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感·陈三立
八骏西游问劫灰，关河中断有馀哀。
更闻谢敌诛晁错，侭觉求贤始郭隗。
补衮经纶留草昧，千霄芽蘖满蒿莱。
飘零旧日巢堂燕，犹盼花时啄蕊回。
陈三立存诗自辛丑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始，是诗为《散原精舍诗》之首篇。当时庚子国难馀波震荡，远未了结，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帝逃往西安未归。身在金陵的“神州袖手人”眼看朝局风云变幻，不禁百念并生，诗以志感。
诗人从“八骏西游”入题，将个人情感与庚子西狩这一历史事件相连，使全诗抹上了浓重的时代色彩。新春将临，亡命在千里之外的光绪帝，竟然无法让他的“子民”们知晓落难的详情，此刻是凶是吉，最使诗人牵心挂肚。那哀痛自然与“皇上蒙尘”有关。“关河中断”，写的是地理上的隔绝，其实诗人的隔绝之感，更起因于自己身遭罢黜。戊戌那年，一纸“革职，永不叙用”的“圣谕”，冷酷地割断了君臣的名分，这一“断”尤为刻骨铭心。要没有戊戌政变的祸根，又何尝会招致庚子大难，诗人耿耿于怀者，已不全在难详“圣主”的下落。如今我这个被黜之臣与受挟之君中间，只有缕缕不绝的眷情尚在。一“问”字竟成了昔日君臣关系的全部体现，此中哀怨，自难胜言。“馀哀”的感情容量也只能从诗外去找寻了。
诗人已游离于政局外，但仍以戊戌变法圈中人的眼光审视现实，揭示造成这场历史悲剧的根源。诗的颈、颔两联，以比喻、运典的手法，将戊戌至庚子的朝野变局极其精括地展示出来。当政者迫于困境，欲订城下之盟，不惜以“诛晁错”作为给八国联军的酬礼。载勋、载漪、毓贤、刚毅、英年、赵舒翘等盲目仇外，而终成慈禧求悦洋人的牺牲品。与此相对，诗人提到了同代的“郭隗”们，想维新风行之时，光绪帝罗致人才，委以重任，诗人与其父陈宝箴及康、梁等人，或许正是诗中喻指的“求贤”对象。时过境迁，当年的贤士未得一伸大志，令人抱憾不已。在隐去了的历史事件背后，诗人的不平之气通过情系“郭隗”得到了宣泄。以慈禧为首的当权者，在无可奈何“诛晁错”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对维新派人士开复原官的措施，只是对诗人来说，不过徒增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慨而已。清廷如果是真心“求贤”，欲结束听任误国庸才参与朝政的局面，就非得着眼于数量极众的在野者，那里既能产生挽回时运的“补衮”人才，却又不乏使民众反抗形成“干霄”之势的火种。前者几乎是诗人的自况，后者显然为“义和团”运动的写照。诗人不明断孰是孰非，就揭示出庚子国难肇始于柄国者政治目光的短浅。可悲的是，诗人的劫后议论，已无法使时间倒转，重新尝试贤士们的政治主张了。诗人为志心中之“哀”，罗列了一连串貌似各不相关的历史现象，而这桩桩件件，层层加码，增添了诗歌的负重感，促使人们去思索，去反省。诗人指出的是近代中国社会排外转而媚洋、拒贤激发民“乱”的种种变态，意在警醒世人，去发觉社会百态的内在联系。诗人不可能理解造成庚子国难有其民族的、政治的、宗教的深层原因，但他能意识到庚子国难是戊戌政变的必然结局，却透出些许冷峻的理性之光。
诗人虽然以旁观者的立场去陈述史实，发抒哀感，但并未忘却清廷旧臣的身份，始终关注着“皇上”的命运。他将自己比作恋主的巢燕，“飘零”而不失归意，指望着光绪帝回銮主政，重振纲纪的那一天，诗人或能再温辅君变法之梦。“回”是对“断”的照应，也是由“哀”而“盼”感情转化的基础。现实生活中的陈三立回绝了友人为他具疏争复官的善意，因为他“忾然知时不可为”(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啄蕊”之说，只是他眷念旧主、“中兴”清室之心不死的一点表露罢了，全无复出干政的事实依据。
《书感》是陈三立“烦冤离慜，一放于诗”(同前)的代表之作，没有血泪迸溅的长吁短叹，几个典故，几幅图景，就化入了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的时代缩影，表达出放废旧臣的至痛至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