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什么意思|赏析|翻译

《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什么意思|赏析|翻译

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何谓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家国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何谓六邪?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浮沉,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内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择官》)

【鉴赏】这是魏徵大篇幅地引用汉代刘向《说苑·臣术》中的话。这段以“正则荣,邪则辱”为主题的材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魏徵同意刘向的见解,否则他不会在奏疏上引此长篇大论;二是魏徵是以历史已有的荣辱观,来剖析人臣从政时的道德(吏德或官德),目的是提倡正气,抑制邪气。

刘向(前77—前6),沛(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说苑》一书,系刘向分类纂辑先秦到汉初的史事与传说,杂以议论,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点。卷二是《臣术》篇,以荣辱观来论述官德。

荣辱的观念源远流长。在古代典籍中,荀子是第一个以荣辱为题,写了专篇的思想家。荀子提出了相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比较系统而又有相当深刻社会内容的荣辱观。“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即以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作为判断荣辱的标准。荣辱观是一种道德评价。荣指荣誉或光荣,是人们对高尚的行为所作的客观评价的主观感受。辱指耻辱,是人们对违背公共利益的邪恶行为的否定和贬斥,以及个人因行为过失而形成的羞愧体验。不同的民族与社会阶层对荣辱的看法,不尽相同。如商人以获利为荣,而亏本则羞愧难当。文人以金榜题名为荣,以名落孙山为辱。

魏徵承继刘向的荣辱观,以为臣子的行为,有“六正”、“六邪”两类。“六正”中第一类人是“圣臣”,能“预禁于未然之前”。他们具有超前意识,在征兆还不显著的时候,就能觉察到国家存亡的关键,及时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使君主处于荣耀显赫的地位。第二类人是“良臣”,以“日进善道”为特征。他们很虚心,不断地向君主提出好的意见与计策。对君主正确的言行就积极推行,对错误言行则尽力匡正。“忠臣”被列为第三等,魏徵用“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来描绘他们。他们日夜操劳,坚持不懈推荐贤人,引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来鞭策君主奋发向上。第四类人是“智臣”,有着“明察成败”的认识能力。他们对于朝廷的成败看得很清楚,及时采取措施堵塞漏洞,做到转祸为福,使君主解除忧虑。至于以“奉文守法”为宗旨的“贞臣”,是为第五类人。他们奉公守法,照章办事,不收受礼物,推辞禄位谦让赏赐。第六类人为“直臣”,特点是“所为不谀”。他们生于昏君当道的乱世,不仅不阿谀奉承,而且还能“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

“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亡国之臣”,是为“六邪”。“具臣”以“与世沉浮”为其行事准则。他们安于官位,贪求俸禄,左右观望,随波逐流,这是“六邪”中的第一类人。第二类人为“谀臣”,他们“偷合苟容”,跟着君主转,君主说好与对,他们也说好与对。背后打听君主的喜好并加以奉进,“以快主之耳目”、“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第三类是“奸臣”,他们“巧言令色,妒善嫉贤”,外表上谨慎而内心险恶得很。想要提拔的人,只讲长处而掩饰不足;想要排斥的人,尽讲过错而隐藏美德。他们的所作所为,使得君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谗臣”为第四类人,他们擅长于挑拨离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贼臣”属第五类人,他们大权独揽,结党营私。他们借用君主的名义来行事,使得自己尊贵显赫。“亡国之臣”是第六类人,他们“是非无间”,用花言巧语来讨好君主,让君主陷于不义。他们“白黑无别”,让君主的恶行遍布境内,还在四邻臭名远扬。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历代历朝均励行“德治”,重视官德的建设。官吏的主要职责是“事君”与“役民”。魏徵的“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耻”的主张,主要体现在“事君”上。因而如何选择官吏,就是执政者的一个重要课题。魏徵说,“进忠良,退不肖”讲了十多年了,但效果不好。原因是言行不一,“言之是也,行之非也”。他希望唐太宗选拔官吏时,要做到“循名以求其实”;在官吏考核上,要赏罚分明,“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这样就能达到“邪正莫隐,善恶自分”的效果。这是择官的具体措施。同时要明确指导思想,即“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唐太宗十分嘉许地采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