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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现代新儒家对传统孝道的思考(上)》全文|译文

三、现代新儒家对传统孝道的思考(上)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坚决勇猛之势反封建、反专制、反迷信,并提倡向西方学习,自有其启蒙、革新、解放之价值与意义。但是,从文化层面审视,以“新输入之欧化”与“旧有之孔教”为截然两立,“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陈独秀语)导致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以及“全盘西化”思潮的出现,显然失之偏颇。如何评判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并进而发挥其积极效用的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之际,曾引起了一批学者的关注,他们异军突起,为维护儒家思想、传统文化的“真价值”而思考、探析。以敢于“挑战旧我”而著称的梁启超,“新儒家”的第一代代表性人物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以及冯友兰、钱穆等学者,都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了合理的、积极有益的因素,不可妄加否定,应该创造性地重建、重继传统这一基本立场。

就孝道思想观念和传统伦理的评判而言,第一代新儒家表现出的倾向是:不再以局部的、分散的推论攻驳为主要形式,而把孝道及其生发出的伦理置于整个儒学思想文化的系统中加以思考,提出评判。以下就梁漱溟对“孝”的认识来作一说明。

梁漱溟,以1923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知名,成为近代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通过对西方、中国、印度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形态的比较,从根本上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他曾对孔子的“人生哲学”进行阐发,认为“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其中,“孝悌是孔子唯一重要的提倡”,孔子对孝悌的倡导和礼乐的施行“与其他大宗教对于人生有同样伟大作用”。梁漱溟认为:孔子是要启发人的自然的本能的天真的感情。有孝悌的真实情感存在,将它推向社会,推向世界,再不必教他什么别的规矩,暴慢乖戾之气自然不复存在。至于孝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异”和流弊,梁漱溟未加解说,但他以深憾的口气说:“就历史上看,数千年间,盖鲜能采用孔子的意思者。”而维系中国历史的文化,往往只是“糟粕形式与呆板训条”。梁漱溟把他所理解的孔子倡导的自然活泼的孝悌情感与后儒歪曲妄用的孝道学说作了区别,肯定乃至称赞了孝悌之说在孔子“人生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

梁漱溟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中国文化要义》,出版于1949年,是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书所提出观点的进一步论述。在其《绪论》中,梁漱溟归结出中国文化的七大“个性”和十四个“特征”,其中第十三个“特征”即是关于“孝”的。梁漱溟写道:“往年历史学教授钱穆先生曾有一论文,称中国文化为 ‘孝的文化’。近则哲学教授谢幼伟先生,又有《孝与中国文化》一著出版。他强调说:‘中国文化在某一意义上,可谓为孝的文化。孝在中国文化上作用至大,地位至高;谈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真有所知。'(谢著《孝与中国文化》,青年军出版社出版)他于是从道德、宗教、政治各方面,分别加以论证以成其说,此不征引。……我们列它为中国文化第十三特征。”从《中国文化要义》全书来看,梁漱溟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分析占了相当的分量。他所以立论的方法,仍然以中西文化比较为主,他将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相对照,从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多方面论证,以明中西文化发展“路径不同”。他指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并分析说:“家庭诚非中国人所独有,而以缺乏集团生活,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轻松若无物,家庭关系就自然特别显著出了。——抑且变不得不着重而紧密起来。”也正因此,中国人就保持了人类天性之本源:人生下来,便有父母,兄弟,“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随后又有夫妻、子女戚友、师生、君臣等关系,“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中国人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梁漱溟对此的评价是:“中国人之以伦理组织社会,最初的有眼光的人看出人类真切美善的感情,发端在家庭,培养在家庭。他一面特为提掇出来,时时点醒给人——此即 ‘孝弟’‘慈爱’‘友恭’等。一面则取义于家庭之结构——此即所谓伦理。……此种安排提倡,似不出一人之手,亦非一时之功,举其代表人物,自是周公孔子。”梁漱溟认为:这种“真切美善”的天然情感,是中国“伦理本位社会”的基础,强调伦理社会之关系为一种义务关系,与西洋社会只要“权利”的诉求正好相反,因而儒家创造的伦理本位的社会,比起西方的个人本位社会要优越、高尚。

梁漱溟站在自觉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突显、褒扬了儒家思想中人文道德教化的优点。在评价“孝”的观念时,又直接追溯至周孔,从文化的整体上予以肯定。梁漱溟以及其他新儒家的观点,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与传统决绝思潮的反拨,避免了对传统文化的贬低和虚无主义倾向。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梁漱溟对“真切美善”的“孝悌”之情,以及由此推衍的“伦理本位社会”的肯定和赞美,即使不说有“六经注我”式的自我阐释倾向,就他在评说中回避了(或者是“超越”了?)孝道、孝治自汉代以来所产生的种种流弊来说,也使他对理想化的孔子伦理的赞美带上了形而上的空疏。有趣的是,这与吴虞侧重于行动层次上对传统孝道的全面攻击,恰成两种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