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宋词

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两颗璀璨的明珠，也是并蒂绽放于世界文学巅峰之上的艺术奇葩，各以其巨大而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受古今中外读者的喜爱。

一、唐诗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顶峰。唐王朝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使诗歌创作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唐代诗人众多，作品数量惊人，仅清代编辑的《全唐诗》，就收录诗人2873人，诗歌49403首。唐代诗体完备且臻于成熟，古体诗有骚体、四言、五言、七言、杂言，近体诗有五律、七律、排律、五绝、六绝、七绝。唐诗题材丰富，南宋赵孟奎《分门纂类唐歌诗》100卷，分唐诗为天地山川、朝会宫阙、经史诗集、城郭园庐、仙释观寺、服食器用、兵师边塞、草木鱼虫等8类，每类又分若干小类；明代张之象《唐诗类苑》200卷，共39部1094类。唐诗风格流派繁多，流派如文章四友、吴中四士、沈宋、四杰、王孟、高岑、大历十才子、韩孟、元白、刘柳、刘白、温李等，不一而足；风格如上官体、沈宋体、太白体、少陵体、长吉体、元白体、杜荀鹤体等，不胜枚举。

在近300年的发展过程中，唐诗在不同阶段展示出不同的特点。

从高祖武德元年（618）至玄宗开元元年（713）的初唐，是唐诗逐渐摆脱南朝宫体诗浮艳诗风的影响、日益透露出壮大情思的时期。初唐虞世南、许敬宗、上官仪、“文章四友”（李峤、杜审言、苏味道、崔融）、沈佺期、宋之问等宫廷诗人，创作上深受齐梁宫体诗的影响，多歌功颂德、宫苑游宴之作，在华美的形式中呈现出苍白纤弱的情思，但对律诗的形成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只有宫廷之外的隐逸诗人王绩，其田园诗语言质朴、情致淡远，显示出与宫廷诗迥然不同的特点。高宗、武后时期，“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自觉变革文风，明确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使诗歌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走向市井和广阔的时代生活。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壮大的情思，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反映出初唐蒸蒸日上的国势与日益繁荣的社会状态，揭开了唐诗变革的序幕。初唐后期陈子昂，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完成了唐诗的革新。在《修竹篇序》中，陈子昂反对“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齐梁诗歌，标举“风雅兴寄”、“汉魏风骨”建安正始文学，以不屈的英雄性格、高扬的人生理想和积极昂扬的进取精神，矫正了诗坛软弱柔靡的创作倾向。这是与初唐龙腾虎跃、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相适应的洪钟巨响。在创作上，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蓟州览古》七首、《登幽州台歌》等作品，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充满进取的精神和对新的人格理想的思考与追求，是对“四杰”诗歌所反映出的时代人生理想的充实与升华。这一时期，诗歌的浪漫气质日益强化，透露出盛唐气象行将到来的信息。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在浩瀚幽远、静谧瑰丽的春江花月夜中，不仅将游子的相思之情表现得格外纯美，而且抒写了对青春年华和生命宇宙的理性思考，洋溢着浓郁浪漫的青春气息。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在对人生青春不永、万物生生不息的反复对照与咏叹中，表现了唐人对人生易老的伤感和对自然永恒生命的深情礼赞，呈现出美丽动人的青春惆怅。

从玄宗开元元年（713）至代宗大历元年（766）是盛唐时期。此期唐王朝国力强盛，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是唐诗创作的繁荣时期。盛唐诗歌以天然浑成的意象组合，创造出或博大雄浑、或恬静优美、或深远超逸的意境，充分体现了既讲求个体独立自由又追求功名事业的盛唐士风，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热情洋溢、豪迈奔放、生气郁勃的盛唐气象。而集中体现盛唐气象的，则是盛唐那群天才诗人。同为朝廷重臣的诗作，张说诗以质直的语言，抒写以王霸大业自许的怀抱；张九龄诗则表现了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盛唐山水田园诗人，以静逸明秀的山水田园诗境，引导读者进入生机蓬勃、情趣浓郁、安逸富足的开元盛世；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人，以慷慨奇伟、清刚劲健的边塞诗作，带领读者走进豪迈奔放、昂扬奋发、睥睨天下的盛唐帝国。最能体现盛唐气象的诗人，是“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李白的诗歌，以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明丽的意象和豪迈飘逸的风格，抒写了他开朗豪迈的性格、强烈奔放的感情、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鲜明个性，充分表现了盛唐士人高度的自信和自尊、投身社会和参与政治的热情，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杜甫长于官宦之家，有儒家“致君尧舜”的宏伟抱负。与盛唐许多诗人一样，青年时代的杜甫，也有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浪漫气质，但长安十年的穷愁潦倒和安史乱中的颠沛流离，使他对社会有着更加深刻的观察和理解。他的诗歌，以叙事写实的笔法、沉郁顿挫的方式，将个人的悲哀与家国之痛融为一体，广泛深刻地描绘了安史之乱前后统治阶级的奢侈腐朽、下层民众的疾苦和国家社会的危机，反映了盛唐士人敏锐的洞察力、暴露社会矛盾的勇气、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后世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代宗大历元年（766）至文宗大和九年（835）是中唐，是唐诗的又一高峰。中唐前期（大历、贞元年间）是诗歌创作的过渡期，诗作既有盛唐余韵（如韦应物《寄畅当》：“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又有战乱写实（如钱起《銮驾避狄岁寄别韩云卿》：“关山惨无色，亲爱忽惊离”），但更多的是抒写追求宁静闲适、冷落寂寞的生活情调，表现文人在乱世无望中对人生的感叹和内心的惆怅。代表诗人有刘长卿、顾况、韦应物以及“大历十才子”。中唐中后期（元和以后），在改革思潮的浸淫下，唐代诗歌创作进入了第二个繁荣期。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喜押险韵，有意避开前代的烂熟套路，语言和意象力求奇特新颖，追求奇崛险怪之美，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开以文为诗的先河。“诗鬼”李贺虽然只活了27岁，但在诗歌创作上却放射出奇异的光彩而独树一帜。李贺的诗，主要抒写个人的感受、体验和对抗自然与社会对人的压抑，在艺术上继承前代浪漫主义的传统，驰骋想像，运用神话传说，自铸异词，创造出一个奇峭浓艳、新奇瑰丽的艺术境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世称“长吉体”。以白居易、元稹为主的元白诗派，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诗歌要有益于政教。他们的新题乐府诗，直指时弊，表达了对国家的关心、对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生民疾苦的同情，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此外，白居易的感伤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同为中唐王叔文永贞革新集团的重要成员，柳宗元与刘禹锡有着相似的遭受贬谪的经历，但豪爽乐观的刘禹锡，其诗作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多愁善感的柳宗元，其诗歌在自然朴实中却蕴含着被贬荒远的悲愤，有着一种空旷孤寂的意境。

从文宗大和九年（835）至哀帝天佑四年（907）为晚唐。在宦官专权、牛李党争和藩镇割据之下，李唐王朝国势日薄西山，暮气沉沉。时代把失望与沮丧的阴影投射在文人的心中。他们既没有盛唐文人自由奔放的朝气，也没有中唐文人力图中兴敢于改革的勇气，而是在抒写历史、自然和爱情题材的诗歌创作中传达对现实的不满、对人世的疲倦和对个人心灵的抚慰，充满了感伤和衰飒的氛围。在艺术上，往往使用精致的语言来表达丰富的情感和细腻的内心体验，创造出或清旷明丽、或幽美深婉的意境。代表诗人是被称为“小李杜”的杜牧、李商隐。杜牧工于七绝，也是写咏史诗的大手笔。他的诗作，常常融合了对自然、社会和历史的感触，透露出强烈的怀古伤今的忧患意识，诗风或雄姿英发，或清新俊逸。李商隐是晚唐成就最高的诗人，他的诗作，常以细密的结构、富于表现力的非逻辑组合的意象、浓烈细腻且流动跳跃的情思，创造出一种朦胧幽约的意境，最大限度地表现了自己的心灵历程，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期张祜、许浑、李群玉、韩偓、韦庄等诗人的作品，多以怀古伤今为主题，有着浓重的感伤色彩。唐末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一批诗人，抨击时政，同情民瘼，批判晚唐社会现实，笔锋犀利，具有比较强烈的现实性。

二、宋词

词是曲子词之简称，即有歌谱的歌词，兼有文学与音乐的特点，或者说词本是一种依照一定曲调配乐演唱的诗。一般认为，词产生于隋代，经唐五代文人的加工创作，至北宋前期末，曲调大盛，众体兼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与唐诗并峙的另一座高峰。

北宋前期，词的创作经历了从沿袭到发展、再到变革的历程。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等词人，基本上承袭五代词风，题材狭窄，或写男女恋情、离愁别恨；或反映贵族士大夫闲适自得的生活情趣；体制上以小令或近于小令的中调为主；多用白描、比兴手法；语言典雅精巧、清丽流畅；以抒情见长，风格含蓄绮丽。柳永是北宋词坛第一个专力写词的词人，也是北宋词坛第一个转变词风的词人，为宋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首先，柳永发展了词体。柳永“变旧声，作新声”，大量创作慢词，为后来词家提供了可以容纳更多内容的新形式。何谓慢词？舒缓的乐曲称慢曲，依慢曲而填写的词叫慢词。在柳永的词集《乐章集》中，十之七八是慢词。自柳永以后，写长调作慢词蔚然成风，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其次，柳永扩大了词的题材，把词从小庭深院引向市井都会、山程水驿，如《望海潮》（东南形胜）写都市繁华，《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写羁旅愁怀，为后来词人创作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第三，柳永发展了词的表现技巧。柳永词善用铺叙和白描手法以及俚俗语言，表现出很高的技巧，对后世作家创作影响深远。苏轼“以诗为词”，变革了词风，对词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内容上，苏词冲破了词是“艳科”的藩篱，扩大了词的题材内容，扩大了词境，提高了词品。凡咏史、怀古、感旧、悼亡、记游、说理、言志等诗歌所能写的内容，苏词都可以写，使词的题材无所不包，能够反映广阔的社会人生。在风格上，苏轼在婉约正宗之外，别立豪放一派，开拓了新的风格。例如，《江城子·密州出猎》慷慨激昂，充满爱国激情，《念奴娇·赤壁怀古》激情奔放，气势磅礴；《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境界开阔，飘逸洒脱。这些具有豪放风格的词作，为南宋豪放词开出了新路。在音律上，苏词突破了声律的束缚。词配合音乐而歌唱，它的格律往往比诗歌还要严格。苏词为了充分表达意境与抒情达意，有不少词作突破了词牌固定的声律限制。这种突破使词摆脱对音乐的附庸地位，而成为独立的诗体。

苏轼以后的北宋后期，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加上统治阶级醉生梦死，词的创作并未沿着苏轼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行，而是在融合“欧晏”、柳永、苏轼的风格和技巧上繁荣发展。代表词人有秦观、贺铸、周邦彦等人。秦观词内容多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感伤身世，感情真挚，风格纤弱，语言工巧，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贺铸词内容与词藻并重，兼具婉约与豪放的风格，用韵严整，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其描绘春花秋月之作，意境高旷，语言浓丽哀婉，近于秦观；抒写爱国忧时之作，悲壮激昂，近于苏轼。周邦彦是北宋词艺术创作的集大成者。他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其词写男女恋情、咏物怀古、羁旅行役，内容狭窄，境界不高。但在艺术创意上堪称大家，其词善于铺叙，在写景抒情中渗入叙事，造成另一种境界，形成曲折回环、开阖动荡、抑扬顿挫之势，进一步发展了慢词；加之语言工丽，多用典故，格律法度极为精审，形成了浑厚、典雅、缜密的艺术风格，在宋代影响很大。

1127年北宋王朝因靖康之变而灭亡，南宋偏安江南。南宋前期，民族矛盾激化，当时有正义感、有民族气节的人民和士大夫都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因此，感怀时事、抒写抗敌壮志成为南宋前期词作的主要内容，词的题材与风格在南宋前期又出现了一次新的重大变化。著名词人张元干、张孝祥唱出了国土沦丧、抗敌救国的悲愤之音，词风壮怀激烈、豪放慷慨，可看作从苏轼到辛弃疾的过渡人物。婉约派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南渡前作为贵族的少女、少妇，生活无忧无虑，词作多写对爱情尤其是离别相思之情的感受，感情真挚细腻、委婉动人。北宋灭亡后，在南渡辗转漂泊的生活中，李清照的词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抒写国破家亡、夫死独守的痛苦便成为她后期词作的中心内容。从总体风格看，李清照的词善于白描，语言晓畅自然，明白如话，善用口语，韵律和谐又抒情委婉，有“易安体”之称。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亦长于词。其词内容多抒发强烈的爱国思想、杀敌报国的雄心以及对腐朽朝廷的不满，如《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卜算子·咏梅》等。辛弃疾是南宋豪放派的著名词人，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他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现存词600多首，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情怀，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揭露和批判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行为；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辛弃疾对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首先，辛弃疾扩大了词的题材内容，政治、哲理、友情、恋情、田园风光、民俗人情、日常生活、读书感受等，凡是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题材内容，他都写入词中。其次，辛弃疾“以文为词”，他常将古文辞赋中常用的章法、议论、对话等手法移植于词；独创性地用经史子等散文中的语汇入词，不仅赋予古代语言以新的生命活力，而且空前地扩大和丰富了词的语汇。南宋前期与辛弃疾词风相近的词人有陈亮、刘过等人，词作都以表现爱国情感为主旋律，都喜欢以文为词。

南宋后期，宋金对峙局面基本形成，统治集团更加苟安和享乐。在此背景下，词坛上出现了两个流派：格律词派与辛派词人。以姜夔、吴文英、史达祖、周密、张炎等为代表的格律词派，以传统的男女恋情、离愁别绪、自然山水、文人落拓情怀等为题材，内容比较狭窄，注重格律，追求形式技巧，风格清丽委婉、细腻精巧。姜夔是南宋前期向后期过渡的代表词人。他在词中抒发了自己虽然流落江湖，但不忘君国的感时伤世的思想、不得用世和情场失意的苦闷心情，以及超凡脱俗、飘然不群的个性。其词题材广泛，格律严密，以空灵含蓄著称，对后世词坛影响很大。史达祖词多写闲情逸致，善于咏物，描写细腻，雕词琢句，追求形式上的艳丽工巧，缺少意境和气骨。吴文英词内容贫乏，多写统治者的豪华生活，或抒发颓废感伤的情绪，音律和协，字句研炼，但过于重视形式，喜用典故，令词意晦涩难明。辛派词人以黄机、刘克庄等人为代表，词作多抒发爱国情绪，不讲音律，比较粗糙、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