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是挺拔的书籍，是站立的讲述者。古碑是前人的代言人，不分昼夜，不论寒暑，向后人无声讲述着昨日故事。对于今天的文史学者来说，那些在山麓水畔、庙前祠后、圖一缅甸古碑号称世界上最大的书（宋笠摄）草丛林间的石碑，就是点缀于山水之间的文献，散落在大地上的史料。
日本奈良时代的石碑保存至今的屈指可数。今天我们所能读到的，有些只是书本上留下来的碑文，而那些碑文又是哪里来的呢？很可能最早便是由当时人们在石碑前抄录下来的。也就是说它们曾经经历过一个写本环节。当我们在纸面上而不是在石碑前阅读它们的时候，就不能不考虑碑铭与写本文字的特点。
从中国碑到日本碑
从现存文献来看，日本古代的金石文源头是在中国，至少深受汉唐碑铭文化的影响。弘仁本《文馆词林》卷四五二、四五三、四五五、四五七、四五九计五卷，共收入将军与都督碑铭十五首，其中多提及立碑纪功之举，在于将亡人的形象与品质永传后世。如卷四五二北齐魏收《征南将军和安碑铭》说道系于人，名凭于迹，“伐石悬镜之山，传响鸣鹄之地”。同卷隋薛道衡《后周大将军杨绍碑铭》说立碑的目的就是“垂芳猷与懿范，共穹壤而俱弊”。卷四五三褚亮《隋右骁骑将军上官政碑铭》说“刊石宣风，永贻相质”，“相”就是形象，“质”就是品质，“永贻相质”，就是刻碑立传传递贤臣良将的风范，永垂不朽。日本奈良时代的《大安寺碑文》说：“夫前贤前哲有功，必刻铭于钟鼎，又勒碑于宗庙，世虽远而业逾显，人虽古而名更新。”其中所说的“前贤前哲”，主要就是指汉唐那些先贤。
美国汉学家伊佩霞说：“大部分人阅读碑文的时候都不得不在它面前停留驻足。石碑总是准备着被任何从它跟前经过的人阅读。相对而言，书本总是被打开才能被阅读。就传达信息而言，石碑更有侵略性。”贵胄之家、名门之后，不免有人会利用树碑立传来狂刷存在感。白居易曾作《秦中吟·立碑》讽刺那些借立碑大吹大擂的人：“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说那些贴金抹粉的冗长碑文，只能讨得愚者欢喜，而让贤者嗤笑。唐代对于劳民伤财立碑营私之风，也曾立法加以遏止。《唐律·职制律》：“诸在官长吏，实无政迹，辄立碑者，徒一年。若遣人妄称己善，申请于上者，杖一百。有赃重者，坐赃论。受遣者，各减一等，虽有政迹，而自遣者亦同。”有趣的是，这一段文字，几乎原样抄进了《日本律》：“凡内外诸司，实无政迹。（中阙）遣人妄称己善，申请于上者，杖一百。有赃重者，坐赃论。受遣者，各减一等。虽有政迹，而自遣者亦同。”不过，再漂亮的碑文，对于不识字的人来说，也只是石头一块。所以，有学者就认为，在日本奈良时代，由于识字者少，立碑之俗，远不如大唐盛行。
日本奈良时代那些原碑不在的碑文，我们就只好依据前人释录去理解它了。其中有一篇《大安寺碑文一首并序》（以下简称《大安寺碑文》），见于醍醐本《诸寺缘起集》，也收入了《宁乐遗文》，对于了解汉传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碑文中颇多难解之语，让人摸不着头脑。
从碑刻到写本
碑刻文字牵涉多方面的条件和知识，释读起来难度不小。
由于原碑不存，我们无法比勘，更增加了理解的困惑。不过我国出土了大量历代墓志碑刻，墓志文字研究积学储宝，总结出一套墓志俗写的规律，为我们校读日本碑文提供了有用的参照，会帮助我们破疑解难。这可以叫作我山之石，攻他山之玉吧。
《大安寺碑文》记述大安寺由来。今天奈良还有一座大安寺，已不像其他奈良名刹一样壮观。佛像尚保存完好，但寺院已衰微。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7世纪前半叶。根据碑文，发祥于公元639年，称百济大寺。随后演变为大官寺（时称“大官大寺”）。对于寺院创建与发展，碑文中称为“淡海圣帝”的天智天皇，曾经起过很大作用。碑文中提到对大安寺兴盛有贡献的人物，既有日本的道慈，也有从中国来的道璿和从印度来的菩提僧正（婆罗门僧正）。然而，更重要人物则是所谓“皇子大禅师”，这是天智天皇的曾孙、光仁天皇的皇子。此碑文的主角可以说就是天智天皇和皇子大禅师两位。这位皇子大禅师，就是早良亲王，他是继光仁天皇后即位的桓武天皇的兄弟。早良亲王在桓武天皇即位时还俗，走出大安寺成为皇太子，但不幸的是只作了四年亲王，就因为卷入与藤原氏等相关的阴谋而被废。早良亲王及其支持势力以谋反罪而被削弱，本人也在流放淡路途中绝食自杀。早良亲王曾在东大寺出家，而后住在大安寺。碑文中提到的“皇子大禅师”，也就是后来的早良亲王。由此可知，大安寺碑当是其住在大安寺期间，为彰显其功绩而立的碑。
不论是醍醐寺本《诸寺缘起集》的录文，还是《宁乐遗文》的录文，碑文都有很多读不下去的句子，像是横在大道上的路障。由于年代久远，要想分清楚哪些是从碑刻抄录的人“念错经”，哪些是后人在写本誊抄时照葫芦画瓢走了形，显然是很困难的事。实际上现在来“问责”，似乎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然而，讨论墓志释读和抄写容易出现的“走样”，也不是“无用功”。
碑文叙述日本与朝鲜半岛的战争，新罗引兵灭百济，“淡海圣帝以为，昔有苗弗卒，尚劳大禹之驾；葛伯仇，犹动成汤之师。况彼新罗附小国，敢逆皇命。沴我雄英，若不致诛，何以徴肃？”这一段文字疑点有好几处。“弗卒”，当作“弗率”，不顺服，不顺从。有苗，古国名，亦称三苗。尧舜禹时代我国南方较强大的部族，传说舜时被迁到三危。有，词头，《书·大禹谟》：“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孔传：“三苗之民，数干王诛。”“仇”，当作“仇饷”。“”，“饷”字之讹。“仇饷”，谓杀饷者而夺其食物。饷，用食物等款待。《书·仲虺之诰》：“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孔传：“葛伯游行，见农民之饷于田者，杀其人，夺其饷，故谓之仇饷。仇，怨也。”上面是说，天智天皇认为，过去有苗不顺服，曾有劳大禹去征讨；葛伯杀害送饭的人，成汤也曾兴师问罪。这是给日本出兵百济编造理由。后半句的“附”，当作“附饷”，意思就是靠别人养活。“沴”，“殄”字之讹。“殄”，灭绝；疲敝。“况彼新罗附小国，敢逆皇命。沴我雄英，若不致诛，何以徴肃？”这里是说新罗不过是附庸小国，竟敢违抗天皇的意旨，杀了日本的将士，所以必须加以征讨，才能显示天皇的威风。碑文的火药味浓浓的，然而日本惨败的结局却被掩蔽不提了。
思考一下这些误字产生的原因，“率”与“卒”不仅字形相近，而且在日语中发音相同，都读作“ソツ”（sotsu）。“”和“饷”的右边，字形相差不远，日语中都讀作“きょう”（kyo）。“殄”与“沴”，在中国碑铭中就能找到一些两字相混的例子。这些字，或许在从石碑到写本的环节，就已经被读错写错了。
从写本到版本
在初读这篇《大安寺碑文》的时候，脑海里就会涌出一堆疑问：“媛火”是什么火？“若天”是什么天？“粤壤”是什么壤？“于云”是什么云？“账海”是什么海？不足一千五百字的文章，疑点一箩筐。不过，通过写本文字规律的分析，这些字大致都可以读通。
碑文说到天平元年（729）道慈律师受命修营大安寺：“法师以为，不灭媛火，功业难成，于是上表，请为寺业。”“媛火”，文义不通。“媛”，疑为“婬”字之讹。“婬”，同“淫”。淫火，或称淫欲火，淫欲烧心，譬之火也。《千手陀罗尼经》曰：“若能称诵大悲咒，婬欲或灭，邪心除。”婬为十恶之一。《止观》七上曰：“皆以不净为初门，悉治婬火。”《智度论》十四曰：“婬火内发，自烧而死。”碑文说法师认为不灭淫火，便难成功业。碑文中的“淫”原作“婬”，与下面的“火”字相连，眼一花就看成了一个字，“火”字被重复利用，于是就成了“媛火”。碑文收入《宁乐遗文》时，被录成“妖火”，终究没看准是什么“火”。
碑文描绘大安寺的地理位置：“若天皇居粤壤，帝里名区。北望平冈，扬震耀于紫阙；南瞻吉野，泛仙气于碧峰；东领嵯峨，烟岚之所摇荡；西阜隐轸，日月于焉蔽亏。”“若天”，“若夫”之讹。“粤”，“奥”字之讹。“奥壤”，谓腹地。《晋书·孝武帝纪》：“三吴奥壤，肱股望郡，而水旱并臻，百姓失业。”《文选·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姑苏奥壤，任切关河。”李善注：“奥壤，犹奥区也。”“奥壤”，又犹沃土。日本人很容易将“天皇”读成一个词，就把发语词“若夫”生生拆散了。“皇居奥壤”正与“帝里名区”相对，下面再从北、南、东、西顺序分别展现气势之雄伟非凡，也就顺理成章了。
接着描述修建的过程：“于是人揆光景，工展规矩，就此灵墟，创兹梵宇。锺栖经藏，开峻牖于于云，佛殿讲堂，起高甍于蔽日。”“锺”，通“钟”。“棲”，“楼”字之讹。“钟楼”，悬挂大钟的楼。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寺塔记上》：“寺之制度，钟楼在东。”“于云”，当作“干云”，形容大安寺高大，耸入云霄。有些日本人爱将“干”字多加一个钩，“干”“于”不分，画蛇添足惹来麻烦。
碑文特别提到来自唐国的道璿律师和从唐国来的印度高僧菩提僧正，把大安寺描绘成8世纪国际交流的重镇：“由是道璿律师，登（澄）心戒定，超账海而来游；菩提僧正，凝神总持，涉流沙而戾止。”问题又来了，“账海”何在？账海，当作“涨海”，南海的古称。南朝宋鲍照《芜城赋》：“南驰苍梧涨海，北走紫塞雁门。”《旧唐书·地理志四》：“南海在海丰县南五十里，即涨海，渺漫无际。”这是说道璿是经由中国南海到的日本。
“媛火”“若天”“粤壤”“锺棲”“于云”“胀海”，这些都是错录误书的词语，它们盘踞在句子里，就成了阅读的拦路虎。我们要想搬开它们，就要研究利用碑铭文字与写本文字的书写规律，研究日语对书写的影响。
从日本碑看汉传佛教
《大安寺碑文》讲述的是大安寺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我们看到的是汉传佛教在日本早期传播的特点。撰写碑文的人，显然不仅钻研过佛经，而且重视外典，即佛书以外典籍的学习；何况汉译佛经本身，就渗透了中国文化元素。熟悉这些材料，也就能更好地理解碑文文字。
碑文在描写早良亲王居于大安寺，对佛像和寺内建筑重新装修时，写道：“缅惟祖德，情深追远，登梵宇而伤壊，愿增饰以崇丽。遂乃流霞澹彩，飞雾摛英，缛千艳土楹，图八相之银壁。”“壊”，当作“懐”，即“怀”。“伤怀”，伤心。《诗·小雅·白华》：“啸歌伤怀，念彼硕人。”《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缛千艳土楹”，醍醐本《诸寺缘起集》在“”字旁有注：“瓊カ”。即疑“”为“瓊”字之讹。此说可从，然全句仍很难懂。这一句《宁乐遗文》作“缛于艳土，瓊楹图八相之银壁”，就更费解。“土”当为“于”字之讹。“瓊（琼）楹”，对楹柱的美称。“缛千艳于琼楹，图八相之银壁”，即是说楹柱上作各种华丽装饰，白墙上画上八相成道图画。
在叙及碑文撰写经过时，碑文说：“下走影暮桑榆，文倦雕龙之笔；高命难辞，谬摛土凤之章。”“下走”，自称的谦辞。前半句说自己上了年纪，不善辞章。后半句将自己所作碑文称作“土凤之章”。何谓“土凤之章”？“凤”，“风”字之讹。乡土歌谣或乐曲称为“土风”。《左传·成公九年》：“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乐府》：“匹夫庶妇，讴吟土风。”“土风”，是对本人述作的自谦之词。“高命”，对对方指示的敬语。“高命难辞，谬摛土风之章”，就是说不能推辞尊上的指令，写出了一篇不像样的文章。一敬语，一谦语，碑文作者严守着尊卑有序的儒家礼仪言语之道。
碑文最后的颂词，也有一些典故涉及儒家经典。“於穆立良，作民慈父。”“立良”，“立身”之讹。“良”字与“身”字字形很相近，不明词义很容易看错。“立身”，处世为人。《孝经·开宗明义》：“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於穆”，对美好的赞叹。“於穆立身，作民慈父”，赞叹天智天皇等慈孝，是把他们视为儒家所说的理想帝王而奉上的谀词。
写本是艘摆渡船，前承金石简帛，后通刻本（椠本）。碑铭文字、写本俗字和古日语知识，是我们解读奈良碑文的三件宝。有了它们，那些看似佶屈聱牙的文字，读起来就顺畅多了。不过在分析这些碑文的时候，还是不忘朱东润先生在《论传记文学》一文中说的那段话为好，他说：“是不是可以把唐宋八家的神道碑、墓志铭、行状这一类的文字作为我们的范本呢？当然不可以，因为这些作品，大半是为了谀墓而作。”这些话，大体也适用于读日本古碑中讲的那些故事。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