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孔子与《论语》

一、孔子和他的时代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同时，他还是一位古文献学家，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为中华传统文化奠定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坚实基础。孔子的祖先是宋国贵族，是商朝的宗室，到周朝时被封于宋国（今河南商丘），故他可以说是殷商（华夏族）的贵族后裔。三监之乱后，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国，死后葬于宋国故地（今商丘市睢阳区），其地建有微子祠。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孔子的先祖）即位。后其祖移居鲁国（说法有二：一是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因为家道破败，无力偿还所欠债务，逼逃至鲁国。二是因为其曾祖父孔防叔与宋国当政大臣华氏不和，离开宋国，移居鲁国）。孔子祖上虽然荣显，大约在孔子前几世就没落了。孔子少时贫贱，做过管仓库和放牧的小吏，30岁开始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私学，一生主要从事教育，相传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曾经带着弟子周游列国，传播自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他的思想和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纳先进的外来文化，也在对外传播我们的传统文化。2004年，中国政府决定在2010年前在全世界建立100所孔子学院，据2007年7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全球已启动的孔子学院项目已经是156所，分布在54个国家和地区。为什么要以孔子的名字来命名中国语言和文化传播机构？许嘉璐在出席首届孔子学院大会时说：“中国为什么要以孔子的名字来命名海外汉语推广机构呢？因为孔子是中国人心目中永恒的导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其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和而不同。中国人至今仍以这一学说为社会思想的基础，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我们可以感受，一个世界范围的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热潮正在急剧升温。

二、孔子的身世与生平

孔子的远祖，是春秋时期宋国的贵族，殷商王室的后裔。其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死于宫廷内乱。孔父嘉之子木金父，受逼于华氏，逃到鲁国，木金父之孙任鲁国臧孙氏采地防邑之宰，故称防叔，是为孔子之曾祖。防叔之孙曰叔梁纥，即孔子父也。叔梁纥是鲁国有名的武士，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之宰。叔梁纥先娶正妻施氏，生九女，无子。又娶一妾，生有一子，名叫伯尼，又称孟皮，脚有病。叔梁纥很不满意，晚年娶颜氏女为妾。颜氏名征在，即孔子之母。《史记·孔子世家》说：“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古人认为叔梁纥与颜征在结婚时已年近古稀，而颜征正值少年，且未经媒妁之言而自由结合，不合礼仪，故称“野合”。司马贞《史记索隐》就说：“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征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鲁襄公二十二年，及公元前551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因推算方法不同，或云生于夏历八月二十八日），孔子出生。

孔子是怎么出生的，史书记载模糊，历来有不同说法：一是祈祷而生。这种观点的神话色彩浓厚，说孔子的父母亲在尼丘山一起祈祷，感动黑龙的精灵，怀上孔子。东汉郑玄《礼记·檀弓正义》引《论语撰考谶》说：“叔梁纥与征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显然，这种说法非常荒谬，无非是儒学的后继者们为了神化孔子所作的附会之辞，不足为据。二是梦生。这与上一种说法一样出于谶纬书中，带有明显荒诞的迷信色彩。因为如果不在出生问题上故弄玄虚，使之与凡人不同，以尊其为神，孔子就不能成为“圣人”。三是私生子。蔡尚思等《孔子思想体系》一书，详细列举了历年积累的资料，认为颜氏既然长期对孔子隐瞒其父的事情，说明颜家必定远离孔家，再加上孔子自称“吾少也贱”，这些都证明颜氏家境贫寒，可能是奴隶或平民之女，与叔梁纥的身份截然不同。所以，该书认为，所谓“野合”，实际上是老奴隶主叔梁纥在野外强暴颜氏而生孔子，也就是说，孔子是私生子。这一结论重新解释了《史记》等书中所述的“野合”。

诸种说法该如何解释，尚无定论。

孔子的生年，现在共有三说。一说，《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生月生日，《史记》未记，《穀梁传》记为“十月庚子，孔子生”。换算为当今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二说，传统的祭孔日期定在农历8月27日，据说是出自《孔氏家谱》，1939年，当时的教育部通令全国，将这一天定为教师节。后来历法专家换算，认为应为公历9月28日，因此于1952年由台湾有关行政部门提请台湾当局明令：孔子诞辰及教师节改为公历9月28日。三说是最近研究成果。科学家运用现代天文学方法，推算出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2年10月9日。这一结论不仅将先前一般认为的孔子诞生年份提前了一年，而且改写了孔子的生日，于是确认1999年为孔子2550周年诞辰期。

孔子的名号。按照先秦时代的姓氏制度，姓子，孔氏，名丘，字仲尼。孔氏是子姓族人中的一个支派，孔是这个支派的徽号。汉代之后，姓、氏不再区分，因而人们也说孔子姓孔。孔氏之所以用“孔”为族号，与祖先孔父嘉有关。按五氏亲尽，别立为宗的规定，孔父嘉的后人需别立为宗，自成一系。以什么为氏号呢？他们采取了以孔父嘉的字为氏号的做法。孔父嘉，名嘉，字孔父，所以后人便取“孔”字为氏号。“孔”的含义，一说是“子（姓）”和“乙（旧读yà，同“”，即燕子）”合成。一说“乙”为龙的形象，子姓以黄帝为始祖，而黄帝子孙是龙的传人，因此子姓商人便以“乙”（龙）与“子”（姓）相配而成“孔”字，并作为该氏之号。

孔子的名、字中包含山名“尼丘”。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祷于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顶（头顶凹陷），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就是孔子头顶部四周高而中间凹，就像尼山周边高而中峰低那样，所以取名为丘，字为仲尼。《白虎通·姓名》说：“孔子首类鲁国尼丘山，故名为丘。”《孔子家语·本姓解》则说，因为孔子母亲以夫之年大，惧不时有男，而私祷尼丘之山而生孔子，故名丘而字仲尼。即“祷于尼丘而得孔子”。字为仲尼。“仲”是第二的意思。孔子在兄弟排行中为第二（《论语》言孔子“以其兄之子”妻南容），故在“尼”前加“仲”字表示。正因为孔子排行第二，所以古今都有人谐称孔子为孔老二。

孔子出生后不久，其父叔梁纥去世，《史记·孔子世家》言：“丘生而叔梁纥死。”母亲颜征在年轻守寡，带着孔子离开陬邑，回到曲阜。颜氏对孔子教育严格，《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之有未来，与颜氏对孔子的辛勤培育是分不开的。孔子约十七岁时，母亲去世。此后，孔子为糊口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孟子·万章下》云：“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此皆为孔子所言之“鄙事”。孔子十九岁时，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第二年亓官氏生一子。鲁昭公派人送来一条鲤鱼，表示祝贺，孔子感到十分荣幸，因而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孔子年轻时虽然贫苦，但十五岁即“志于学”，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创立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鲁定公九年（前501），把持朝政的阳货被逐，孔子才被用于鲁国，担任中都宰，中都在今山东省汶上县西，当时是鲁国的公邑。是年孔子51岁。“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早有防范，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的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了被齐侵占的郓、灌、龟阴之田。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于是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抱负难以施展，于是就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十多个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时年68岁，季康子尊以“国老”，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已知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了，则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享年73岁，葬于曲阜北泗水之上。以上皆见《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的家谱，是中国最完整的家谱之一，中间记载没有间断，到现在已经传了80代。

三、孔子的为人与影响

孔子作为中国几千年来尊奉的圣人，他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文明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影响最大的人，就是孔子。他正直不阿、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自古以来，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都自觉以他为榜样。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品德主要有：

（一）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晚年，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没有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他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种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成为后代正直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

（二）轻财好义，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去）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去）之，不去也。”（《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不稀罕不义之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成为历代廉洁之士的最高信条。

（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一生以好学著称，他对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本人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识，他说：“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孟子·公孙丑上》）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就拜他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历代为学为师者千古不易之理。

（四）直道而行，宁折不弯

孔子生性正直，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卫灵公》）《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短处，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然而，孔子的正直，无疑成为千古知识分子的楷模。

（五）成人之美，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这就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与评价。

四、《论语》的成书和基本内容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总集，共二十篇五百一十二章。《论语》为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辑录整理而成。刘向说，《论语》“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何晏《论语集解序》引）；刘歆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匡衡说：“《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汉书·匡衡传》）；王充说：“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言行”（《论衡·正说篇》）；郑玄说：“《论语》乃仲弓，子夏等所撰定”（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该书《论语音义》又称：“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增加了子游）；《论语崇爵谶》说“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赵岐说：“七十子之畴，汇集夫子之言，以为《论语》”两汉学者去孔子未远，其说应该有相当的根据。

《论语》成书时间约在战国初期。持此种观点的还有清代学者刘宝楠（《论语正义》），近代学者杨伯峻（《论语译注》）。近代学者钱穆认为《论语》成书于战国末年（“则《论语》之编辑，或在周末秦时？今考书中多有战国末年人串乱之迹”《论语要略》第一章序说）；日本学者山下寅次认为《论语》成书于公元前479年（孔子卒年）至公元前400年（子思卒年）之间。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也说：“昔仲尼既殁，仲尼之徒追夫子之言，谓之论语。”从这两段话里，可以得到两点概念：①“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②“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北宋初年，邢昺受诏为魏人何晏的《论语集解》作疏，他在序中引郑玄说“论者，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次书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圆转无穷，故曰轮也；蕴含万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集定，故曰撰也。”郑玄在注《周礼》中也谈及《论语》的名称，他说：“答述曰‘语’。以此书所载皆仲尼应答弟子及时人之辞，故曰‘语’。而在‘论’下者，必经论撰，然后载之，以示非妄谬也。以其口相传授，故经焚书而独存也”。

《论语》由孔门弟子集体结集，反映了儒家后学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和认同。它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既是“经”，又是“经”中之“经”。因为《论语》本身记载了孔子及孔门精英子弟的言行举止、论学历事，与其他诸经相比具有绝无仅有的直接性和体己性。而“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古语，则在另一个层面反映了世人对于《论语》的推崇。

《论语》的核心理念就是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全书体现了人重于物，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中国历史上的人本思想，主要是强调人贵于物，“天地万物，唯人为贵”。《论语》记载，马棚失火，孔子问伤人了吗？不问马。说明在孔子看来，人比马重要。在现代社会，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作为一种发展观，人本思想都主要是相对于物本思想而提出来的。又如，认为孝为立身之本，重视人的终极关怀。生老病死，人人都要经历。作为后代，应该“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应该“惟其疾之忧”（《为政》），应该“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这是孔子提醒门弟子，对父母的尽孝不能等待明天，而应当时时刻刻提起孝心，才可谓真孝。特别是当父母年事已高之时，奉养父母更应谨慎入微。《论语》还有提倡人际关系的和谐，求大同，存小异，维持社会的平衡，创造适宜的生活环境。还有统治者应该对人民施恩德等等。

胡锦涛同志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们可以对照，今天的以人为本，同历史上的以人为本，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以人为本”，对“人”的概念作出了“人民群众”“全体人民”这样的明确界定。

五、孔子的思想学说体系

韩星的《孔子的思想体系》，是至今探讨孔子的思想体系最深入最全面的一篇文章。该文认为，要探讨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系，我们应该有一个基础认识，那就是孔子思想学说有集大成的性质。孔子之所以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乃至人类屈指可数的大思想家、学问家，最基本的就是他的思想学说是“集”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古今以来人们对孔子思想学术上集大成的认识主要有这么几个含义：一是集伯夷、伊尹、柳下惠这样的三圣之事为一大成之事；二是孔子既圣且智，孟子通过所谓金声玉振，始终条理来比喻和说明；三是集三代及其以上圣王德业的大成；四是集古代思想学术的大成。

韩星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由两个层面构成：即性与天道和仁礼中庸。第一层面，性与天道——哲学层面。《论语·公冶长》中说：“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第二层面，仁礼中庸——现实层面。即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与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被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中和论”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修己是治人的前提和条件，治人是修己的目标和归宿；而修己和治人两大部分思想内容的构建又是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和”是完成整体构建的方法论原则和标准。

（一）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

1．执政以正，修己安人

孔子对执政者提出“正己”要求，认为在任何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执政者与臣民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而二者当中，又最注重执政者的作用，认为执政者的好坏决定社会治理的好坏。

2．克己约礼，自戒思齐

孔子还对以执政者为主体的社会各阶层提出了“克己”的要求。这就是曾经产生误解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这是孔子思想的纲要，涉及礼和仁，而以“克己”作为复礼归仁的实践要求。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思齐是冀己亦有是善，自省是恐己也有是恶。前者为积极向善，后者为消极自防。

3．入孝出弟，真情合礼

孝悌是修己的又一基本内容。孝指尊敬顺从父母，悌指尊重兄长，是中国古代处理家族内部两大关系的基本要求。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学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由于当时的家族组织与行政的关系密切，在家能孝悌者，在政治上必定能敬重君主、公卿，所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学而》）在孝悌中间，孔子更重视孝，认为这是“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4．仁者爱人，忠恕一贯

社会生活中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要爱人。当樊迟问仁时，孔子说：“爱人。”（《颜渊》）历来对仁的解释众说纷纭，然而爱人是其基本的精神，是修己之学的根本。这里的“人”是一种泛称，是一个类概念，是超越了阶级、种族的局限。孔子认为“爱人”的具体表现和方法就是“忠恕”。所谓“忠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可见，对己“克”对人“爱”，二者统一于“仁”，是修己之学的两个支点。

5．尊美屏恶，修齐治平

以“仁”的精神，贯彻于政治生活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做到尊五美、屏四恶。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这些是对君子从政的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要求，是以“中和”为原则，融道德与政治为一体，混修己与治人为一团，是其后儒家修齐治平的先导，对中国士人政治思维影响深远而巨大。

关于修己方面还有忠、信、智、勇、恭、宽、敏、直等，可以说与前面所述组成了一个大的系统，构成了由个体出发的人生道德的一极，但这一极绝不是封闭的、纯粹的，而是开放的，与下面要讲的另一极——治人是相通相连的。

（二）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

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实际上就是孔子的治国思想。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把礼作为治国之经纬的思想，认为礼是治国之本，形成了以礼乐教化治国安邦的总体思路。

1．周礼损益，重人轻鬼

孔子对周礼抱着很恭敬的心态，但在实际运用中又有所损益，继承中有创新，目的是为了救世。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子张》），向社会打开了取士的大门。他通过对周礼的损益创造性地提出“仁”的思想，成为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制高点，并与“礼”配合，在修己的同时治人，在人的伦理道德完善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良好秩序。

2．为政以德，先富后教

孔子继承西周德治思想，总结春秋德礼思潮，提出了“德化”、“礼治”的治国思想。孔子不满当时“天下无道”动荡不安的社会，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世情怀，奔游列国，倡导“德化”、“礼治”。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他提出“为国以礼”（《先进》），集中表达了他对礼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除了重视德、礼，孔子也没有忽视政、刑在治国理民中的重要性，他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可见，孔子认为在治国理民过程中，德、礼与政、刑都是不可缺少的。不过，在这四者当中是有先后的，这就是德、礼为先，政、刑为后。除此，孔子先德礼、后政刑的思想还体现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他主张先经济后政治，即先富后教。

3．治国以礼，恭顺虔敬

孔子认为“治国以礼”既要注重形式，又要注重精神实质。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认为玉帛、钟鼓是礼乐所不可少的，但只是限于形式上是不够的，要注重礼的精神。礼的精神主要体现为“仁”、“恭”、“敬”、“让”、“情”等方面。“仁”是礼的最根本的精神内容。

4．名正言顺，各守其位

如何实现以礼治国？孔子把“正名”作为起始。当他与学生游卫时，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子路有些不解，孔子接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这一主张要落实在政治上，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为此，在君臣关系上，他强调君臣之间要以礼相待，“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至于父子、兄弟、朋友之间，一句话，各种社会关系都要以礼为准则，甚至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倡导的礼，体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该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不能“自诸侯出”，更不能“陪臣执国命。”（《季氏》）由于法治与礼治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是对立的，所以孔子站在维护礼治的立场上反对晋铸刑鼎，这说明孔子确实有保守倾向。

（三）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中和论”

1．中庸为德，允执其中

“中”和“庸”的观念在孔子以前已经有了，而“中庸”合称，成为一个基本范畴则始于孔子。《雍也》载：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里说了两层意思，一是说中庸是最高的品德修养和认识原则，二是说中庸之德起源很早，中断已久，在当时已经很罕见了。中庸与“允执其中”意思相同。“允执其中”见于《尧曰》，是尧留给舜的政治遗嘱的核心内容，这一点虽未必十分可靠（因尧、舜、禹本身的情形尚无定论），但执中是相当古老的思想无可怀疑，《尚书》、《诗经》某些篇章都明确地把“中”作为一个政治道德概念来使用。“中庸”也就是“用中”。从《论语》有关记载可以看出，孔子把礼视为“中”，执中、用中是依存于礼的，执中即是执礼，中庸意即谨守礼制，不偏不倚，不激不随，恰当适中。

2．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孔子对“中庸”原理的实际应用，是在极端中寻求平衡。求“中”之方，首在于通过考察事物对立双方的连接点来确定，以求双方在更高层次上的平衡。如孔子认识到当时社会贫富的对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里仁》）然而怎么来解决贫富之间的矛盾呢？他既不是简单地站在求富的立场，又不是简单地设法去贫，而是提出了一个“义”字，用“义”作为调整贫富矛盾的一个标准，对双方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寻求双方更高层次的统一。其次，避免“过”与“不及”。“过”与“不及”是事物趋于极端的表现，必须通过“执中”来维持事物的平衡。因此，孔子提出要避免过与不及。子贡问师商两人，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师比商是否更好一点，孔子答：“过犹不及。”（《先进》）在政治行为上，更要避免过与不及。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泰伯》）再次，不可则止。处理事情要注意分寸，不要使行动突破质的规定性。为此，孔子提出不可则止。如孔子主张进谏，但认为不必强谏，谏而不听，臣应适可而止或退以洁身。他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对于朋友也是一样，“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最后，无可无不可。在《论语·微子》中，孔子把自己同一些逸民进行比较。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连有些灵活性，“降志辱身矣”，但仍“言中伦，行中虑”、“身中清，废中权”。这三类人有高低之分，各有自己的行动原则是“无可无不可”。朱注云：“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所谓无可无不可也。”

3．和而不同，周而不比

“和同之辨”是当时思想家们思考和争论的一个话题。孔子之前已有史伯和晏婴关于“和”、“同”、“平”等概念的讨论。孔子继承了他们的思想，把“和同之辨”推进了一步，他首先就如何在处理社会关系来展开这一论题，“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群而不党”（《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卫灵公》），“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可见，孔子把“和而不同”已发展为一种普遍原则，其实质便是追求一种多样性的统一。

4．以中建和，万物化育

孔子对“和”的标准问题十分关注，强调以“中”来建“和”。他是通过“和”与礼的关系来展开讨论的。在《学而》中，他的学生有子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辨异”，即区分贵贱尊卑社会等级。但是，如果过分强调礼的分别辨异功能，就可能使社会中各方面粘合力不强，容易产生一种结构性的离散。因此，很有必要引进一个平衡性原则，这就是有子说的“和为贵”。其实，在西周礼乐文明中，“乐”作为一种和谐血缘情感，协调“礼”所涉及的各种关系的手段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礼乐的崩坏，在春秋礼治思潮中，孔子和他的学生把礼的功用直接加以拓展，提出了“和为贵”的命题。这一命题的首要意蕴是指礼的终极目的是要实现社会和谐。事实上，不仅是礼，仁也追求平衡和谐，以“和”为贵。《论语》中的“仁”是一个包容了人伦、道德、政治为一体，撮己、人、家、国为一贯的复杂多义的观念体系，但笼统地说不外乎两个层次，一是“仁者，人也”，即从各类社会关系中来把握并规定人的本质，并求得关系平衡基础上的社会和谐。二是“仁者，心也”，即“仁”是内在的品德，是主观的自觉修养状态，是内在心理和道德和谐、完善的最佳状态。到了《中庸》，把“中和论”推到本体论高度，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中是天下的本根状态，和是天下的最终归宿，达到中和是一切运动变化的根本目的，天地各得其所，万物顺利生长。

六、《论语》研究和学习

《论语》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料，南宋朱熹将它同《孟子》、《大学》、《中庸》合为“四书”，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增。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论语》有三种版本：《鲁论》20篇；《齐论》22篇，多出《问王》（或说是《问玉》）和《知道》；《古论》21篇，《子张》有2篇。《鲁论》和《齐论》都有师传，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教授《论语》，以《鲁论》为主，《齐论》辅之，称《张侯论》。现在的论语就是《张侯论》。

《论语》从西汉开始就已经成为读书人必读的著作，元朝以后，科举考试都从“四书”中命题，使它在中国古代显得极其重要。在现代，《论语》对于研究孔子以及当时的政治、文化等更是一部重要的文献资料。《论语》的注本非常多，中文系统重要的注本有：

旧注本有：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

宋·朱熹《论语集注》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

康有为《论语注》

程树德《论语集释》

杨树达《论语疏证》

今注本有：

杨伯峻《论语译注》

钱穆《论语新解》

李泽厚《论语今读》

《论语》是我们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杨伯峻说：“如果我们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论语》为最可依赖的材料。”（《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版）但从史料学的角度看，《论语》作为一种文本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对象之一。因为，它的文本并非出自于孔子本人之手，其成书有一个历史过程。曹聚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认为，《论语》的原始集结，在先秦不是一部而是有多种本子。孔子三千弟子中至少七十二贤人皆有一本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册，即72种不同的《论语》。经过秦始皇“焚书”之后，至西汉，还有《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等不同版本，这说明《论语》作为文本确实存在着史料的真伪问题。这一点是“论语学”得以兴起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自汉以来，以《论语》为研究对象的“经学”一直是官方的显学。至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出了“论语学”的概念，30年代周予同《群经概论》论述了“论语学”的沿革。“论语学”在古代的发展主要经历了“汉学”和“宋学”两个阶段：“汉学”以名物训诂为主，包括汉代的“经学”和清代的考据学；“宋学”以义理发挥为务，主要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派。近代“论语学”的发展除继续汉学、宋学之传统外，又将西学融入其中，其研究的视野更为广阔。

传统“论语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论语》的编纂、成书的年代、版本的变迁、篇章次第与结构、文字训诂、名物考释、注译传播及学派风气等方面，涉及历史学、文字学、版本学、校雠学及哲学、文化学等学科，取得了十分丰厚的成就。据统计，自汉代以来至20世纪70年代，有关《论语》的考释之书，见于史载或流传下来的不下三千种，这些著作为我们以《论语》为主要资料来研究孔子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论语》研究版本，可分以下五种类型：

（1）注释式的。按照《论语》的篇章结构，对《论语》按顺序注释、译文。通常版本完善，注释详尽，译文通俗。

（2）评述式的。与注释式不同的是，注释式是三段式，即原文、注释、译文，评述式则是在注释式的基础上，加了评述。李泽厚《论语今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版）是原文、译、注、记。

（3）专题式的。改变《论语》的篇章结构，确定一个主题，作出编排，加以评述。张国淦《论语孔子论学》（《新民月刊》1936年第5期）以孔子所创造的教与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为主线，从教学育人、虚心好学、学习内容、学习方法、修身自省、培植盛德、举贤论人和师生关系等八个方面综观。

（4）组合式的。将《论语》与其他相关书合编。《儒学十三经》（北方文艺出版社2002版）“是儒家奉为经典的十三部古书”，其中就有《论语》。还有“丛书”性的。

（5）专著式的。即研究《论语》的专著。南怀瑾《〈论语〉别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版）是关于《论语》的讲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