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望江亭》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爱情喜剧，它的作者是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
关汉卿，号已斋，大都(今北京)人，生活在金末元初，早年当过太医院尹，元蒙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便“不屑仕进”，沦落下层。他熟悉下层人民生活，特别是对被压迫、被欺凌的妇女深表同情，写过不少以妇女为主角的作品。《望江亭》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个，问世以来，一直活跃在戏曲舞台上，脍炙人口。
这个戏全名叫《望江亭中秋切鲙》，(有《元曲选》本，中华书局版，《全元戏曲》第一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描写寡妇谭记儿冲破封建礼教束缚，与丧妻未娶的白士中结为夫妇，相亲相爱，美满幸福。权豪势要杨衙内垂涎谭记儿的美貌，妄图霸占她为妾，向皇帝请得势剑金牌，到潭州杀害白士中。谭记儿得知消息，中秋之夜扮作渔妇，在望江亭上为杨衙内切鲙劝酒，骗走势剑金牌，从而挫败了杨衙内的阴谋，护卫了自己的幸福。故事描绘了谭记儿和白士中不寻常的爱情婚姻，歌颂了谭记儿对爱情的忠贞，表现了她的勇敢，机智和超越须眉的胆识;在她身上寄寓了人民群众的理想和愿望。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个故事于史无据，大概是作家根据现实生活创作的。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爱情故事中，描写寡妇再嫁、同时表现她们为捍卫自己的幸福而勇敢斗争的作品并不多见。一般的爱情故事，多是写未婚的青年男女邂逅相遇，一见钟情。他们或借诗自媒，或丫环递简，经过一番曲折，终于成了眷属。这些故事由于突出青年一代对爱情的炽热追求，描绘他们不顾门第或财产的限制，冲破封建家长的阻拦，勇敢地私自结舍，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要求自由表达爱情和婚姻自主的思想倾向。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谈到中世纪的婚姻问题时曾经指出：“娶妻乃是一种政治行为，乃是一种藉新的联姻以增进自己势力底机会”。因此，封建社会的婚姻，是排除爱情自主的。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门当户对”等等，就是要求通过家长包办、媒人介绍的形式，使门第相当的青年-代结合在一起，从而保持原来的家族地位。而青年男女的自由爱恋、私自结合，违背了封建礼教的要求，违背了家族利益和家长对较高社会地位的追求。因而对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歌颂，本身就批判了不合理的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门阀观念，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类故事歌颂的，只是“男才女貌”、“一见钟情”的才子佳人式的爱情，其结局多为“洞房花烛、金榜题名”，带有明显的庸俗色彩和统治阶级的思想烙印，也有其不足之处。
《望江亭》所写谭记儿和白士中的爱情，却与上述故事模式完全不同。剧作描写谭记儿和白士中偶然在清安观中相遇，白士中本有续弦的想法，见到谭记儿“模样过人”，而且“聪明智慧、事事精通”，从而产生好感;而谭记儿因没了丈夫，身无所主，十分孤凄，也愿意再找一个“知重”她的君子。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使他们产生爱情的基础，主要不在于“才”和“貌”，而是相类的身世和不幸的处境。他们在生活中都有过不幸的遭遇，彼此都失去了配偶，“凤只鸾单”，孤凄寂寞。相同的经历使他们彼此同情，进而发展到相互怜爱。特别是谭记儿，她对爱情的基本要求是要对方必须理解她，尊重她，对爱情忠诚、专一。“只愿他肯，肯、肯做一心人，不转关，我和他守，守、守，白头吟，非浪侃”。〔后庭花〕的这段唱词，道出了谭记儿对爱情的看法。这种爱情观带有新的思想因素，是迥异于以往只讲究“才”、“貌”的才子佳人式爱情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个爱情故事的主人公白士中是个鳏夫，谭记儿是个寡妇，剧作描写这对鲧夫和寡妇的相爱，歌颂了寡妇再嫁，这也是异于其他爱情故事的。谭记儿本是学士李希颜的夫人，不幸丈夫去世，为避“尘世羁绊”，她来到湘江边上寡居。湘江边上有座清安观，住持是个姓白的道姑，谭记儿“逐朝每日”到观里来，“与白姑姑攀些闲话”，这实际上是她孤凄寂寞、愁苦生活的一种寄托。三年来，她把“世味亲尝，人情识破”，曾一度想“罢扫了蛾眉，净洗了粉脸，卸下了云鬟”，出家做个道姑，但“两里孤村雪里山，看时容易画时难”，出家也并不那么容易。白道姑劝他再嫁，她终于说出隐藏内心深处的心曲：“这终身之事，我也曾想来，若有似俺男儿知重我的，便嫁他去也罢。”正因为有这种想法，所以一旦遇见能“知重”她的白士中，便在白道姑的撮合下，与之结成连理。作家对谭记儿再嫁的行为，当然是肯定的。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封建礼法的深重压迫，男女处于极不平等的地位，女子只是男子的“淫欲的奴隶”和“生孩子的简单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五十二页)男子可娶三妻四妾，女子只能从一而终、丈夫死了，妻子有义务守节，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发展到宋代，更为突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三从四德，三贞九烈，成为失去丈夫妇女的思想绳索。在理学横流的情况下，描写寡妇恋爱，歌颂寡妇再嫁，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
当然，谭记儿与白士中的相爱以至结成婚姻，是由白道姑促成的。白道姑是白士中的姑姑，在这个故事里，与其说她作为家长出面主婚，倒不如说是作为谭记儿的相知相助更为准确。白道姑自幼出家，几十年来“草衣木食，熬枯受淡”，独自一人，好生孤凄。悲苦的经历使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好友重蹈覆辙，希望她得到真正的幸福。所以，她才为白、谭二人撮合作媒。对于白道姑的这番好意，谭记儿心里是明白的，但事出突然，开始不免有点“装么作势”，而白道姑既知谭记儿有再嫁的心思，见她言不由衷地推三阻四，便有点焦急，于是采取“赃诬”的办法要挟，硬赖谭记儿私约白士中相会，破坏了道观清规;要是不肯“私休”，嫁给白士中，便拖她到官府公断。这一要挟，谭记儿乖乖服从了。其实，谭记儿哪里是个胆小懦怯、容易屈从的人?试看她后来身入虎穴，智斗权豪杨衙内。何尝有丝毫退缩?实际上，见到白士中志诚“知重”，她心里早已应许了，只不过猝然间难以置礼俗于不顾，故作姿态罢了。白道姑这一“吓”，谭记儿便顺水推舟，趁机应允亲事。作为封建社会的寡妇，在重婚再嫁这一重大问题上，囿于传统的礼法思想，一时犹豫，是不足为怪的，关键在于敢毅然决然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这就难能可贵。剧作描写了她从犹豫到决断的过程，是完会符合当时社会的真实的。
二
从全剧的内容来看，重点似乎不在谭记儿和白士中如何相爱，如何战胜种种困难，结成姻眷。因为这部分的描写，只占全剧的四分之——折，而大量的篇幅都是表现她如何抵抗恶势力的欺压，捍卫自己的幸福爱情。剧作家这—安排，显然不是随意之想，而是有深刻用意的。它使谭记儿和白士中这个本来就不寻常的爱情故事，更增添了深广的社会内容。
纵观历代的爱情故事，主人公在争取爱情自由时，往往遭到封建家长的阻挠，甚或被种种社会势力以至官府破坏。以元杂剧而论，前者如《西厢记》、《墙头马上》、《拜月亭》，后者有《竹坞听琴》、《百花亭》、《青衫泪》。《望江亭》和以上诸剧不同，谭记儿、白士中遭到的却是特别凶恶的人物——权豪势要的迫害。
剧中欺压白士中、谭记儿，破坏他们幸福爱情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此人叫做杨衙内。他一上场就毫不羞耻地自我吹嘘：“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普天无处不闻知，只我是权豪势宦杨衙内。”气焰十分嚣张。这个渔色之徒，听说谭记儿长得“大有颜色”便一心想弄到手。谁知谭记儿嫁给了白士中，这使他非常恼火。此公平时的生活信条是：“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于是便在皇帝跟前妄奏，白士中贪花恋酒，不理政事，要标去白士中的首级。皇帝老子居然听信他的胡说八道，赐给势剑金牌，让他前往潭州杀害白士中，于此可见他和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个人物和关汉卿其他剧作如《蝴蝶梦》中的葛彪、《鲁斋郎》中的鲁斋郎相类，他们可以随意打死平民，强占民妇，杀人夺妻，无恶不作，较之一般的恶霸更为霸道，更为横蛮。在他们身上，打着元代特权阶级的印记。
元代的特权阶级，无杂剧中概称之为“权豪势要”，这是一群十分特殊的人物，官不像官，民不像民;为官不执法，为民不守法，有的虽无官职，却有官的权势;他们不惧官府，不畏王法，恣意为非作歹，任情践踏一切道德和舆论，对百姓进行疯狂的迫害和野蛮的掠夺。这类人物在元代社会中是存在的(《元典章》三十九)刑部卷之一《迁徒.豪霸凶徒迁徒》条载：
一等权富豪霸之家，内有曾充官吏者，亦有曾充军役杂职者，亦有泼皮顽凶，皆非良善，以强凌弱，以众害寡，妄兴横事，罗摭平民，骗其家赀，夺占妻女;甚则伤害性命，不可胜言。交结官府，视同一家，小民既受其欺，有司亦为所侮。非理害民，纵其奸恶……。
这条资料比较集中地对“权豪势要”的身份地位以及其罪行作了概括性的说明。其他史籍也有类似的记载，如《元史.刑法》四《斗殴》条记云：
诸豪横辄诬平民为盗，捕其夫妇男女，于家拷讯监禁。非理凌虐……。
现实生活中的这类恶人，被剧作家描写到杂剧中，成为一种艺术典型。他们或名为“衙内”，“皇亲”或被称之“舍人”、“斋郎”，虽称谓不同，其质则一，都是诸王勋贵、富家子弟、皇帝近臣，权势官吏的代名词。在诸剧中，他们所干之事不同，但无不是残害良民的勾当。《望江亭》中的杨衙内，正是这类“权豪势要”的代表，他对白士中，谭记儿爱情婚姻的破坏，正体现元代这类特权阶级对人民群众的欺凌与压迫。
面对权势者的欺压，白士中，谭记儿的态度是怎样的呢?白士中得到家人报信，知道杨衙内带了势剑金牌来标他的首级，大惊失色，无计可施，“死临侵地”在那里发呆。自然，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一个区区潭州州官又有什么办法对付?但他“乞留乞良槌跌自身悲”，独自哀叹”兀的不闷杀我也”，毕竟表明这个谦谦君子没有应对事变的能力。谭记儿和他完全不同，当她得知这一恶讯，坦然处之，毫不惊慌，而且还对丈夫说道：“你道他是花花太岁，要强逼的我步步相随，我呵，怕什么天翻地覆，就顺着他两约云期。这桩事，你只睁眼儿觑者，看怎生的发付他赖骨顽皮!”这倒不是由于她“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道杨衙内的厉害，空口说大话，而是因为她“所事精细”，“见别人䁪眼抬头，我早知来意。”当初，她丈夫李希颜刚去世时，谭记儿便知道杨衙内对她不怀好意，所以，才避到湘江边上寡居;自嫁给白士中后，就深知杨衙内不会放过他们。对于这个恶棍的来犯，她早有准备，所以从白士中口中得知消息，便胸有成竹地说出她要巧扮渔妇，智赚势剑金牌的计策。
谭记儿这一计策，是建立在深知杨衙内为人的基础上的。与《蝴蝶梦》中葛彪的横行霸道、《鲁斋郎》中鲁斋郎的强盗逻辑不同，这个“权豪势宦”的最大特点是好色贪杯，愚蠢颟顸。剧作家有意把这个凶恶的权贵处理成被讽刺的对象，让张千、李稍在他头上捉虱子、捉狗鳖，骗着他喝酒。这些插科打诨，是为人物性格描写服务的，也是为戏剧冲突服务的。剥开这个“庞然大物”的画皮，裸露出来的是个极端蠢笨的丑恶灵魂。正由于谭记儿掌握杨衙内的性格本质，她才敢扮作渔妇，独驾孤舟，只身犯险，以色酒迷惑对方，骗走势剑金牌;也因为杨衙内贪酒恋色，愚蠢颟顸，才上了圈套，被谭记儿击败。
望江亭上谭记儿智斗杨衙内，是金剧的重点场次。这—场戏，写得妙趣横生。先是，谭记儿乔妆成渔妇，驾一叶扁舟，提着生蹦活跳的三尺锦鳞，前去见杨衙内。她先笼络好两个杨衙内的亲随，然后才向杨衙内献新。杨衙内一见这美貌的渔妇，手舞足蹈，垂涎三尺。接着，谭记儿切鲙劝酒，与之打情骂俏，更使这个好色之徒忘乎所以，醉意朦胧之中，淫词酬唱，最后竟把势剑金牌掏了出来，借给谭记儿拿去“治鱼”，连同秉承圣命的文书也一古脑儿落入谭记儿手中。在三个恶棍“醉眼乜斜?“玉山低趄”之际，谭记儿早已“向急飐飐船儿上去也”，望江亭上，只剩下“冷清清杨柳岸伴残月”了。而这个无徒，醒来后糊里糊涂地空着手竟还要去捉拿白士中。白士中问他有何文书，他掏出的却是淫词!看到这个不可一世的恶人的狼狈相，我们不禁击带赞叹谭记儿的机智与勇敢，敬佩她在望江亭上捍卫自己爱情幸福所作的出色斗争。
剧情发展到这里，并没有停止。杨衙内公堂出丑，走投无路，便耍出无赖手段，说什么他虽然不能捉拿白士中，但没有人告他，白士中也奈何他不得。不料话语未完，昨晚的渔妇便上堂告状，原来谭记儿早料到他有这一着，正在那里等着他呢。这下，杨衙内算彻底失败了，他像泄了气的皮球，只好哀告白士中：“如今你的罪过我也饶了你，你也饶了我罢。则一件，说你有个好夫人，请出来我见一面”。这时，云之响处，改了妆的谭记儿走出公堂，杨衙内一看傻了眼，原来眼前的谭记儿夫人，竟是昨夜望江亭上切鲙的张二嫂，面对这有勇有谋的非凡女子，他不得不低头服输了。
谭记儿就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战胜了凶恶的敌人，捍卫了爱情的幸福。
《望江亭》的故事写得十分出色。之所以出色，不仅因为它所写的爱情，具有歌颂“知己之爱”和寡妇再嫁的双重进步性;更可贵的是，它把爱情故事和反映社会黑暗、揭示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在歌颂谭记儿对爱情婚姻追求，捍卫的同时，把批剥的矛头指向元代的特权阶级，指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就使爱情故事增添了更深广的思想内涵。剧作这一艺术构思，是值得我们称许的。
三
《望江亭》成功地塑造了谭记儿这一鲜明的艺术形象。从全剧来看，她的思想性格是不断发展的。而其核心则是勇于抗争。剧作开始，作为寡妇的她，敢于挣脱“从一而终”的礼教枷锁，再嫁白士中;接着，当白士中手拿家书，闷闷不乐时，她误以为丈夫眷念前妻，而直言斥责他用情不专;其后，杨衙内拿着势剑金牌来杀白士中，并要谋夺她为妾，为了“好夫妻百年喜悦”的美好理想，她敢冒天大风险，捉身与杀人钦差周旋。她的全部行动贯穿着一根红线，这就是为追求和捍卫美满的爱情婚姻而勇敢地进行斗争，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超人的胆识。这些传奇性的事件，使剧情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剧作者更巧妙地以喜剧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使全剧诙谐风趣，饶有兴味，别具特色。
喜剧在中国古代戏曲中大量存在，在戏曲发展进程中，不同时期喜剧性表演在剧中占据不同的地位。戏曲形式初期，宋金杂剧往往以固定角色副净和副末进行滑稽调笑。到戏曲初臻成熟的元代，剧作家常常把宋金时期的调谑表演片断嵌入正剧之中，使之成为严肃的戏剧场面的一种喜剧穿插，像《西厢记》中的“双斗医”、《薛仁贵》剧中的“针儿线”等。随着创作经验的不断丰富，逐渐地这些的离于剧情之外的谐谑表演被揉进故事情节之中，从而成为全剧不可分离的部分。优秀的剧作家，往往根据主题的需要，对原有喜剧性表演段子加以改造，或从现实生活出发，概括出新的喜剧手法，构成新的喜剧场面，用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望江亭》是元杂剧中较早出现的完整喜剧，它综合运用了各种各样的喜剧表现手法，创造出种种喜剧场面和喜剧情节，这对丰富喜剧艺术的经验以及后世喜剧的创作都有重要的影响。
《望》剧使用了哪些喜剧手法呢?这主要有戏弄、误会、科诨、嘲弄、“全知”和“无知”的对照等。这些手法，造成本质与现象不一致，内容与形式不协调，目的与手段相抵悟，动机和效果适得其反，前后态度自相矛盾，自我感觉与实际情况巨大距离，人物行动与当时社会合理观念相悖违等种种不和谐状态，从而使观众看后产生愉悦的感觉，产生了喜剧效果。
先说戏弄——戏耍和调弄。戏弄有多种多样，可以是好人戏弄坏人，也可以是好人戏弄好人;可以出于故意，也可以出于好心。此剧第一折，是正面人物戏弄正面人物。白道姑好心好意为谭记儿撮合作媒，谁知谭记儿“妆么做势”，推三阻四，这么戆直的老人急于成全好事，便急中生“智”，生硬地采用了栽脏诬赖的办法来要挟。白道姑本来是一片好心，如今却装出一付“恶叉白赖”的凶恶面孔，用极不协调的蛮戆行动来做慈心月老的工作，实在引人发笑。而谭记儿心里愿意口里硬，好言好语她不听，翻脸一吓却答应了，这也使人捧腹。这里，内心与外表，目的与手段极其不和谐，这些不和谐就导致了喜剧场面的出现。
再说误会。误会是主观和客观不相一致产生的一种错觉，也就是主客观现象间的不和谐。误会和巧合是喜剧常用的手法。《望江亭》剧第二折是由误会引起的喜剧。谭记儿对白士中的误会发生在白士中接到家书的时候。从白士中的角度讲，他得知杨衙内要来杀夫夺妻，愁眉苦脸，心里非常烦闷，而谭记儿偏偏来问他。他不想让妻子知道此事，宁愿独担愁苦，不愿说出真情。而谭记儿因与白士中匆匆结合，对白士中家世还缺乏了解，见他持信呆看，愁眉不展，自然怀疑他家有妻室。一再询问，白士中吞吞吐吐，越发使她疑心，于是产生了误会。在观众和读者来说，此事原委非常清楚，当我们看到谭记儿对白士中由猜疑发展到错误判断，便感到非常可笑，而她越是怀疑，就离事实越远，越使人忍俊不禁。偏偏她自信“所事精细”，不会猜错，自夸与实际恰成对照，观众、读者越觉得可笑。而对于白士中，我们看到他一片好心招来误解，感到可笑，看他有理说不清，很可笑。在谭记儿步步进逼下，一副尴尬相，更可笑.这些喜剧效果，就由于误会造成，现象与本质的不和谐，动机与效果不和谐，全知与无知相对照，于是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气氛。
《望》剧使用的另一种喜剧手法是科诨。科诨，是插科打诨的略称，指表演中各种逗趣的动作和语言。它多采用夸张、歪曲、漫画化的手法来实现。科诨在戏曲形成初期常被使用，常常用以笑谑，讽刺反面人物。《望江亭》剧的第三折写杨衙内，主要采用科诨的手法。这折戏一开始，杨衙内的两个亲随张千、李稍便在他鬓边捉虱子，抓狗鳖，献殷勤。事情本来还是顺理成章的，他们离京到潭州捉拿白士中，路上走了一个月，“不曾梳篦的头”，鬓边有只虱子不足为怪，怪就怪在张千捉一个，李稍捉一个，越捉越多，这就是夸张的、漫画化的了。更有趣的是，李稍捉的是狗鳖。狗鳖也者，生在狗身上的一种寄生虫，也即狗虱，它生在杨衙内身上，那么杨衙内是个什么东西，就可想而知了。这一段科诨是丑人演丑事，令人捧腹。接着，两个亲随又撺掇杨衙内饮酒，杨衙内假装大怒：“这弟子孩儿，说什么话!我要来干公事，怎么教我吃酒?”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待到两个亲随发誓不吃酒时，他却说：“既然您两个不吃酒，也罢也罢，我则饮三杯，安排酒果过来!”两个亲随也有对付的办法，他们为这位大人酾了一大杯酒，正待递给他时，却又“倒褪自饮”了。这又是一段科诨，主双们互相耍弄，表现了他们沆瀣一气。至于后面谭记儿装成渔妇对杨衙内进行戏弄，中间也夹杂着许多科诨，带有闹剧的色彩，更使表演情趣盎然，气氛活跃，观众就在对反面人物的嘲笑中得到感情的愉悦。
最后谈一谈嘲弄，这是此剧第四折采用的喜剧手法。经过望江亭一夕的智斗，杨衙内成了失败者，但是，这个愚蠢的家伙并没有察觉情势已经发生逆转，过去的骄横跋扈驱使他仍然以饮差大人的架势去潭州衙门捉拿白士中，而藉以欺压平民的势剑金牌却丢失了，秉承圣命的文书却变成了昨夜填写的两首淫词，这一下使他从空中跌到地面，出了个大大的洋相。剧作者有意地使他的地位发生急剧变化，原来威风凛凛的饮差变成狼狈不堪的被告，先前的嚣张与现今的窘迫形成鲜明的对照，强大的落差使当事者处于被嘲弄的地位，对照他原来的不可一世，观众愈觉得杨衙内可鄙可笑。于是，喜剧的意趣便自然地展现了出来。
《望江亭》就是使用戏弄、误会，科诨、嘲弄种种手法来制造喜剧效果，使全剧自始至终洋溢着笑声。这种种喜剧手法，都围绕着谭记儿这一形象来运用，紧扣住谭记儿对爱情婚姻的追求与捍卫来展现，从而使这个爱情故事笼上轻松愉快的色彩。观众也就在愉快的情绪中接受了严肃的政治内容，这大概就是关汉卿之所以把《望江亭》写成喜剧的缘故吧。
著名京剧艺术家张君秋先生曾据此改编为同名京剧，至今活跃于舞台，深受京剧爱好者的欢迎;又有根据京剧演出本拍摄的舞台艺术电影问世，使关汉卿这部名剧更加普及，更加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