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伯喈》文学人物形象鉴赏|分析|特点

蔡伯喈,为蔡邕之字,东汉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后汉书·蔡邕列传》所载确有其人,系文学家、书法家,官至左中郎将,董卓被诛后邕为王允所捕,死于狱中。他又是元代著名悲剧《琵琶记》中的主角,作品中的蔡伯喈,是根据史书所载及宋金时南戏《赵贞女蔡伯喈》的故事而虚构的人物。

伯喈为蔡公从简的独子,出身于贫寒的小门深巷;胆小如鼠, “畏牛如虎”;天资聪敏,博学多才,凡礼乐名物、赋词章、阴阳星历、声音分数,无不精通,穷尽其妙。他的人生处世伦理观点则为“本欲苦守清贫,力行孝道”、 “父母在,不远离”,以尽侍奉高堂的一片孝心。

作品中所塑造的蔡伯喈,正是从他的孝心和追求功名的矛盾出发,通过三不从(即伯喈力辞赴试,其父不从;他要辞官,皇帝不从;他要辞婚,牛太师不从)一系列事件的冲突,表现他忠孝两全的孝子形象。然而这忠和孝是难以两全的,以致造成蔡公、蔡婆悲痛怨恨而死,造成赵五娘、蔡伯喈两月夫妻而分离的悲剧,导致牛丞相强就鸾凤而伯喈入赘牛府。

伯喈不愧为读书破万卷的知书达理人,他认为生于文明的盛世,理当按封建礼教“入则孝”以尽“子情”,做一个“行孝于己,责报于天”的遵守孝道之人。何况家有新婚才两月的妻子赵五娘和那年迈耄耋、八十高龄的白发双亲,更需要“尽菽水之欢,甘齑盐之分”,以求“夫妻和顺,父母康宁”。伯喈不羡慕功名唯尽孝意的思想,说明其以后对三不从的难从命并非毫无思想基础,也刻画出他内心所追求的是天伦乐事。然而,他的这种思想和追求,与其父蔡公的想法格格不入,蔡公的伦理观点在于人生须要忠孝两全,方是个丈夫。因为他的理论依据是: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不为禄仕,所以为不孝”。所以在高堂称寿时命伯喈在这大比之年“上京取应”,盼望他有朝一日能够“脱白挂绿,济世安民”,这才是“忠孝两全”。蔡公这种封建伦理观,正如他在逼试时所说,无非为追求“及早换金章紫绶”,以便改换门闾,光显祖宗,这便是他要求伯喈“大孝”的含义,也是他“忠孝两全”的目的。既然伯喈所想、所追求的内容和其父旨意各不相同,因而父子的意见大相径庭。在蔡公逼试时这一矛盾更显突出,伯喈执意“甘守清贫,力行孝道”,蔡公则告诫伯喈力行“大孝”、 “忠孝两全”;伯喈一心要“侍奉父母”,不愿赴试,难从父命,蔡公则要伯喈追求功名、 “光耀祖宗”,逼着赴试。这一矛盾,虽因张太公出面“承应”照料蔡公、蔡婆、五娘而得以解决,伯喈终于从了父命。实际上由于封建礼法的束缚,既然是父命,伯喈岂敢不从,岂敢“逆亲言”,更何况伯喈内心深处还是想追求功名的。赵五娘在南浦嘱别时揭示了伯喈的真实心理活动,她说: “官人,云情雨意,虽可抛两月之夫妻;雪鬓霜鬟,竟不念八旬之父母。功名之念一起,甘旨之心顿忘,是何道理?”一针见血道破了他的心灵深处的隐秘,揭出了他的痛处。维妙维肖地描绘出伯喈虽口口声声“清贫”、 “孝道”却难逃“富贵”、 “功名”关的心理活动。所谓难依从父命也就自然而从命,所谓“孝道”也势必变成一句空话。

伯喈既然要尽“孝”侍奉双亲,又因父逼试去尽“大孝”,加之自身难过功名关,内心矛盾重重。他虽然在五娘对他“埋怨怎尽言”的南浦嘱别时矢口否认不曾“想着那功名”,而是“欲尽子情,难拒父命”;他虽然信誓旦旦向五娘保证而反诘“我肯恋花柳,甘为萍梗”,申述“卑人有父母在堂,岂敢久恋他乡”,却难料为追求功名给他和全家带来什么结果!

伯喈虽说并无功名之心,然而他在文场选士中一举中了头名状元,鳌头独占魁,他那内心成就“功名”的喜悦之情自然溢于言表: “今日方显男儿志,布袍脱下换罗衣,腰间横系黄金带,骏马雕鞍真是美。”正是他状元夺魁,官为议郎,这文章、官职、福分似乎均合乎当朝丞相牛太师为爱女牛小姐招婿的条件,丞相岂能轻意放过,更何况婚事主婚人系当朝皇帝,这圣旨谁敢违背!伯喈内心充满着矛盾,他思前顾后,忧心如焚,决意在官媒议婚中向媒婆言明家有妻室,难从再婚之命,决意要上表皇上辞官,以便辞婚。然而牛丞相凭仗权势,硬不放过这门亲事,伯喈即使不从命,提出什么辞官,也是徒然。丞相怒气冲冲,已把话说得清清楚楚: “多少贵戚豪,求为吾婿而不可得。叵耐一书生颠倒不肯,反要辞官家去。”“我如今先去奏知宫里,只教不准他上表便了。”由此看来,伯喈二要辞婚,老牛必然不从他;三要辞官,皇帝也不可能收回圣旨,其原因在于:纵然伯喈在丹陛陈情中提出种种诉述的理由,例如“力学躬耕修已,不复贪荣利”、 “亲老鬓发白,筋力皆癯瘁……谁奉侍”、 “最可悲,他甘旨不供,我食禄有愧”、 “不告父母,怎谐匹配”、 “惟念二亲寒无衣,饥无食,丧沟渠”等等,使他能“忠心孝意得全美”,但由于牛丞相先奏,圣诏即下达: “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尔当恪守乃职,勿有固辞。其所议婚姻事,可曲从师相之请。”对这不可违背的圣旨,伯喈虽依然也难从不准辞官之命,试图要黄门禀报,甚至亲自“拜还圣旨”。然而事君重于孝道,为国重于忘家,忠和孝难两全,圣旨一道, 伯喈拒婚、辞官皆成泡影。这二不从和三不从,深刻地反映了豪门要恃势强婚、寒门要忠孝两全的矛盾,这两者的矛盾又造成了赵五娘、蔡伯喈夫妻分离的悲剧。

伯喈既不能拒婚,辞官又未准;既不知灾荒之年家乡白发双亲和少年妻室赵五娘的音信,又无法禀告、商量眼下他进退两难的处境以及他百感交集、忐忑不安的心情。他别无他择,唯一的出路只得入赘牛府、与牛小姐完婚;入赘牛府,又怎能不使他悲怨万分!他“愁多怨多”, “俺爹娘知他怎么?摆不脱功名奈何?送将来冤家怎躲?”怨“名缰利锁”给他带来种种痛苦处境;他在花烛洞房无笑容,虽见“新人笑语喧,不知我旧人哭”;他置身相府,心想寒门;他面对牛小姐弹琴而宫商错乱,不弹喜悦欢快音,却弹哀怨悲苦调;他终日闷闷不乐,在官邸忧思中深怨“被亲强来赴选场,被君强官为议郎,被婚强效鸾凤”。这三被强,弄得他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说,只得把真相向牛小姐隐瞒,生怕牛丞相“行势逼临”,更难归故里。这一切,深刻地描绘了他的矛盾的心理,写出了功名给他带来的痛苦,说明了忠孝难两全的矛盾。

伯喈终于因牛小姐的劝慰,向她吐露愁闷不乐的真情: “自家娶妻两月,别亲数年。”终于因牛小姐向牛丞相几谏而被允许与牛小姐同归陈留探亲。赵五娘乞讨进京寻夫感动了牛氏父女,应允夫妻团聚,一夫二妻赴陈留为蔡公蔡婆守服尽孝意,这么一来,蔡伯喈既不是“不孝子”,又不是“薄幸人”,也不是像张太公遇牛府差使李旺时所怒斥: “他中状元做官六七载,撇父母抛妻不采。”而是皇帝诏奖的忠孝两全者: “议郎蔡邕,笃于孝行。富贵不足以解忧,甘旨常关于想念。虽违素志, 竟遂佳名。委职居丧,厥声尤著。”官授中郎将。当然,对伯喈来说,由于封建礼法的束缚,他是不能不顺从父命、皇帝令、太师令的,但“三不从”却又使他把“三不孝”罪责解脱得一干二净,实难令人置信,究其根源,在于为功名而导致豪门权贵与寒门的矛盾。 “三不从”在客观上使他成为“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三不孝之子。

应该看到,蔡伯喈赴试的结果是:父母因饥饿双亡;妻子赵五娘侍奉公婆典当尽首饰,而自吃糟糠,形影相吊;他自己撇下父母、妻子不管而重婚牛小姐。真正的孝,应该是赵五娘而不是伯喈。伯喈不孝之子的形象,在宋、金民间戏曲中是个“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见明徐渭《南词叙录》)的形象,而《琵琶记》中的伯喈一变而为孝子忠臣的形象,从而把赵五娘、蔡伯喈夫妻分离的悲剧由悲而变为喜,变为一夫二妻同守服的大团圆结局。这纯属作者创作的主观臆造,在作品一开头的《副末登场》中:“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作者出于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认为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应密切与时代的风化相关,所以他要塑造出“夫孝共妻贤”的人物形象,于是乎蔡伯喈也就成了“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