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绰号行者，是《水浒传》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之一。他在书中的故事长达十回，向有“武十回”之称。其原形早在南宋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罗烨《醉翁谈录》及宋末元初的话本提纲《大宋宣和遗事》中即已出现。《画赞》赞曰： “汝优婆塞，五戒在身。酒色财气，更要杀人。”可见早期的武松和鲁智深一样，是一个五戒在身却偏不肯守清规的僧人。《水浒传》中的武松形象已经过脱胎换骨的改塑，但在其性格行藏的某些方面还保留着一些“酒色财气，更要杀人”的残迹。
武松是清河县人氏，排行第二， “颇识几字”，早年闯荡江湖，没有职业。他“身长八尺，一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性情刚直，疾恶如仇，扶危济困，敢作敢为，尝自谓“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 “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不怕”。但他并不一味蛮干，有时精细过人，极富心计。他嗜酒成性，早年在清河县里，常“吃酒醉了，和人相打”， “常吃官司”，连累其兄“随衙听候，不曾有一个月净办”。他常强买酒喝，在化装成头陀逃亡途中，甚至还行凶抢酒吃，但酒似乎也和他的勇猛无畏、武艺高强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他爱憎分明，但私人恩仇观念重，易被人拉拢利用。这是一个个性鲜明、复杂、丰富的人物形象。
武松的出场极为平常：宋江杀了阎婆惜，避难逃至柴进庄上，晚间到“东廊尽头处去净手”，不想一脚踩在一把火锨柄上，将那火锨里的炭火都掀在一个因发虐疾而正在向火的汉子脸上——原来这汉子就是武松。武松因在清河县酒醉后打了人，逃来柴进庄上避难，已是一年有余。初来时柴进待他不错，只因他酒醉后常打人， “满庄里庄客没一个道他好”，柴进待他也就渐渐地薄了。这时的武松，形象并不高大，相反带着几分寄人篱下的委琐，好酒使气这性格中庸俗的一面也有了充分展露。
景阳冈徒手打虎，使武松形象第一次大放异彩。武松告别宋江回乡寻兄，途经景阳冈，遇上一只“吊睛白额大虫”，在躲过大虫的一扑、一掀、一剪之后，在随身武器哨棒被折断的情况下，又躲过大虫一扑，然后“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疙瘩地揪住，一按按将下来”，纳定后“把只脚望大虫面门上、眼睛里只顾乱踢”，再以“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打得五七十拳，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死了。打虎的过程不仅展示了武松作为一个英雄的“平昔神威”、 “胸中武艺”，同时也展示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复杂而微妙的内心活动和感受。武松来到冈下酒店时，不理睬“三碗不过冈”的规定， “前后共吃了十五碗”。当酒家以冈上有虎来劝阻时，也先是不信，但又说“便有大虫，我也不怕”。走了一段路，看到树身上的告白时，又强作不信，认为这是“酒家诡诈”。待再往前走，读了山神庙门上的印信榜文后，他信了，但又寻思“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仍硬撑着往前走。上得冈来，一时不见动静，神经又松弛下来，认为是“人自怕了，不敢上山”。待虎真的跳出来后，他不由得叫了一声“啊呀”，惊得“酒都做冷汗出了”。打死虎后，他“使尽了气力，手脚都酥软了，动弹不得”，担心再跳出一只来， “我却怎地斗得他过”。当枯草丛中真的钻出两只猎户假扮的大虫时，他不由得大惊失色，说道： “啊呀，我今番死也!性命罢了!”在这里，武松是人而不是神。他虽勇猛无畏，但也会心惊肉跳;虽力大无穷，但也会精疲力竭;虽直爽，但也好面子。……通过夸张而不失真的描写，使武松的高大形象焕发出了异彩。
景阳岗武松打虎
武松打虎声名远播。这成了他广交豪杰的资本，也成了他镇唬豪强、自吹自擂的资本。他在痛打蒋门神时，就说： “休言你这厮鸟蠢汉，景阳冈上那只大虫，也只打三拳两脚，我兀自打死了。”更重要的是，打虎使武松的个人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乘着凉轿，挂着花红缎匹被抬到阳谷县，知县当即参他做了步兵都头，由城市贫民挤进了统治阶级的行列。从此“上官见爱，乡里闻名”，甘受差遣，连知县要他将到任二年搜刮的金银送上东京去收贮，他也乐于从命。这里，初步暴露出了武松缺乏是非观念、易被利用的弱点。
天有不测风云。武松在阳谷县碰到了哥哥武大和嫂嫂潘金莲，从此生出一连串波澜来。武松最初见到潘金莲时， “推金山，倒玉柱，纳头便拜”，十分谦恭有礼。谁知潘金莲不怀好意，变着法儿勾引武松。武松开始“只把做亲嫂嫂相待”，即使“吃他看不过”，也只“低了头不恁么理会”。一个多月后，潘金莲决定摊牌， “着实撩斗他一撩斗”。武松开始虽也“知了八九分，自家只把头来低了”。后来“有五分不快意，也不应他”。接着“有八分焦躁，只不做声”。最后忍无可忍，才发作起来，露出顶天立地噙齿带发男子汉的本色，将潘金莲训斥一顿，声明再这样下去， “拳头却不认的是嫂嫂”了。武松对潘金莲的态度从量变到发生了部分质变，显示出不为色诱、堂堂正正的英雄品质和在某些情况下颇能隐忍节制的性格。
武松从东京回来，惊悉哥哥死讯，在发现武大死得不明不白之后，立即做了周密调查，迅速拿到武大被谋害的人证、物证。但他对官府存有幻想，希望凭藉官府的力量为兄长报仇。 “谁想这官人贪图贿赂”，将物证退回，不予立案。武松决心凭藉非常手段来解决矛盾。他先强邀四邻赴宴，当众审问了潘金莲和王婆，并让她们在供录上点指画字，还让四邻书名画字。然后，按部就班地摆酒祭奠，杀了潘金莲、西门庆，带着众邻人一起押着王婆去县里首告，走前还把后事做了委托、布置，充分展示了武松既大胆泼辣又精细沉着、从容不迫的性格。他的精细正是为了尽量使自己的行为维系在当时法律和道德所允许的范围内。而他又不甘心充当统治者俯首帖耳的奴仆，当官府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时，便毅然按自己的意志去行动。其所作所为比起打虎来具有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成为他最终走上反抗道路的光辉起点。当然，这时武松在思想意识上并没有与统治阶级完全划清界限，他还是想尽量做一个顺民，因此在杀人后仍到官府自首，情愿发配充军。在发配孟州路上，又向张青夫妇求情，不杀两个解差，并拒绝了张青让他到二龙山落草的建议。
武松对现实抱有幻想，就极易被统治者的小恩小惠所拉拢、利用，在行动上产生盲目性。到孟州牢城后，面对“杀威棒”之类的苦刑，既不行贿送礼，也不低头求饶，而是硬顶硬抗，宁折不弯。但当受了施恩的几顿酒肉后，就一下失去了锐气，表示“便是一刀一割的勾当，武松也替你去干”，并迫不及待地要求差遣。武松醉打蒋门神，打得痛快，是一种扶弱抗强的表现，但在性质上却不可与斗杀西门庆等同看待。施恩是牢城管营的儿子，依仗权势在快活林开了一爿酒店，盘剥“过路妓女之人”。武松帮他夺回酒店，实际上是帮助一个小霸打了一个大霸，他虽向众人表示他与施恩“并无关涉”，他只是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但适足表明他的道德观是有问题的。
武松思想性格中的这种弱点到了张都监那里有了进一步的表现。张都监为陷害武松，假意召他做个“亲随梯己人”，武松跪下称谢道： “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执鞭坠镫，伏侍恩相。”他收受了金银、财帛、缎匹等贿赂，装在一个柳藤箱子里。张都监让他一起中秋赏月，他唯唯诺诺，畏畏缩缩，连坐也是“远远地斜着身坐了”，像个腼腆的大姑娘，连一点刚强劲也没有了。张都监表示要把“花枝也似个女儿”许给他，他更是感激万分。他对张都监的阴谋毫无察觉，放松了必要的警惕，结果轻易地堕入了圈套，差点送了性命。
当武松弄清了内幕，特别是在了解了张都监一伙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的阴谋后，他的反抗意识、斗争精神顿时像火山溶岩般喷发出来，从而演出了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两出好戏，给了那班贪官赃吏。兵痞恶霸以毁灭性的打击。他报仇雪恨后在白粉壁上大书“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乃个大字 既是其敢作敢为精神的体现，也是与统治者公开决裂的战斗宣言。这次他不再打算去出首，去对簿公堂，因此也不再千方百计地去收集人证物证，连一个活口也没有留下;并采取了小心翼翼的偷袭手段，以便行动后抽身逃走。不过，他杀得性起，连无辜的佣人丫环也不放过，显然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他因“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决心投奔二龙山后，还在孔太公庄上对宋江说： “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也说明尚未完全断绝对于统治阶级的幻想，显示出思想上、立场上的不成熟和不彻底。
武松自打扮成头陀模样，戴上铁戒箍、披上皂直裰、奔上二龙山和梁山后，便成了两军阵前厮杀的工具，丧失了个性，再也没有什么惊人之举了。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菊花会上的表现。当乐和演唱宋江的《满江红》词，正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一句，只见武松叫道： “今日也要
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后来陈太尉来招安，他又“掣出双戒刀”表示反对。武松这时对招安的看法或许有了转变，惜乎小说未作必要的交代，而且他最终还是跟着宋江到东京接受招安去了。武松最后的结局是灰暗的：他在征讨方腊的战斗中被包道乙那口玄天混元剑砍断左臂，成了残废，遂潜心皈依佛门，在杭州六和寺出家，至八十而终。不愿随宋江赴京朝觐，接受“恩赐”，这是武松形象所放射出来的最后一点光彩。
武松是一个有血有肉、理想化而又个性化的人物。他既是一个“说开星月无光彩，道破江山水倒流”的传奇式英雄，同时又是一个有着复杂性格、多彩行为的普通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其思想性格有很多矛盾之处，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见义勇为、疾恶如仇、敢作敢为等品质占据着主导地位，寄托着人民的理想和愿望，成为武松形象长期以来备受人民喜爱推崇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