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韩愈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昌黎先生集》
〔注释〕 董邵南：寿州安丰(今安徽寿县)人，韩愈的友人。举进士不第，将游河北，韩愈作此序送行。 燕、赵：战国时两个诸侯国。燕国在今河北、辽宁一带，赵国在今河北、山西一带。这里借指当时河北一带。 利器：比喻杰出的才能。 合：遇合。 强仁：勉力行仁。 屠狗者：以屠狗为业者，旧时喻从事卑贱职业者。《史记·刺客列传》：“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
这篇文章寥寥一百五十字，层层转折，意在言外，是历来公认的名作。然而如何疏通句篇，揭示那言外之意，却殊为不易。
题为《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因而要理解这篇短文，必须弄清“董邵南游河北”是怎么回事以及韩愈对之是否赞成。
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新唐书·藩镇传》中说：“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萌，以成祸根。……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韩愈是坚决主张削平藩镇、实现统一的。在他看来，如果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应该鸣鼓而攻之。此其一。
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统治者延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统治者常常使他失望。所以在不少诗文里，替自己、替别人抒发过沉沦不偶的感情。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也是为董邵南写的。其中说：“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他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阵子，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但是“举进士”，又“连不得志于有司”。对于他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同情的。此其二。
然而这位因“隐居行义”而受到韩愈赞扬的董生，却由于在唐王朝“不得志”，竟然要“游河北”——投奔藩镇去了。当他临行之时，韩愈要写一篇序送他，看来很难措词。赞成他去吧，那就违背了自己一贯的主张；“责以大义”，阻止他去吧，那就变成了“留行”，不合“赠序”的体裁；何况对于“怀抱利器”而无处施展的董生毕竟是同情的，不忍太严厉。
“惟陈言之务去”的韩愈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这篇短序的构思、造语、布局，就相当巧。
一上来先赞美河北(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然后两相绾合，作一判断：“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
作者还嫌不够，又深入一层说：像你这么个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瞅对了，好好去干吧！
这其实是些反话，所谓“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称赞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说是“埋伏”呢？因为特意在“古”字下用了个“称”字，放了些烟幕，使“古”字隐藏其中，不很显眼。如果不用“称”字，写成“燕赵古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古”字就十分突出，等于说“燕赵今无感慨悲歌之士”。这样，下面的文章就不好作。而用一“称”字，就是另一种情况。“古称”云云，即“历史上说”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则现在可能还是那样，所以先就“古称”落墨，送董生游河北，断言“必有合”。然而“古称”毕竟不同于“今称”。“古称”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则现在可能还是那样，也可能不是；因而到底是与不是的问题，终归要提出来。于是用“然”字扳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不难看出，写“古”正是为了借宾定主，为下文蓄势。
“今”之河北是不是仍“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目中，其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他并不立刻否定，却提出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风俗人情，随着教化的改变而改变)”。既然如此，则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些年，其风俗怎能不变？风俗既然变了，变得再没有“感慨悲歌之士”，那么董生到那里去，就未必“有合”。“风俗与化移易”的原则一经提出，分明造成了箭在弦上的形势，眼看要作如上的推论。但作者真像在他的《雉带箭》诗里所说的那样：“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只提出“吾恶知(我怎么知道)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的疑问而不作判断。“今”是不是异于“古”，“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姑且拿你的此行所遇试试看。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竭力罗致人才。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合”了，岂不是就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吗？但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都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扬董生。而先“扬”正是为了后“抑”。“风俗与化移易”一句既然点出了当时掌握河北政教的藩镇，而当时的藩镇呢，恐怕连董生(他不能没有忠君观念)也不好说他们仁义“出乎其性”吧！既然如此，那么董生与藩镇“合”，就只能说明他丧失仁义罢了。“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勉乎哉”云者，勉其不可“从贱”也。
作者怕董生不懂，又照应前面的“古”字，提出原为燕国大将，被迫逃到赵国，被封为望诸君，却仍然念念不忘燕国的乐毅来。“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当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怕他不懂，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屠狗者”；如果有，就劝其入朝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劝其入朝，则对董生的投奔河北藩镇抱什么态度，也就不言自明了。
全文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第一段就“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立论，预言董生“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送他去。结尾委托董生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出仕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文字。但送之正所以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有些评论者，或说此文是作者希望“董生以仁义化河北”，使之归顺朝廷；或说“董邵南的前途交织着希望和失望”，此文正表现了“封建时代的正直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显然都没有搔到痒处。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劝阻董邵南游河北，但措辞婉妙，转折不测，内涵十分深广。第一，向往古燕赵的感慨悲歌之士，赞扬他们仁义“出乎其性”；其反面，自然讥刺了当时割据河北的藩镇。第二，劝阻董生游河北，但肯定他是“怀抱利器”的。“怀抱利器”，却“连不得志于有司”，因而到河北去谋出路；这又流露了对“有司”的不满，似乎在指责他们“为渊驱鱼”。第三，董生明明是“不得志于有司”才投奔藩镇的，却委托他劝谕河北的“屠狗者”入朝作官；“屠狗者”如果真的跑到朝廷来，“有司”会让他“得志”吗？在这些地方，作者不仅暗暗责怪“有司”，而且隐隐然向最高统治者敲警钟。从董生的遭遇看，所谓“明天子”其实不很“明”，但作者却希望他“明”。根据历史记载，当时的唐王朝“仕路壅滞”，失意之士纷纷投奔藩镇；而藩镇又“竞引豪杰为谋主”，因而藩镇益强而朝廷益弱。韩愈企图恢复唐王朝大一统局面，因而在给他曾经赞美过的董邵南送行的时候，真是感慨万千！惟其感慨万千，才能写出这样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妙文。
这篇序以“古”、“今”分层次，以“吾知”、“吾恶知”相呼应，转折出人意外，而脉络又极分明，词约而意丰，文短而气长，确是千古传诵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