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氏是明代著名文学家梅鼎祚所作传奇《玉合记》中的女主人公。

唐代长安名妓“章台柳”与青年才子韩翃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盛传于当时。据孟��《本事诗·情感》载，其事有人“皆目击之”，似为实事。最初见于文学作品的，是唐许尧佐的传奇《柳氏传》(亦作《章台柳传》)。嗣后，宋、元、金都曾把这“多情打得成双”的美丽动人故事编成戏曲上演。到了明代，梅氏而外，张四维的《章台柳》、吴大震的《练囊记》等皆以此为题材，其主人公也就逐渐由生活中的人物而转变成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了。

《玉合记》曾被作者的好友汤显祖评为有“沉丽之思”而“足传于时”。它所塑造的柳氏形象，既非崔莺莺、杜丽娘这些名门闺秀，也异于关汉卿笔下那些依门卖笑的风尘女子，有点类似石崇家的绿珠，也不乏红拂的慧眼和勇气。作为文学形象，她是具有自身独特经历和鲜明性格的“这一个”。她出身贱微——是家资颇饶、为人豪放的李王孙的“待年之妾”。据其自云“从小养育在李生家”，恐怕是小时被卖到李家的。她以美丽聪慧为主人所宠爱。因其“性厌繁华”、 “爱幽闲”，王孙就馆之别第，藏之章台。随着“好事也只在这早晚了”，即与王孙正式成亲的日子越来越近，她反而显得心事重重，无情无绪了——“弦管生疏” “围带宽了些”。春光明媚，她却只感到“春恨难平”、 “春愁扫不开”。原来是她不甘心命运的摆布而别具深思殷忧的。那就是李王孙虽“暂称豪俊”，其实他原为边将，因屡立战功为权奸李林甫所忌。遭到排挤后，厌恶世事，变迹埋名，以声色自污，并且“每托仙游”。所以柳氏觉得“咏桃夭虽则有时，叹匏瓜终当无匹”，即王孙并非可托终身之人。况且他又“珠围翠绕”、“后房玉立，有女如云”——感情未必能专一。特别是自己“情耽翰”，而王孙终是武人一流，情趣迥异，亦非理想佳偶。以故，这“及期破瓜”并不意味着幸福的到来。而真正令她倾心的，却是王孙的好友——那位贫穷落拓却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青年秀才韩翃。韩翃寓处颇近章台，柳氏常见有拜访他的名士从楼下经过，王孙也多次盛赞其才干。尤其是“春城无处不飞花”一类清新俊逸的诗作，柳氏更是常诵在口，心向往之，惺惺之意渐生，爱慕之心转浓——多情韩生于法灵寺以玉合相赠，更使柳氏眷恋不已。贴身侍女轻娥所谓： “我家李郎，虽则豪侠，你在此也不过选伎征歌，分行逐队，那里是到头的勾当!倘随着韩君平，早讨个夫荣妻贵。纵不然，郎才女貌，却也相当。”正道中了柳氏心中的秘密，早发其所欲言。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也许。但作为那时代柳氏这种地位的妇女，却不失为一种奢望，有一定进步意义。但这又谈何容易，自己是一个“笼中物”，命运掌握在人家手中，现实和愿望之间隔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然而柳氏性格的可贵处，正在于她不肯俯首低，知难而退。而是敢于与命运抗争，依靠自己的智慧，去大胆追求幸福。她并未采取与情人私奔、一走了之的方式——虽有这种条件，但如此一负李王孙，二有无穷后患。而是算准了李王孙“负气爱才，素重韩生，无所吝惜”的为人特点。于是就找机会在他面前大谈韩翃： “那韩秀才呵，家徒四壁，况没个当垆丽人。郎君所不足者非财也，况且后房玉立，有女如云。少什么黄金结客，可教他白云窥臣。韩生所与犹多名士，必非久贫贱者……。”在主人面前，特别是在即将与其成婚的人前讲这话，确实需要有足够勇气的。所以说完又连忙表白“君不用多疑”， “今日且休猜有女怀春”。这虽然有点欲盖弥彰，但最终是她吃透了王孙素重韩翻而不会介意她的这种近乎自献之嫌的“轻薄”之举。况且表面上看这番话与己无关，至于其弦外之音，要凭自己的理解了。果然不出所料，王孙深感她能慧眼识英雄， “这妮子所见，与我略同”。遂决意割爱，把柳氏配予韩翃，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可以说是柳氏以独特的方式，直接促成了自己的美满婚姻。在人生的重要关头，把握机会，深思熟虑，以最理想的方式取得成功。从此“冲出樊笼， “一展凌霄翼”——柳氏聪颖、大胆、精细的形象也就展现在人们而前了。

如果说柳氏这时是情场得意的骄子，那么在家事国事面前，她又另具风范了。成亲后，她及时提醒丈夫莫要“日月蹉跎”，而应“功名在意”。当丈夫赴闱春试，轻娥引柳氏所谓“以韩郎才貌，那得长贫贱”、猜他一定高中时，柳氏却并不以为然， “说便这般说，你见那显达的，几个百才貌来”。这对以安、史乱前的政坛，不能说不是尖锐辛辣的讽刺，不失为卓见真知。当韩翃一举成名为官后，她又念其久违桑梓、劝丈夫回乡探望父母，以使荣名及亲。倒是韩翃感到“春光殢客”，她又严辞申以“我和你俱系少年，为欢有日，请无内顾，决意前行”，乃深明事理，俨然一派大家风范。特别是当安禄山反端已露，朝廷要韩翃到边塞参赞军事时，柳氏勖以“大丈夫正当立功边陲，安可系情儿女!”并赠宝剑一口，以壮行色。而当真的渭水相别时，她又“和泪雨注流霞”。但最终再三叮嘱的是“边庭之事，务必留心，不须念我”。表示“自后妾当罢妆，一意相待”。 “拼白首文君不怨他”。国难当头时深明大义，既有风云之气，又儿女情长的巾帼豪杰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了。

丈夫走后不久，安史乱起 两都沦陷。乱兵烧杀淫掠，人人朝不保夕。柳氏深恐冶容致祸，决计剪发毁容，寄迹空门，以待“贼平之后，再得见丈夫一面。就不然，也好全身保节”。这大概也是当时唯一合适可行的路了，可谓用心良苦。当离家赴法灵寺时，她唯一留意的是当初的定情物——玉合，叮咛轻娥“须带随身”。在干戈遍地，数年间丈夫杳无音讯的情况下，她在“夜风灯外，晓钟霜候”的孤寂落寞中苦志守节。萦绕脑际的只有“当年在红梅罢绣、立马长扬相邂逅……将云作雨，拈成一段风流”的美好回忆。甚至有时“啥封侯，悔教夫婿，浪卜刀头”了。可谓一往而情深。所以在接到丈夫寄赠的“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诗时，对丈夫把她“猜作陌头垂柳”， “怕他人再折春柔”的担心。感到十分不满和一肚子委屈。随即答以“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归来岂堪折”表明自己的冰雪节操和悲苦心境。其实，战乱中丈夫由于爱极而产生的担心亦是情有可原的。果然不久忽生变故，归顺唐朝并有战功、深为皇帝宠爱的吐蕃大将沙吒利因贪柳氏“色艳无双、才情第一”，设计把柳氏骗至府中，先说以空门冷落，青春难再，妙年应及时行乐，何不就在府中吃碗安乐茶饭。这在人命危浅的战争年代应该说有一定的蛊惑力，但结果是“难从尊命，请勿多言”。而在施以威逼之时，柳氏则决绝地表示，“中怀耿烈，海心盟旧设”， “若要玉杵邀盟，就把金鎞刺血”。凛然而不可犯，表现了不畏强暴，对爱情之死靡它的品格。在以后的数年中，又“几番寻死”、 “守志不从”，连“性情生得村…狼心养不驯”的沙吒利也无可奈何于她。她在“心如膏火夜同煎”的生活中唯一的精神支柱正如日后对丈夫所说： “陷身沙府，非不能死，正图郎君一见，还寻出头日子。”而当丈夫真的回朝后，严酷的现实是沙吒利正宠极一时，势焰熏天。而丈夫则官小言微，不大可能救她出火坑。当她清醒地认识到断弦再续渺茫无望时，即设法约丈夫于通政里门一叙，意在永诀。所谓“已知无益事，还作有情痴”。面对分别多年、苦苦思恋的丈夫，她一诉衷肠： “妾得一见，死有何难!但愿韩郎别选高门，再图后事。”并把绾有同心结的玉合投还丈夫，表示“当遂永诀，愿置诚念”，真是字字泣血，撼人肺腑。已将殉情以死，犹为情人赞画未来，若非情痴，孰能如此!

最后由于一位侠士的帮助和皇帝的“恩典”，柳氏终得和丈夫破镜重圆，并荣封昌黎郡君。说来侥幸，也是精诚所致吧。看完《玉合记》，人们在为这位美丽痴情的青年女子洒下一掬同情之泪和表示由衷敬佩的同时，也看到了这位“幸运儿”身上那层浓厚的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