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经典，开始时只有“六经”，即为《诗》、《书》、《礼》、《易》、《春秋》、《乐》，其中《乐经》散佚，仅保存了《乐记》一篇，并入《礼》中，于是便有“五经”之称，所以汉武帝时设“五经博士”。
汉代帝王标榜“以孝治天下”，使得《孝经》和《论语》两部书的地位大大提高。至东汉时，于“五经”之外，增加了《孝经》和《论语》，扩大为“七经”。唐代孔颖达等奉钦命编定《五经正义》，即《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之后又加入《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于是有“十二经”之称。此时，《孝经》乃正式入“经”。宋代开始，《孟子》由“子”入“经”，这样就形成了儒家经典“十三经”。
《孝经》作为“十三经”中的一部，与其他的儒家经典一样，有它的传承授受的源流。
颜贞献今文《孝经》，孔宅壁中出古文《孝经》，也引起旷日持久的“今古文之争”。
随着《孝经》的广泛流传，千百年来，许多学者甚至不少帝王都对它进行了释义、考辨、阐述、发挥等等诸多方面的研究。
本章将就这方面的情况作简要的介绍。
一、先秦至西汉时期《孝经》的传授
从《孝经》的内容上看，它是以曾参求教、孔子授道的问答形式来阐述孝的内涵、类别、功用和意义。《孝经》与曾参的关系最密切，曾子被后代学者认为是首传《孝经》者，或被认为是作《孝经》者。而曾子的弟子、再传弟子也可能是传《孝经》者。
战国时期魏国的建立者魏文侯（? —公元前396年），据传曾作《孝经传》（东汉的蔡邕《明堂论》中说：“魏文侯撰《孝经传》”，但《汉书·艺文志》却没有著录）。魏文侯约晚于孔子时代八十年，他曾师事孔子的学生子夏。如果魏文侯确实作过《孝经传》，那么，他的学问所从出，应该是师承子夏的，我们也可据此推知子夏也可能是传《孝经》之一人。
战国时期的荀况，也可能与《孝经》的传承有关。《荀子·子道》中“鲁哀公问于孔子”一节写道：
孔子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
这一段与《孝经·谏诤章》的内容及表述大体相同。荀况的《诗》学传自子夏，所以他也有可能从子夏处传承了《孝经》。
《孟子》中有不少关于孝的论述，《孟子》不少文字表述上与《孝经》有相似处，且孟子又是子思的再传弟子，故孟子及其弟子也可能与《孝经》的传承有关。江侠庵编译的《先秦经籍考·孝经考》第五节专论孟子与《孝经》的关系，提到“孟子之书，后儒加有《外篇》四篇，内中一篇曰《说孝经》”。其中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战国后期，《孝经》已经流传较广了，其确证之一，是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编撰的《吕氏春秋》一书中，《孝行览》中引有《孝经·天子章》的内容，《察微》中引有《孝经·诸侯章》的内容并标明：“《孝经》曰”。（前文已提及）。
秦始皇焚书时，《孝经》也在毁禁之列。河间人颜芝秘藏了今文（即用隶书书写的）《孝经》。汉惠帝（公元前194至前188年在位）颁布“废挟书之令”以后，颜芝的儿子颜贞取出父亲秘藏的《孝经》献与河间献王，此时距秦王嬴政（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书坑儒”仅二三十年。颜贞所献今文《孝经》，是西汉最早的《孝经》版本，凡十八章，与我们今天所见的《十三经注疏本》中的《孝经》基本相同。
颜贞献今文《孝经》之后近百年，汉武帝末年（约公元前88年），又有古文（即用先秦时期古篆文写成的）《孝经》被发现。《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孝经》、《论语》，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古文《孝经》等书，为孔子的十一世孙孔安国所得。汉昭帝（公元前86至前74年在位）时，鲁国三老（掌管地方教化的乡官）取古文《孝经》献于朝廷。古文《孝经》共一千八百七十二字，与今文《孝经》不同的约四百多字，其中《庶人章》分为二，《曾子敢问章》分为三，又多出一章，共二十二章。这是汉代出现的另一种《孝经》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