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牛运清

长篇小说。作者浩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此为浩然80年代的代表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他曾经在创作中走过弯路，“栽了跟头”。然而，他没有为此而消沉，而是振作起来，对历史、生活、文学、自己，进行认真反思。“在哪儿栽倒的，再从哪儿爬起来”。他怀着自爱、自强的志气，深入农村，埋头写作。“直面农村生活现实，给改革时期的农民做一个历史的纪录，摄一些心灵和精神的面影!”于是，便有了《苍生》的问世。他把这部小说作为“自己从1976年到1986年这个阶段艺术实践的一次小结，从此将要开始另一个阶段的新路程”(《〈苍生〉是怎么写出来的》)。“颂苍生，吐真言”是作者构制这部小说的意图。它真实展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的历史性变革，既反映经济改革给农民物质生活与思想观念带来的可喜变化，也针砭时弊，揭露某些农村干部，打着改革旗号，利用权势，编织“关系网”，贪脏枉法，欺压百姓，成为改革的绊脚石。偏僻山村田家庄的田成业，属于那种不前不后、不好不坏，“跟大帮、随大流”的普通农民。他勤劳、憨厚，缺乏主见。当家主事的是他那位善良、精明的内当家——田大妈。长子田留根，二十八岁，次子田保根，二十四岁，均未婚配。为给儿子娶媳妇，成家立业，传宗接代，田成业老两口受苦受累，焦虑不安。历史已经进入80年代，而贫穷、落后、愚昧的山民仍然在古老的封建磨道上运转。因为穷，厚道、愚笨的田留根在议婚过程中屡遭挫折。他沿袭陈旧的方式跟随父亲上山开石头，往山下背石头，累得骨瘦如柴，口吐鲜血，目的是为了盖房子，娶媳妇。曾经和他搞过对象的姑娘，突然嫁给本村地主老财的后代、新暴发户巴平安。有位不幸失身的漂亮姑娘情愿不要彩礼嫁给他，他却不敢作主，而是顺从母愿予以谢绝。他任凭命运的摆布，麻木无能。性格与生沽追求颇似其父。受过高中文化教育的田保根，则与父兄迥然不同。他精灵、自尊，躁动不安，奋力挣脱旧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势力的羁绊，选择自己的生活位置。高考落第后，他离开山村，外出寻求生活之路：到建筑工地当小工，自学瓦工技术，看建筑设计图纸，学开汽车。改革之风已经把他吹醒。在婚姻观、幸福观、价值观等方面，与父兄大相径庭。他认为：“有了本事，有了地位，有了钱，有了人格，这就行了。”对于婚姻，他自有主张：“我得等着她们赶着找我，由我自由自在地拣最可心的挑。”他借女同学陈耀华的权势，用炸药开山取石，调拖拉机运送石料，解除父兄皮肉之苦，帮助兄长盖房子，娶媳妇。在错综复杂的生活面前，他有时虽然显得油滑，但却保持清醒头脑和改革、进取的志气。他与窦队长、陈技术员组建民办联合企业，当上了“新新建筑公司副经理”。其经营方针是：专在农村小镇包工盖房，优待等着盖房娶媳妇的光棍儿。而且想方设法，带动周围贫苦农民“都过上富日子”。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着作者的热情和希望。作品中出现的小地方“高干子女”陈耀华是个性格复杂、处于生活十字路口的女性，也是在田家庄两类人物之间沟通信息的角色。其父是社办水泥厂厂长，舅舅是乡党委书记，姑父邱志国是田家庄的党支部书记。她凭借父辈的权势在窑厂当会计。她一方面同情、钟爱田保根，热心为田家排忧解难；一方面，在提供证据，揭发邱志国罪行时，难下决心。她毕竟是在权与钱的混合土壤中培植起来的姑娘。田保根看透了这一点，忍痛舍爱，与她分道扬镳。邱志国早已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在改革大潮中投机钻营，胡作非为，挖社会主义墙角的蛀虫。他拒绝把队里的果园承包给复员军人郭少清等，而承包给过去的地主老财巴福来，认为让地主分子先富起来，才是新事物。他置广大贫苦百姓于不顾，而支持坏人在窑厂做“圈套”，“侵吞国家的钱”。村里另一干部郭云认为，不能扔下多数人不管。主张把缺少劳力、没有特殊本事的人联合起来，搞个互助组式的组织，把生产、生活包起来。因此，遭受邱志国的反对与排斥。邱志国的违法犯纪行为，受到田保根的挑战。他勇敢地向上级有关部门揭发邱志国的罪行。他知道不会一帆风顺，但坚信“有权有势只能掩盖一时，终究会水落石出”。作品从田成业夫妇在封建落后思想束缚下为儿子操持婚事写起，到两位老人摆脱旧观念，迎接新生活，不再干涉儿子婚事，“不再干那号费力不讨好的事儿”为止，表现了普通农民思想上的觉醒和精神面貌的变化。同时，揭示了80年代初农村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心灵世界。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生活的欢欣、忧虑，乃至某种困惑。作品结构严谨，语言明快，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