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贡生》文学人物形象鉴赏|分析|特点

严贡生,是清代吴敬梓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人物。

严贡生,名大位,字致中,广东高要县人。他方巾阔服,粉底皂靴,蜜蜂眼,高鼻梁,络腮胡子,倚仗自己贡生的身份,对上百般巴结,对下百般欺诈,是当地出名的恶霸。

千方百计巴结官僚,是严贡生的愿望。他深知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贡生,要想横行不法而没有靠山是不行的,所以他无孔不入地巴结官僚。南海县举人范进和张静斋来高要县拜访汤知县,因汤知县下乡去了,两人只得在一个关帝庙里等候他回衙。严贡生得到消息,赶忙跑来拜会县主相与的这两位举人老爷,还带来鸡、鸭、糟鱼、火腿等九个盘子和一瓶酒予以盛情款待,无非是想讨好范进和张静斋乃至汤知县,图日后照顾和关照。后来,严贡生为了侵贪乃弟家,还奔波到京,大着胆,竟写一个“眷姻晚生”的帖,想与国子监司业周进冒认亲戚,以便打赢官司,满足自己的贪欲。

巴结官僚,虽说是严贡生的愿望,但他只是一个贡生,往往难以如愿,于是他以吹牛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地位。在范进和张静斋面前,严贡生吹嘘自己与汤知县是“极好的相与”。其实,他与汤知县何曾有什么关系和交情。在廪膳生员王德王仁面前,严贡生又吹嘘学台周进十分看重他,与他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其实,周进与严贡生根本不认识,没有丝毫瓜葛。至于严贡生吹嘘自己与张静斋是“在汤父母衙门里同席吃酒认得相与起来”,分明是一派胡言。在严贡生最后一次出场时,他仍然在自吹自擂,说自己“一向在都门敝亲家国子监司业周(进)老先生家做居亭,因与通政范(进)公日日相聚。今通政公告假省墓,约弟同行,顺便返舍走走”。很明显,扯虎皮当大旗,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与官僚的亲密关系,借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地位,已成为严贡生的家常便饭和一贯伎俩了。

严贡生嘴上说得好听,什么“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实际上,他对老百姓敲诈勒索,欺骗恫吓,无所不为。严贡生家一只才生下来的小猪走到紧邻王家,王小二慌忙送还,可严贡生说猪到人家再寻回来不利市,硬押着出了八钱银子把小猪卖给王家。这一口猪在王家已养到一百多斤,不想错走到严家去,严家把猪关了。王小二的哥哥王大走到严家讨猪,严贡生却说猪本来是他的,要王大照时值估价,拿几两银子给他才能领回猪去。王大同严家争吵了几句,就被严贡生的几个儿子拿门闩面杖打折了腿。乡下农民黄梦统,九月上县来交钱粮,一时短少,央中人向严贡生借二十两银子,每月三分钱利息,写立借约送在严府。但黄梦统却不曾拿他的银子。大半年后,黄梦统想起这事,来问严府取回借约,严贡生便向他要这几个月的利钱,说黄梦统不曾取约,他的二十两银子就没有动用,误了大半年的利,该是黄梦统出。黄梦统情愿买个蹄酒上门道歉和取约,可严贡生还是执意不肯,把黄梦统的驴和米同稍袋都抢了家去,还不发出纸来。以致王小二和黄梦统都不得不上县衙喊冤。严贡生得知汤知县准了状子,慌忙卷卷行李溜之大吉。而在严贡生为二儿子娶亲完毕后的归家途中,也不减欺压百姓的恶习。严贡生雇了两只高要船,船费是银十二两,立契到高要县付银。在船将到高要县时,他假装头晕恶心,从箱子里拿出一方云片糕吃了几片,登时好了。剩下的几片故意搁在后鹅口板上,那掌舵的驾长果然上当,吃掉了云片糕,严贡生只作不看见。等船到了码头,新郎新娘和箱笼都上了岸,他才转身返舱,眼张失落地寻找所谓的药,说这一料药是费了好大的麻烦花了几百两银子才搞到的,专治他的“晕病”,听说被船家吃掉了,顿时大发雷霆,要写帖子送船家到汤老爷衙门里去,从而唬住了船家,赖掉了船账。

严贡生的悭吝和挥霍也是出了名的。一年中,至亲要请他喝酒吃饭好几次,他却从来不回请。他出贡竖旗杆,竟拉人出贺礼,欠下厨子的钱和屠户肉案上的钱也赖着不还。严贡生对别人这么无赖吝啬,对自己却放纵得很,丝毫不讲节俭。当初他也有不少田地,可白白都吃穷了。买猪肉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的稀烂,上顿吃完了,下顿又在门口赊鱼。而今则端了家里花梨椅子,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包子吃。

严贡生虽然没能做官,却十分讲究“臭排场”、空架子。他的第二个儿子在省城娶亲,寓处门口有四个戴红黑帽子的人手里拿着鞭子站着,彩轿旁边的遮阳上贴着“即补县正堂”,严贡生本人则头戴纱帽,身穿圆领补服,脚下粉底皂靴,一身官服。回去的船上,又借了一副“巢县正堂”的金字牌,一副“肃静”“回避”的白粉牌,四根门枪,插在船上,俨然官船。

在严贡生的心目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兄弟之情,他看重的只是钱。严贡生在弟弟严监生死后才从省城科举了回来,一回来又不直奔过去吊丧,而是慢吞吞地跟老婆坐着说闲话,打点拿水来洗脸。严监生的遗孀赵氏送了两套衣服和二百两银子给他,他便“满心欢喜”,得知老婆和儿子们都得了赵氏“别敬”,他才换了孝巾,系了一条白布的腰,走到兄弟家,在柩前叫声“老二”,干号了几声,下了两拜,还振振有词地说: “我们弟兄一场,临危也不得见一面,但自古道‘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我们科场是朝廷大典,你我为朝廷办事,就是不顾私亲也还觉得于心无愧。”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又是多么矫情虚伪,真是无情无义又无耻到了极点。后来,严贡生又觊觎起了弟弟的家产,他不但硬立第二个儿子去承嗣,还吩咐十几个管事的家人把他的二儿子作为他们的新主人,把严监生扶正了的妾赵氏仍作为妾看待,称呼为赵新娘,腾出正屋给他的二儿子住,各人管的田房和利息账目替他连夜攒造清完。赵氏自然难于接受,只好喊冤打官司。严贡生虽然在县、府、司里都告输了,但后来据说“仍旧立的是他二令郎,将家私三七分开,他令弟的妾自分了三股家私过日子”,最终还是达到了侵占乃弟家产的目的。

严贡生这个人物无疑是可厌可恶的,作者对他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而这种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又是通过“直书其事,不加断语”的白描手法来达到的。如严贡生刚刚自吹自擂,说自己为人率真,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作者随即描写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来告诉严贡生早上关的那口猪,主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这样的描写,显然不仅仅在对严贡生进行讽刺了,而已是一种无情的抨击!

在小说中,严贡生是封建知识分子倚仗功名横行不法的代表,具有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