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鉴赏·友书·致郭沫若》注释与鉴赏

瞿秋白

沫若：

多年没有通音讯了。三四年来只在报纸杂志上偶然得知你的消息，记得前年上海的日本新闻纸上曾经说起西园寺公去看你^①，还登载了你和你孩子的照相。新闻记者的好奇是往往有点出奇的，其实还不是为着“哄动”观众。可怜的我们，有点像马戏院里野兽。最近，你也一定会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我的新闻，甚至我的小影，想来彼此有点同感罢?

我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了，这在国内阶级战争中当然是意料之中可能的事。从此，我的武装完全被解除，我自身被拉出了队伍，我停止了一切种种斗争，在这等着“生命的结束”。可是这些都没有什么。使我惭愧的倒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远在被俘以前——离现在足足有四年半了——当我退出中央政治局之后，虽然是因为“积劳成疾”病得动不得，然而我自己的心境就已有了很大的变动。我在那时，就感觉到精力的衰退甚至于澌灭，对于政治斗争已经没有丝毫尽力。偶然写些关于文艺问题的小文章，也是半路出家的外行话。我早就“猜到了”我自己毕竟不是一个“战士”，无论在那一战线上。

这期间看见了你的甲骨文字研究的一些著作，《创造十年》的上半部。我想下半部一定更加有趣。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虽然对于“健全的”现实主义的生长给了一些阻碍，然而它确实杀开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而后来就像触了电流似的分解了，时代的电流使创造社起了化学的定性分析，它因此解体，风化。这段历史写来一定是极有意思的。时代的电流是最强烈的力量，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也终于禁不起了。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不过我想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妨尽量的披露出来，使得历史档案的书架上材料更丰富些，也可以免得许多猜测和推想的考证功夫。

只有读着你和许多朋友翻译欧美文学名著，心上觉着有说不出的遗憾。我自己知道虽然一知半解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只有俄国文还有相当的把握，而我到如今没有译过一部好好的文学书(社会科学的论著现在已经不用我操心了)。这个心愿恐怕没有可能实现了。

还记得在武汉我们两个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吗?当年的豪兴，现在想来不免哑然失笑，留得做温暖的回忆罢。愿你勇猛精进!

瞿秋白

一九三五年五月廿八日汀州狱中

[注释]① 西园寺公： 即西园寺公望(1849—1940)，日本京都府人。曾任日本总理大臣。

[作者]瞿秋白(1899—1935)，原名瞿霜，笔名宋阳、何凝、史铁儿等。江苏常州人。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31年被王明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其后在上海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在福建被俘，同年6月在长汀就义。

[鉴赏]写出这封信后的二十天，瞿秋白就在长汀从容就义了。瞿秋白没有一般政治家的气势、锋芒，却有文人的过多的冷静、内省。此信中，有他对时事的关心，对朋友的关注，对政治斗争的厌倦，对创造社发展过程的中肯精到的分析，对自己“没有译过一部好好的文学书”的遗憾，对“当年的豪兴”的“温暖的回忆”。但无论谈到什么，总是不免联系到自己;说到自己，又无时不在解剖自己。他感到自己“有点像马戏院里野兽”，为自己的“心境”的“变动”感到“惭愧”，说自己那些有独到见解的文章是“半路出家的外行话”，说“自己毕竟不是一个‘战士’”，是禁不起时代电流的“脆弱的人物”。这些言词，足以表明他的性格，他留下一个真实的自我，但恰恰是这种坦然、真诚，使得他日后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其实稍加“考证”，从他此信内容和就义时所表现出来的从容，从他祝福友人“勇猛精进”的颂语，皆可知他并未叛变或者颓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