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第二十二回至二十六回，作者用正笔浓墨描绘的一个宋惠莲，使全书大为增色。她作为主人第一个占有的仆妇，是西门庆“败坏风俗”、 “乱伦彝”的见证;她又是被金莲勾结丈夫第一个害死的女人，是金、瓶争宠的前奏。她和刚烈的丈夫来旺儿的存在，与唯贪财色的王六儿及甘当乌龟的韩道国等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她的悲惨的结局，以及由此相关的丈夫受罪、父亲惨死，是对当时腐烂官府和黑暗社会的有力控诉。她无疑是作者精心结撰的一个筹码，因而也写得特别见功夫，成为中国古代小说中难得的一个鲜龙活跳而又能震撼人心的形象。她鲜龙活跳，因为她不是作家意念的图解;她震撼人心，因为她告诉人们：真情和正义毕竟是在天地间长存的。

宋惠莲是个穷人家的女儿，父亲宋仁是卖棺材的。她长得俏丽、聪慧、活泼、热情。 “身子儿不肥不瘦，模样儿不短不长，比金莲脚还小些儿”，这在当时看来当然是很美的。荡起秋千来，也不用人推，一下子飞到半天云里， “端的却是飞仙一般，甚是可爱”。一阵风过，刮起裙子，露见了漂亮的大红潞绸裤儿。她心灵手巧，有本领不消一根柴禾能烧得好猪头，掷骰子比谁都反应快，还能讲得一口俏皮话，又加上“会妆饰”，爱打扮，自然很容易惹起男人们的注意。

宋惠莲的天然丽质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来是很正常的。可惜她生活在一个淫欲横流的环境里，禁不起社会的污染，很快轻薄起来，成了“嘲汉子的班头，坏家风的领袖”。最初，她“在蔡通判家房里，和大婆作弊养汉，坏了事”，被打发了出来。嫁与厨役蒋聪为妻后，暗与来旺儿搭上。正巧，蒋聪被人打死，来旺儿的媳妇病故，他俩就结成了一对。她原名叫金莲，其出身和淫荡正与潘金莲十分相像。到西门家后，月娘觉得不好称呼，就改名为惠莲(评改本改为蕙莲)。这时，她才二十四岁，同众家人媳妇一起上灶，开始还不甚妆饰，也不甚引人注目。过了一月有余，她看了玉楼，金莲众人的打扮，也难免心动起来。女子天生是顾影自怜，希望自己装扮得更美的，更何况她本来就是美容的能手。于是， “他把髻垫的高高的，梳的虚笼笼的头发，把水鬓描的长长的”，显得十分招摇起来。这让西门庆睃在眼里，怎么能放得过她呢?

芸芸众生，往往是贪钱财、爱虚荣的。宋惠莲本来就不是一个正经的女人，当然经不起主子一匹蓝缎子、几两散银子的引诱，就一屁股坐在西门庆的怀里任其所为了。她的确是个轻骨头。刚攀附上了主子，又和主人的女婿陈经济打情骂俏起来。在元宵夜放烟花炮时，她一回叫： “姑夫，你放过桶子花我瞧!“一回又道： “姑夫，你放过元宵炮仗我听!”一回又落了花翠拾花翠。一回又吊了鞋，扶着人且兜鞋，左来右去，只和经济嘲戏。 “两人言来语去，都有意了”。精灵的金莲一下子发现了她和西门庆、陈经济的首尾，她就红着脸双膝跪下，低声下气地向金莲求饶。她是如此的轻浮、放荡，且放荡得如此露骨、低贱，难怪西门家里的一些僮仆、妇女们都瞧她不起了。

宋惠莲被人瞧不起，还在于她是那么的浅薄。只因为被主人睡过觉，她就自以为攀上高枝，抖起来了。次日，就在人前花哨起来，呼张唤李，全无忌惮。西门庆给她一些银两，她就“常在门首成天价拿银钱买剪截花翠汗巾之类，甚至瓜子儿四五升量进去，散与各房丫环并众人吃;头上治的珠子箍儿，金灯笼坠子黄烘烘的;衣服底下穿着红潞绸裤儿，线捺护膝;又大袖子袖着香茶，木樨香桶子三四个带在身边。见一日也花消二三钱银子。”她阔起来了，自以为不同于一般的婢仆，有时竟如主子般的指使起他人起来了。元宵那天，主人们饮合欢酒，下人们忙着服侍，宋惠莲却一人“坐在穿廊下一张椅儿上，口里嗑瓜子儿。等的上边呼唤要酒，他便扬声叫： ‘来安儿，画童儿，娘上边要热酒，快僭酒上来!贼囚根子，一个也没在这里伺候，多不知往那里去了!’”画童儿忙来，结果被她骂了一通，还忍气给她扫掉了一地的瓜子皮。过几天，西门庆在厅上待客要茶，她推说这是“上灶的”职责，不管外边的帐，而上灶的惠祥正在烧饭没有空，推来推去，误了时间。西门庆一追究，惠祥受了罚。事后，惠祥气不过，寻着惠莲大骂： “贼淫妇，趁了你的心了!罢了，你天生的就是有时运的爹娘房里人，俺每是上灶的老婆来。巴巴使小厮坐名问上灶要茶，上灶的是你叫的?你我生米做成熟饭，你识我见的。促织不吃癞虾蟆肉，都是一锹土上人。你恒数不是爹的小老婆，就罢了。是爹的小老婆，我也不怕你!”看来，宋惠莲确实是个下贱货，其人尽可夫的淫荡不亚于金莲，其欲附高枝的卑劣又一如春梅。作者通过她的一举一动和旁人的一言一行，已经亮出了她的灵魂。作者假如让她到此结束一生，也不失为一个栩栩如生的“反面角色”。我国小说史上的众多形象，往往就此止步了。然而，《金瓶梅》的作者不满足于此。他既要暴露这颗肮脏的灵魂于光天化日之下，又要进一步拭去覆盖在这颗灵魂之上的污垢来发现其本来的良心。其手法是通过她和西门庆的两颗罪恶的灵魂猛烈撞击，从中迸发出正义的火花来。这场撞击的契机是宋惠莲的丈夫来旺回来了，且立即了解了其中的隐情。来旺儿不愿当韩道国之流的王八，他不能容忍妻子让主子“耍了”。他咆哮起来，扬言“破着一命剐，敢把皇帝打”，不但要请西门庆吃刀子，而且说要把同谋“潘家那淫妇也杀了”。形势一下子险恶起来。

处在夹缝中间的宋惠莲，开始想用瞒和骗来安抚两方：在丈夫面前一口咬定与主人没有首尾，在主人面前发誓赌咒说丈夫不敢骂街。为了避免“生事儿”，他给西门庆出了个主意： “与他几两银子本钱，教他信信脱脱，远离他乡做买卖去。”同时，她还补充了一条西门庆听得进去的理由： “他出去了，早晚爹和我说句话儿也方便些。”西门庆听了当然满心欢喜。这时，宋惠莲还对西门庆抱有希望，主动与他亲热，甚至还这样说：“休放他在家里，使的他马不停蹄才好!”

这样，冲突或许就可以暂时缓解。然而，充满着嫉妒和仇恨的潘金莲并不罢休。她向西门庆指出，这一办法说明惠莲“只护她的汉子”。他的汉子有拐钱外逃的危险，因此必须斩草除根。于是，西门庆瞒过了老实的来旺夫妇，巧设毒计，把来旺轻易地投进了监狱。作者并没有把冲突缓解，反而在事实上更加激化了。

丈夫真的离开她了。她并没有完全倒向主子而暗暗高兴，而是为丈夫感到冤屈。她云鬓蓬松，衣裙不整，跪在西门庆面前半是埋怨，半是叫屈：“爹，此是你干的营生?他好意进来赶贼，把他当贼拿了。……恁活埋人，也要天理!他为甚么，你只因他甚么，打与他一顿，如今拉刺刺着送他那里去?”她对丈夫还是有感情的，她直觉到西门庆“干的营生”毫无“天理”。她到处求情，可是谁能救急?她只能“关闭房门哭泣，茶饭不吃”，消极反抗，希望西门庆“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她的份上，把来旺儿放出来。这一着果然使西门庆慌了，答应“一两日放他出来，还教他做买卖”。宋惠莲只要丈夫出来，任何条件都可答应，甚至说“我常远不是他的人了”，叫西门庆“替他寻上个老婆”就了结。这些话未必不是出自真心，她还存在着攀附这个尽管没有“天理”的西门庆的一念。西门庆投其所好，哄她专门“收拾三间房子与你住”，又买个丫头服侍，做第七夫人。于是两人又亲亲热热地上了床。

这使潘金莲又一次妒性大发： “我若教贼奴才淫妇与西门庆做第七个老婆，我不是喇嘴说，就把潘字吊过来哩!”一席话又使西门庆掉转了方向，把来旺往死里整。幸亏县里有个“仁慈正直之士”帮忙，来旺才免于一死，被打了四十大棍，论个递解原籍徐州为民。被西门庆蒙在鼓里的宋惠莲一旦得知真情，便放声大哭，流露了对丈夫的一片情和义，哀诉着对主子的冤和恨!她感到丈夫被人“暗算”了，自己也被人“暗算”了。如今犹如“合在缸底下一般”，愧对丈夫，愧对自己，眼前是一片漆黑，还有什么路可走?

她上吊了。虽然被人救起，但救不转她的心。娘儿们安慰她，同伴们劝化她，西门庆再诱骗她，都无济于事，她“原来也是个辣菜根子”。她已彻底认定西门庆是个杀人魔鬼：“你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看出殡的!……你也要合凭个天理!你就信着人，干下这等绝户计!”她决心与他一刀两断： “你就打发两个人都打发了，如何留下我做甚么?”人们劝她说： “守着主子，强如守着奴才!”这，她曾经也动过心。而如今，一颗被惊醒了的正直的良心不能不使她“一心只想他汉子”，宁可向着奴才!她也清楚，向着奴才的丈夫也谈不上早已失去的“贞节”了。但是，与丈夫， “千也说一夜夫妻百夜恩，万也说相随百步也有个徘徊意”，他们之间毕竟是夫妻，毕竟有着一段真情啊!于义于情，她怎么能再对不起丈夫呢?她终于又上吊了，强烈的悲愤带着内心的羞惭离开了这个吃人的世界。

作者感叹说：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宋惠莲是“好物”么?她曾经是那么的淫荡和下贱。但是，作者又使她不可抗拒地最后用年轻的生命来证明：她还没有失却善良的本性。她懂得正义，她又不忘真情，最后还是用“情”战胜了“淫”。她的情，不是李瓶儿式盲目痴情，而是宁肯守着被压的奴才，不肯屈从于邪恶的主人;她的情，也不是孟玉楼追得的喜剧性的情，而是充满着悲剧的气氛，那么的扣人心弦。她的死，就给人以一种悲壮崇高的感觉，似乎一洗了她以前的耻和辱，使人肃然起敬起来。看来，作为人，良心是不能迷失的。正义和真情毕竟永远放射着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