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列传

司马迁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眜。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伐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

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以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战国时期的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可是，他的事迹长期湮没无闻，直到西汉武帝年间，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他立传，才留下了完整的屈原的史料。鲁迅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可与《离骚》比美，司马迁又是第一个记述屈原事迹的，这是文学史上意味深长的佳话。

《屈原列传》的第一部分(从开头至“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写屈原政治上的挫折和《离骚》的成就。屈原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一度得到楚怀王的信用，担任“左徒”。但好景不长，由于党人进谗，终于被怀王疏远了。司马迁以鲜明的爱憎态度，赞扬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对陷害他的上官大夫之流深恶痛绝，揭露了这种人的面目，一是妒忌别人，二是反对屈原制订的富国强兵的法令，三是造谣诬陷，手段卑劣。这种人的丑态，反衬出屈原的正直无私、光明磊落。而楚怀王，则表现出动摇不安、轻信流言的特点。这里所写的屈原的为人、党人的为非作歹、怀王的是非不明，构成了整个《屈原列传》的基础。

屈原不仅是政治家，而且是文学家。政治上的挫折，使他满腔悲愤，“忧愁幽思”，写成了千古独绝的长诗——《离骚》。司马迁同情屈原，理解屈原，所以对《离骚》的产生，能够作生动的描述：这是内心悲痛的呼号，这是冤屈之情的申诉。“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同时，司马迁还高度概括了《离骚》的内容。它表达了屈原远大的政治理想，即楚国应该踏着前辈圣王的足迹，富国强兵，担当起结束战国纷争、统一天下的重任。它表明了屈原高洁的品性，决不改变自己的政治操守，决不与党人同流合污，刚正不屈，不断奋斗。司马迁还评论了《离骚》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于以香草美人为喻，用象征的手法，表现深刻的思想。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具有文学家评传的性质，记叙作家生平，又联系各个时期的创作进行评述。这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文学家评传。

传记的第二部分(从“屈平既绌”至“此不知人之祸也”)写屈原被疏远以后楚国的情景。司马迁条理清晰，主要写了三件事。楚怀王再一次轻信，上了张仪的当，不仅没有得到商於之地六百里，反而引起秦楚战争，损兵折将，“楚大困”。其次，怀王在结党营私的靳尚、郑袖之流的包围下，居然释放了张仪。第三，又一次受到欺骗，轻易入秦，遭到扣留，终于客死于秦。这三件事，鲜明地表现出由于怀王的昏庸和党人的作乱，楚国每况愈下，日益衰颓。这又是和怀王不能重用屈原、不能按照屈原的政治理想治理楚国分不开的。这样写，加深了人们对怀王和党人的认识，增加对他们的痛恨，又突出了屈原高大的形象。

司马迁还写到屈原虽然离开了左徒的职位，但在重要时刻，对重大政治问题，依然挺身而出，表示自己的看法。怀王放走张仪，屈原从齐国回来，立即提出“何不杀张仪”；怀王准备入秦，屈原坚决提出“不如毋行”。这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关心国事，正直敢言，决不随声附和党人。这是屈原伟大的人格。

但是，顷襄王继位后，子兰任令尹，亲附秦国，党人的气焰也更加嚣张，屈原的忠贞之情，振兴祖国的宏望大愿，再也无法实现。他的不屈不挠、积极奋斗，只能寄之于创作之中，“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屈原的遭际，使司马迁感慨系之，他情不自禁地议论一番，矛头直指怀王。正是他，不分贤愚，不辨忠奸，听信小人，疏远屈原，终于落得“兵挫地削”，“客死于秦”。司马迁是在总结深刻的历史教训。这正是《史记》这部伟大著作“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表现。

传记的第三部分(从“令尹子兰闻之”至“遂自投汨罗以死”)写屈原流放以后到自沉汨罗。子兰视屈原为眼中钉，因为在怀王是否入秦的问题上，两人意见相左。事实证明子兰要怀王入秦是错误的，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愈是这样，持正确意见的屈原愈要倒霉。果然，子兰指使那不上官大夫再一次诋毁屈原，于是顷襄王“怒而迁之”。这把子兰之流肮脏的心思揭露得入木三分。顷襄王与其父亲一样，听信了上官大夫的诬陷之辞。这是司马迁具有深意的一笔：父子相似乃尔，楚国今后的前途也就不言而喻了。

屈原流放山泽，“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但是，他的精神仍然是昂扬的，意志依然是坚定的。他深深懂得：“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他决不与世推移，随波逐流，而是坚守理想，保持美德。他终于投身汨罗江，以身殉国。屈原热爱祖国，品德高尚，奋斗不息，至死不屈，这便是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形象地表现出来的屈原精神。

最后是结语说明屈原在文学方面的深远影响和楚国终于灭亡的事实，对全文作了言简意赅的结束。

《屈原列传》的特色是记叙和议论的结合，有事实，有评论，夹叙夹议，层层展示。这是作者深情的流露，同情屈原，憎恶党人，只有直接议论，才能表达司马迁的激情和褒贬。夹叙夹议也是作为文学家评传所需。既要记叙屈原生平事迹，又要评述他的创作成就，夹叙夹议，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