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戏《幽闺记》中，有文、武两名男主角，文的是蒋世隆，武的就是陀满兴福。

陀满兴福是左丞相陀满海牙之子， “六韬三略皆能，有万夫不当之勇”，且统率三千忠孝军，每日操练，以待报效朝廷。但是，当“番兵”入侵时，陀满海牙力主御敌，为主和派、奸臣聂贾列所诬陷，金主大怒，将其当庭打死，并下旨将陀满一家三百口，不分良贱，尽行诛戮，龆龀不留。面对着奸佞擅权、昏君无道、忠良遭灾的生死存亡关头，陀满家人劝陀满兴福率三千忠孝军进行抵抗，杀死聂贾列，以报血海深仇。然而，陀满兴福囿于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准则，恐怕坏了忠义之名，遂撇下一家老幼，孤身逃难。在官军的追捕下，他逃入蒋家花园，为蒋世隆所救，与之结为兄弟，并接受了蒋世隆馈赠的衣服银两，隐姓更名，仓皇离去。途经虎头山，遇强人拦路，陀满兴福武艺高强，力克群寇，被拥为寨主。于是，他寄迹绿林，安顿下来，等待朝廷大赦。

指导陀满兴福的行为准则是忠孝观念，是传统的封建道德。他力敌万人，且拥有三千勇士，但不敢反抗昏君奸臣的迫害，说明他是一个典型的忠臣孝子。因此，当他坐上了虎头山第一把交椅以后，立即约法三章，命令惯会杀人放火、拦路抢劫的众喽啰： “都路人不可杀;秀士不可杀;姓蒋的不可杀。其余有买路钱的放他过去，没有的带上山来。”中都(今北京，当时的金国京城)路人皆是逃难之人，秀士为读书种子，姓蒋的中间更有其恩人义兄，当然不可误杀。而其余的即使无钱，亦不准滥杀，以免无辜遭殃。这不可不谓为“义”。这也说明，陀满兴福虽然穷途末路，迫不得已落草为寇，但还是保持了其忠孝节义的本质，与一般草寇不能同日而语。因此，在虎头山意外再逢蒋世隆以及王瑞兰时，王瑞兰骂陀满兴福是“贼兄弟”，而蒋世隆则盛赞他为“好兄弟，赛关张，胜刘备”，以至后来王瑞兰也承认陀满兴福是个“情深意重”的忠义之士。

陀满兴福托身虎头山，是权宜之计。等到“番兵”退去，朝廷实行大赦，他立即下山，到广阳镇招商客店找到结义兄长蒋世隆。蒋世隆思念王瑞兰，向陀满兴福述说了夫妻被迫分离的痛苦，陀满兴福劝说道： “哥哥，即日朝廷降敕，宣诏天下文武贤良，尽赴行朝应举，正是男儿得志之日。哥哥休为夫妻恩爱，误却前程。可收拾行李，与兴福同往行朝，一来应举求官，二来亦可打听尊嫂消息。不知哥哥意下如何?”夫妻恩爱事小，功名前程事大，陀满兴福胸中充满了道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他的心目中，唯有效忠朝廷，诛尽奸佞，全忠全孝，才是唯一的大事。这一切，亦充分证明了他是封建义务本位思想的忠诚践行者。

陀满兴福考中了武举头名状元，而且，又蒙圣恩，为尚书王镇招赘为女婿，与王镇义女、蒋世隆之妹结成连理。至于杀父的仇人聂贾列，亦受到惩处。而无道昏君，幡然省悟，下旨称“陀满兴福出自忠良，实非反叛。父遭排摈，朕实悔伤”，封其为“世袭昭勇将军，妻蒋氏封顺德夫人”。冤案得以昭雪，可慰先父在天之灵，且夫贵妻荣，好不春风得意。忠臣孝子，终于得到了一个光荣的结果。

毋庸置疑，比起在关汉卿《拜月亭》中来，陀满兴福的形象要丰满得多，也更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他的不幸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皇朝的黑暗与残暴。他落草为寇，也颇有“逼上梁山”的味道。这些都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然而，由于作者有意识地塑造这么一个全忠尽孝的理想人物，集中体现了作者的落后的封建思想，不仅使得陀满兴福的形象不如蒋世隆、王瑞兰生动传神，而且也削弱了全剧的思想性，在结构上亦使剧本失之松散、冗沓。

在陀满兴福身上，作者的主观色彩表现得尤为浓厚，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作者落后思想的传声筒，表现作者爱憎是非的工具。如果说，陀满兴福在逃避杀戮追捕、遁迹山寨的几出戏中，基本上还是按照生活逻辑在活动，戏剧冲突与情节刻画还在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使之显得颇有生气，那么，到了招商客店劝蒋世隆同赴行朝，应辟中式，最后奉旨完婚，光宗耀祖，则有如一傀儡，完全按照作者的主观意旨，为完成情节的编排和故事的敷衍服务了，显得苍白、单薄，没有生气。诚然，作者一开始就为陀满兴福的性格定下了一个基调：全忠尽孝。因此，作者努力使这个人物的一举一动符合这一基调，这就造成了陀满兴福这一形象性格的单调、凝滞而缺乏活力。

平心而论，陀满兴福在《幽闺记》还是有其他人所不能取代的存在意义的。通过他的遭遇，不仅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和残暴，而且还揭示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愚昧、虚伪与不近情理。同时也说明，当作家企图用某种道德标准来塑造一个人的性格，使之成为一具“标本”时，那么这个人物必定是乏味的、没有生命力的。陀满兴福就是这么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