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今古文《孝经》的传授
颜贞献今文《孝经》后，就有不少学者传承之，《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有名家。”汉文帝（公元前179至前157年在位）时，《论语》、《孝经》皆置博士，为今文博士。
汉成帝（公元前32至前6年在位）时，刘向检校书籍，把今、古文《孝经》进行比较，删除了古文《孝经》中文字繁惑之处，定经文为十八章，基本上以今文本为准。东汉经学家马融、郑众并传之。
今文《孝经》的传习、研究，以东汉经学家郑玄为较早的大家。郑玄（公元127至200年），字康成，世称“后郑”，以别于郑兴、郑众父子。郑玄遍注群经，大都以古文经说为主，但他注《孝经》则以今文为底本，后世称其《孝经注》为“郑注”（清代学者阮福则考定：郑玄注《孝经》未成，其孙郑小同续成之，说见《孝经义疏补》）。
东汉之后的大部分学者研究《孝经》，都取今文本并信从“郑注”。西晋时期，《孝经》和《论语》共立“郑氏博士”一人，这是官方对“郑注”的肯定。南北朝时期，“郑注”在北方盛行，研习《孝经》的北方学者有李炫、乐逊等，都属于郑玄学派；研习《孝经》的南方学者有王规、张玑、顾越、荀昹等，荀昹认为“郑注”为优，范蔚宗、王俭等人也信从。可以说，今文《孝经》及“郑注”在后世的传习研究中基本上占主流地位，直至隋、唐时期。到清代时，学者又钩沉索隐，复现“郑注”。
至于古文《孝经》的传习，则几经波折。
东汉时期，许冲为其父许慎献《说文解字》一书给皇帝，在上书中曾提到：
慎又学《孝经》孔氏古文说。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皆口传，官无其说，谨撰具一篇并上。
可知许慎曾传习古文《孝经》。后来的古文《孝经》传习者，大多称源于孔安国的《孝经传》即“孔传”。孔安国曾作《孝经传》的说法，首见于三国后期魏晋的经学家王肃的《孔子家语后序》。王肃（公元195至256年），字子雍，也曾遍注群经。他不喜郑玄之学，与郑氏学派对立，人称“王学”。考《汉书·艺文志》，其中仅提到孔安国得古文《孝经》，并无孔安国作《孝经传》之说，许冲上皇帝书里也没有提到孔安国作《传》，所以后儒多有怀疑王肃说法者。
南北朝时期，南方的齐、梁以今文《孝经》的“郑注”与古文《孝经》的“孔传”并立学官，可见当时已有伪作的孔安国《古文孝经传》出现和流传了。伪“孔传”可能就出自王肃等人之手。
梁朝后期，在战乱中，古文本《孝经》及伪“孔传”都佚亡了。到了隋朝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秘书学生王逸托言说在长安城里寻访得到了古文《孝经》及“孔传”，将它们献给著作郎王邵，后来又为河间人刘炫得到。刘炫作《古文孝经稽疑》一篇，叙其得失经过，又作义疏，授徒讲学，影响扩大后闻于朝廷，朝廷遂令古文“孔传”与今文“郑注”共立学官。但当时的学者就多有异议，认为古文《孝经》与“孔传”是赝品。《隋书·经籍志》也说：“古文《孝经》一卷，孔安国传，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按：齐梁时的“孔传”即疑为伪作，刘炫所得者更可能是伪中之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