代，硬要拉到落后的原始社会，显然与黄学注重时变及标榜要“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为手工业家、商业家立传的意见不合。无怪司马迁用严厉的口气批评老子“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接着下段又说：“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段意思说，人们有耳目声色之好，口想吃美味，又要贪图安逸，追求富贵，你以高深的道理去劝他，他不会听的。最好的手段是按照他们各自经营的生业去发展，不要去强制阻遏，其次者加以利导，其次加以教育，再其次用制度加以规范，最下等是与民争利。这种因循之道就是《论六家要旨》论道家“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的方法。《管子·心术上》说：“无为之道，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下面又说：“故道贵因，因其能者，言所用也”，这就解释得更加明确，无怪乎序文二段提到管子，序文末段引用《管子·牧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见司马迁作《货殖列传》，管子其人与其书，在他的思想占了何等地位。
除管子外，序文占重要地位的就是太公望，他说：“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工，极技巧，通渔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太公望治齐政策是“尊贤尚功”，尊重妇女“劝其女功”，与儒家周公治鲁的政策“尊尊亲亲”，歧视妇女有显著的不同。孔子在《论语·八佾》对管仲有三归大加责备，认为管仲“官事不摄，焉得俭”，又说“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而《货殖列传》里却赞扬管子，认为管仲虽“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但他能继续执行太公望的政策，使齐国富强一直保持到齐威王与宣王，并没有什么不对，它表明了司马迁重视黄学，忽视孔子的态度，无怪班固在《司马迁列传》里要说“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班固他不懂得先黄老与述货殖本是一个思想体系下来的，都是从太公望、管子以来的齐学，也就是后世所称的黄学，或黄老之学。《货殖列传序》较短，不过四五段，除“夫山西饶材、竹、榖、、旄、玉石……而自然之验邪”一段没有直接涉及到黄老思想外，其余各段均以黄学贯穿，这跟他们父子两人的学术思想有关，并非全如姚姬传所说：“子长见其时天子不能以宁静淡薄先海内。”这从序后述的货殖名人内容，也可以得到证明。
《序》后所写的人物中，第一位是范蠡。范蠡与《黄帝四经》很有关系，《国语·越语》下所见范蠡的话，许多见于《黄帝四经》，而最重要且带纲领性的话“圣人不朽，时变是守”既见于《越语》、《黄帝四经》，又见于《论六家要旨》，《论六家要旨》正是以“圣人不朽，时变是守”去总结道家的，因此把范蠡摆在《货殖列传》之首，把孔门弟子子贡列第二，仍是“先黄老而后六经”的精神作指导，第三个是白圭，司马迁叙述白圭“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白圭乐观时变，仍是按“时变是守”的原则经商，注意世事和市场的变化，才能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人弃我取，人取我予”。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总结了范蠡“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产者，能择人而任时”，所以白圭“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自白圭以下各家多是按这原则经营致富的： 如乌氏搞畜牧，到牲畜多了，便“斥卖，求奇缯物，间献戎王”；蜀卓氏是赵国人，秦灭赵，迁徙赵国许多人于巴蜀，很多人想迁近点，而卓氏本“人弃我取”，“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因此“铁山鼓铸……富至童八百人”；宣曲任氏，当“秦之败也，豪杰争取金玉，任氏独窖仓粟”，楚汉连年战争，“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任氏以此致富”，因此《货殖列传》不但提高工商业者的地位，还从道家黄学派去总结了他们致富之道，司马迁在两千年前具有市场意识，有市场经营头脑，这很不简单。
当然他也看到工商业者“大者倾郡，中者倾县，小者倾乡里”的不良现象，他本人受到腐刑，在囚禁中感到“家贫，财赂不足自赎，交游莫救”，对于经济上的困难，深有切肤之痛，著《史记》时不免有些牢骚。但他写作《货殖列传》仍是选择了“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选择”，对于贩脂、卖浆、洒削、胃脯、马医他并不轻视，认为他们“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富者必用奇胜”，因此他们的致富，“皆诚壹之所致”。这比起班固在《汉书·货殖列传》里破口大骂这些人“皆越法矣”，是显然有差别的。
最末他总结了一条经商致富的原则，即“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说明商人要会辩证地看待市场，一出现好的商机，便要立刻抓住，否则便会坐失机会，甚至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