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近代江西诗词·清后期江西诗词·陈三立

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义宁州(今江西修水县)人。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长子，国学大师、历史学家陈寅恪与画家陈衡恪之父。他曾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并称“维新四公子”，也是近代同光体诗派赣派重要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

陈三立年少博学，才识通敏，性格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光绪八年(1882)参加乡试，因深恶“八股文”，应试时，以自己平素擅长的散文体答卷，初选遭弃，后被主考官陈宝琛发现，方选为举人。光绪十二年赴京会试中进士，授吏部主事官职。在此期间，常与有进步思想的士大夫交游，谈学论世，希望“维新”“变法”，还参加了文廷式等组织的“强学会”。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赴日签定《马关条约》。陈三立闻讯，激愤异常，曾致电张之洞，“吁请诛合肥(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以谢天下”。光绪二十一年，其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陈三立弃官往侍父侧，襄与擘划，推行新政。陈氏父子希望“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之根基”。但是，事与愿违，戊戌政变，以“招引奸邪”之罪，父子一同被清廷革职。后随父返回江西，居住在南昌西山“崝庐”。光绪二十六年，陈三立移居南京，不久，其父陈宝箴逝世。正值八国联军疯狂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时，家国之痛，陈三立更无心于仕途，乃于金陵青溪桥畔构屋十楹，号“散原精舍”，与友人以诗文相遣，在诗中寻找年轻时理想、抒写心中的悲愤，从此以后，诗歌成为陈三立的精神家园。光绪二十九年，他开办一所家学，又赞助柳诒徵创办思益小学，让出住宅作课堂，延聘外国教师，开设英语及数、理、化学新兴课目，创新式学校之先例。光绪三十一年初，与李有棻等人办铁路公司，筹建江西第一条铁路南浔线。光绪三十四年，又与汤寿潜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商办铁路公司。由于人事关系的阻碍等原因，都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陈三立却选择了“遗老”的身份，但他并不以“遗老”自居。从1911年至于1915年夏，陈三立在寓居上海期间，曾与沈曾植、梁鼎芬等遗老文人以诗文相会，却拒不参加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他对民国初年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窃踞政权的投机政客以及后来混战不休的各派军阀，均极为不满，拒不参加当时政界的任何活动，自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这时，居住在北平的陈三立已经85岁了，他表示：“我决不逃难!”日军占领北平后，陈三立终日忧愤，病重，拒不服药，绝食五天后，于1937年9月14日气绝而逝。为纪念陈三立，1945年江西省政府1713次省务会议决定：将设在修水境内的赣西北临时中学改为省立散原中学，1948年迁葬杭州牌坊山。陈三立在《清史稿》中无传，但陈三立与他的父亲陈宝箴以及他的两个儿子陈寅恪、陈衡恪皆入《辞海》，可谓史无前例。

陈三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曾受到过不公平的对待。1917年1月，胡适在其新文学宣言——《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把陈三立作为旧文学的代表加以批判。此后，由于新文学的蓬勃发展和挤压，旧文学的发展空间极为窄小，而陈三立也渐渐被人们遗忘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没有给陈三立以应有的文学地位。实际上，陈三立是清末民初中国旧文学的杰出代表人物，在那个时代享有极高的地位。据郑逸梅《艺林散记》记载，1936年，英国伦敦举行国际笔会，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当时派了两位代表：一是胡适之，代表新文学;一是陈三立，代表旧文学。但当时陈三立已经84岁高龄，最终没有成行。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陈三立的价值被文学史重新评价，他的许多杰出作品又开始回到人们的文学欣赏、批评的视野。

今人研究陈三立，可参考胡迎建《一代宗师陈三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胡迎建《民国旧体诗史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张求会《陈寅恪的家族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叶绍荣《陈寅恪家世》(花城出版社，2000年)、刘经富《义宁陈氏与庐山》(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弘文馆出版社，1985年)。另可参见王慰慈《陈三立(一八五三至一九三七)》(《中外杂志》1997年6月)、刘纳《陈三立：最后的古典诗人》(《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杨剑锋《陈三立年谱简编》(《中国韵文学刊》第21卷第1期，2007年3月)等。

陈三立著有《散原精舍诗集》上、下卷，《续集》上、中、下三卷，《别集》一卷，《散原精舍文集》十七卷，现已重新整理出版的有：《散原精舍诗文集》(李开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散原精舍诗集》(台北中华书局，1961年)、《散原精舍文集》(台北中华书局，1966年)、《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潘益民、李开军辑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陈三立在诗歌、古文、书法上皆有造诣，且成就卓著。陈三立的诗，初学韩愈，后师黄庭坚，好用僻典冷字、险韵拗句，风格枯涩瘦硬，自成“生涩奥衍”一派，是同光体中“江西派”的杰出代表，也是同光体成就最高的诗人，甚至被看做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推其为“及时雨宋江”。梁启超也非常推崇陈三立，在《饮冰室诗话》中评价道：“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醇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比。”同时代的陈衍也对陈三立的诗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五十年来，惟吾友陈散原称雄海内”(《石遗室诗话续编》)。杨声昭云：“光宣诗坛，首称陈、郑(孝胥号海藏)。海藏向称简淡劲峭，自是高手。若论奥博精深，伟大结实，要以散原为最也。”(《读散原诗漫记》)胡先骕评他的诗说：“如长江下游，烟波浩渺，一望无际，非管窥蠡酌所能测其涯涘者矣。”

陈三立虽然自谓“神州袖手人”，但是蒿目时艰，对外敌入侵的愤怒、对朝廷的失望和对百姓的同情，常常流露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因此，“国家之痛”就成为陈三立诗歌的主题，可以说，他的诗如实地记载了中国一段屈辱的历史。在反映八国联军入侵带来的灾难方面，陈三立有一首代表作《十月十四日夜饮秦淮酒楼闻陈梅生侍御袁叔舆户部述出都遇乱事感赋》：

狼嗥豕突哭千门，溅血车茵处处村。敢幸生还携客共，不辞烂漫听歌喧。九州人物灯前泪，一舸风波劫外魂。霜月阑干照头白，天涯为念旧恩存。

诗中展现出外国侵略者的残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地狱般深重的灾难，读后令人痛心扼腕。《辛丑条约》签订后，陈三立痛心疾首、夜不能寐，写下了名作《晓抵九江作》：

藏舟夜半负之去，摇兀江湖便可怜。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鼾声邻榻添雷吼，曙色孤篷漏日妍。咫尺琵琶亭畔客，起看啼雁万峰颠。

诗人以自身形单影只飘摇江湖的孤寂与国恨家仇融合在一起，集中凝练地表现了作者的悲愤之情和深沉的爱国情怀，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他如《书感》《孟乐大令出示纪愤旧句和答二首》《人日》《得邹沅帆武昌书感赋》《次韵答义门题近稿》《次韵再答义门》《次韵和义门感近闻》《江行杂感五首》之三之四，是对庚子国难忧愤心情的抒发;再如《园馆夜集闻俄罗斯日本战事甚亟感赋用前韵》《小除夕后二日闻俄日海战已成作》《短歌寄杨叔玖时杨为江西巡抚令入红十字会观日俄战局》，是陈三立对日俄在我国进行战争的愤怒控诉;如《留别墅遣怀》是反映北洋军阀攻入南京而人民遭殃的现实;又如《除夕被酒奋笔写所感》揭露清王朝《限权主宪》的欺骗性，《哭孟乐大令》《次韵答季祠见赠二首》等表现了诗人面对纷乱时局的忧愤心情。

“家国之痛”在中国历代爱国诗人的创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它并不能真正体现出陈三立诗歌的卓特之处。其实陈三立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种个人被外部环境所包围和压迫而无从逃遁的感觉。在上文列举的那些抒写忧国之情的诗歌中自不必说，在有些纯粹描写自然景物的诗中，这种感觉也同样强烈，如《十一月十四夜发南昌月江舟行》：

露气如微虫，波势如卧牛。明月如茧素，裹我江上舟。

露气、水波、月光这都是一些轻柔的意象，一般在诗歌中能营造出如梦幻般的柔软、温馨、缥缈的意境。但是在陈三立的笔下，露气、水波有了重量感，气势逼人;而月光也有了力量，要把诗人捆缚起来，压迫和无所逃遁的感觉跃然纸上。再如《园居看微雪》：

初岁仍微雪，园亭意飒然。高枝噤鹊语，欹石活蜗涎。冻压千街静，愁明万象前。飘窗接梅蕊，零乱不成妍。

微雪园亭，向来是诗家所爱的优美景象，在这里却呈现为令人窒息的世界。此外，还有像“江声推不去，携客满山堂”(《霭园夜集》)，“挂眼青冥移雁惊，撑肠秘怪斗蛟螭”(《九江江楼别益斋》)等，也都将意象赋予了强势和重量，咄咄逼人的压迫感挤压、撼动着诗人自己和每位读者的神经。这种无可逃遁的强大压迫力因为满目疮痍的现实而显得非常有实感，有分量，它能将诗人无法言喻的痛苦具象地表达出来，同时也能将个人与社会愈加紧密的关联渲染出来，使得个人的精神痛苦与国家、社会紧密相连，显示出诗人心怀家国的情怀，这也恰恰是陈三立与旧式隐士的不同。陈三立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古典诗人大概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