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碑的写本故事

碑刻是挺拔的书籍,是站立的讲述者。古碑是前人的代言人,不分昼夜,不论寒暑,向后人无声讲述着昨日故事。对于今天的文史学者来说,那些在山麓水畔、庙前祠后、圖一缅甸古碑号称世界上最大的书(宋笠摄)草丛林间的石碑,就是点缀于山水之间的文献,散落在大地上的史料。

日本奈良时代的石碑保存至今的屈指可数。今天我们所能读到的,有些只是书本上留下来的碑文,而那些碑文又是哪里来的呢?很可能最早便是由当时人们在石碑前抄录下来的。也就是说它们曾经经历过一个写本环节。当我们在纸面上而不是在石碑前阅读它们的时候,就不能不考虑碑铭与写本文字的特点。

从中国碑到日本碑

从现存文献来看,日本古代的金石文源头是在中国,至少深受汉唐碑铭文化的影响。弘仁本《文馆词林》卷四五二、四五三、四五五、四五七、四五九计五卷,共收入将军与都督碑铭十五首,其中多提及立碑纪功之举,在于将亡人的形象与品质永传后世。如卷四五二北齐魏收《征南将军和安碑铭》说道系于人,名凭于迹,“伐石悬镜之山,传响鸣鹄之地”。同卷隋薛道衡《后周大将军杨绍碑铭》说立碑的目的就是“垂芳猷与懿范,共穹壤而俱弊”。卷四五三褚亮《隋右骁骑将军上官政碑铭》说“刊石宣风,永贻相质”,“相”就是形象,“质”就是品质,“永贻相质”,就是刻碑立传传递贤臣良将的风范,永垂不朽。日本奈良时代的《大安寺碑文》说:“夫前贤前哲有功,必刻铭于钟鼎,又勒碑于宗庙,世虽远而业逾显,人虽古而名更新。”其中所说的“前贤前哲”,主要就是指汉唐那些先贤。

美国汉学家伊佩霞说:“大部分人阅读碑文的时候都不得不在它面前停留驻足。石碑总是准备着被任何从它跟前经过的人阅读。相对而言,书本总是被打开才能被阅读。就传达信息而言,石碑更有侵略性。”贵胄之家、名门之后,不免有人会利用树碑立传来狂刷存在感。白居易曾作《秦中吟·立碑》讽刺那些借立碑大吹大擂的人:“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说那些贴金抹粉的冗长碑文,只能讨得愚者欢喜,而让贤者嗤笑。唐代对于劳民伤财立碑营私之风,也曾立法加以遏止。《唐律·职制律》:“诸在官长吏,实无政迹,辄立碑者,徒一年。若遣人妄称己善,申请于上者,杖一百。有赃重者,坐赃论。受遣者,各减一等,虽有政迹,而自遣者亦同。”有趣的是,这一段文字,几乎原样抄进了《日本律》:“凡内外诸司,实无政迹。(中阙)遣人妄称己善,申请于上者,杖一百。有赃重者,坐赃论。受遣者,各减一等。虽有政迹,而自遣者亦同。”不过,再漂亮的碑文,对于不识字的人来说,也只是石头一块。所以,有学者就认为,在日本奈良时代,由于识字者少,立碑之俗,远不如大唐盛行。

日本奈良时代那些原碑不在的碑文,我们就只好依据前人释录去理解它了。其中有一篇《大安寺碑文一首并序》(以下简称《大安寺碑文》),见于醍醐本《诸寺缘起集》,也收入了《宁乐遗文》,对于了解汉传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碑文中颇多难解之语,让人摸不着头脑。

从碑刻到写本

碑刻文字牵涉多方面的条件和知识,释读起来难度不小。

由于原碑不存,我们无法比勘,更增加了理解的困惑。不过我国出土了大量历代墓志碑刻,墓志文字研究积学储宝,总结出一套墓志俗写的规律,为我们校读日本碑文提供了有用的参照,会帮助我们破疑解难。这可以叫作我山之石,攻他山之玉吧。

《大安寺碑文》记述大安寺由来。今天奈良还有一座大安寺,已不像其他奈良名刹一样壮观。佛像尚保存完好,但寺院已衰微。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7世纪前半叶。根据碑文,发祥于公元639年,称百济大寺。随后演变为大官寺(时称“大官大寺”)。对于寺院创建与发展,碑文中称为“淡海圣帝”的天智天皇,曾经起过很大作用。碑文中提到对大安寺兴盛有贡献的人物,既有日本的道慈,也有从中国来的道璿和从印度来的菩提僧正(婆罗门僧正)。然而,更重要人物则是所谓“皇子大禅师”,这是天智天皇的曾孙、光仁天皇的皇子。此碑文的主角可以说就是天智天皇和皇子大禅师两位。这位皇子大禅师,就是早良亲王,他是继光仁天皇后即位的桓武天皇的兄弟。早良亲王在桓武天皇即位时还俗,走出大安寺成为皇太子,但不幸的是只作了四年亲王,就因为卷入与藤原氏等相关的阴谋而被废。早良亲王及其支持势力以谋反罪而被削弱,本人也在流放淡路途中绝食自杀。早良亲王曾在东大寺出家,而后住在大安寺。碑文中提到的“皇子大禅师”,也就是后来的早良亲王。由此可知,大安寺碑当是其住在大安寺期间,为彰显其功绩而立的碑。

不论是醍醐寺本《诸寺缘起集》的录文,还是《宁乐遗文》的录文,碑文都有很多读不下去的句子,像是横在大道上的路障。由于年代久远,要想分清楚哪些是从碑刻抄录的人“念错经”,哪些是后人在写本誊抄时照葫芦画瓢走了形,显然是很困难的事。实际上现在来“问责”,似乎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然而,讨论墓志释读和抄写容易出现的“走样”,也不是“无用功”。

碑文叙述日本与朝鲜半岛的战争,新罗引兵灭百济,“淡海圣帝以为,昔有苗弗卒,尚劳大禹之驾;葛伯仇,犹动成汤之师。况彼新罗附小国,敢逆皇命。沴我雄英,若不致诛,何以徴肃?”这一段文字疑点有好几处。“弗卒”,当作“弗率”,不顺服,不顺从。有苗,古国名,亦称三苗。尧舜禹时代我国南方较强大的部族,传说舜时被迁到三危。有,词头,《书·大禹谟》:“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孔传:“三苗之民,数干王诛。”“仇”,当作“仇饷”。“”,“饷”字之讹。“仇饷”,谓杀饷者而夺其食物。饷,用食物等款待。《书·仲虺之诰》:“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孔传:“葛伯游行,见农民之饷于田者,杀其人,夺其饷,故谓之仇饷。仇,怨也。”上面是说,天智天皇认为,过去有苗不顺服,曾有劳大禹去征讨;葛伯杀害送饭的人,成汤也曾兴师问罪。这是给日本出兵百济编造理由。后半句的“附”,当作“附饷”,意思就是靠别人养活。“沴”,“殄”字之讹。“殄”,灭绝;疲敝。“况彼新罗附小国,敢逆皇命。沴我雄英,若不致诛,何以徴肃?”这里是说新罗不过是附庸小国,竟敢违抗天皇的意旨,杀了日本的将士,所以必须加以征讨,才能显示天皇的威风。碑文的火药味浓浓的,然而日本惨败的结局却被掩蔽不提了。

思考一下这些误字产生的原因,“率”与“卒”不仅字形相近,而且在日语中发音相同,都读作“ソツ”(sotsu)。“”和“饷”的右边,字形相差不远,日语中都讀作“きょう”(kyo)。“殄”与“沴”,在中国碑铭中就能找到一些两字相混的例子。这些字,或许在从石碑到写本的环节,就已经被读错写错了。

从写本到版本

在初读这篇《大安寺碑文》的时候,脑海里就会涌出一堆疑问:“媛火”是什么火?“若天”是什么天?“粤壤”是什么壤?“于云”是什么云?“账海”是什么海?不足一千五百字的文章,疑点一箩筐。不过,通过写本文字规律的分析,这些字大致都可以读通。

碑文说到天平元年(729)道慈律师受命修营大安寺:“法师以为,不灭媛火,功业难成,于是上表,请为寺业。”“媛火”,文义不通。“媛”,疑为“婬”字之讹。“婬”,同“淫”。淫火,或称淫欲火,淫欲烧心,譬之火也。《千手陀罗尼经》曰:“若能称诵大悲咒,婬欲或灭,邪心除。”婬为十恶之一。《止观》七上曰:“皆以不净为初门,悉治婬火。”《智度论》十四曰:“婬火内发,自烧而死。”碑文说法师认为不灭淫火,便难成功业。碑文中的“淫”原作“婬”,与下面的“火”字相连,眼一花就看成了一个字,“火”字被重复利用,于是就成了“媛火”。碑文收入《宁乐遗文》时,被录成“妖火”,终究没看准是什么“火”。

碑文描绘大安寺的地理位置:“若天皇居粤壤,帝里名区。北望平冈,扬震耀于紫阙;南瞻吉野,泛仙气于碧峰;东领嵯峨,烟岚之所摇荡;西阜隐轸,日月于焉蔽亏。”“若天”,“若夫”之讹。“粤”,“奥”字之讹。“奥壤”,谓腹地。《晋书·孝武帝纪》:“三吴奥壤,肱股望郡,而水旱并臻,百姓失业。”《文选·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姑苏奥壤,任切关河。”李善注:“奥壤,犹奥区也。”“奥壤”,又犹沃土。日本人很容易将“天皇”读成一个词,就把发语词“若夫”生生拆散了。“皇居奥壤”正与“帝里名区”相对,下面再从北、南、东、西顺序分别展现气势之雄伟非凡,也就顺理成章了。

接着描述修建的过程:“于是人揆光景,工展规矩,就此灵墟,创兹梵宇。锺栖经藏,开峻牖于于云,佛殿讲堂,起高甍于蔽日。”“锺”,通“钟”。“棲”,“楼”字之讹。“钟楼”,悬挂大钟的楼。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寺塔记上》:“寺之制度,钟楼在东。”“于云”,当作“干云”,形容大安寺高大,耸入云霄。有些日本人爱将“干”字多加一个钩,“干”“于”不分,画蛇添足惹来麻烦。

碑文特别提到来自唐国的道璿律师和从唐国来的印度高僧菩提僧正,把大安寺描绘成8世纪国际交流的重镇:“由是道璿律师,登(澄)心戒定,超账海而来游;菩提僧正,凝神总持,涉流沙而戾止。”问题又来了,“账海”何在?账海,当作“涨海”,南海的古称。南朝宋鲍照《芜城赋》:“南驰苍梧涨海,北走紫塞雁门。”《旧唐书·地理志四》:“南海在海丰县南五十里,即涨海,渺漫无际。”这是说道璿是经由中国南海到的日本。

“媛火”“若天”“粤壤”“锺棲”“于云”“胀海”,这些都是错录误书的词语,它们盘踞在句子里,就成了阅读的拦路虎。我们要想搬开它们,就要研究利用碑铭文字与写本文字的书写规律,研究日语对书写的影响。

从日本碑看汉传佛教

《大安寺碑文》讲述的是大安寺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我们看到的是汉传佛教在日本早期传播的特点。撰写碑文的人,显然不仅钻研过佛经,而且重视外典,即佛书以外典籍的学习;何况汉译佛经本身,就渗透了中国文化元素。熟悉这些材料,也就能更好地理解碑文文字。

碑文在描写早良亲王居于大安寺,对佛像和寺内建筑重新装修时,写道:“缅惟祖德,情深追远,登梵宇而伤壊,愿增饰以崇丽。遂乃流霞澹彩,飞雾摛英,缛千艳土楹,图八相之银壁。”“壊”,当作“懐”,即“怀”。“伤怀”,伤心。《诗·小雅·白华》:“啸歌伤怀,念彼硕人。”《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缛千艳土楹”,醍醐本《诸寺缘起集》在“”字旁有注:“瓊カ”。即疑“”为“瓊”字之讹。此说可从,然全句仍很难懂。这一句《宁乐遗文》作“缛于艳土,瓊楹图八相之银壁”,就更费解。“土”当为“于”字之讹。“瓊(琼)楹”,对楹柱的美称。“缛千艳于琼楹,图八相之银壁”,即是说楹柱上作各种华丽装饰,白墙上画上八相成道图画。

在叙及碑文撰写经过时,碑文说:“下走影暮桑榆,文倦雕龙之笔;高命难辞,谬摛土凤之章。”“下走”,自称的谦辞。前半句说自己上了年纪,不善辞章。后半句将自己所作碑文称作“土凤之章”。何谓“土凤之章”?“凤”,“风”字之讹。乡土歌谣或乐曲称为“土风”。《左传·成公九年》:“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乐府》:“匹夫庶妇,讴吟土风。”“土风”,是对本人述作的自谦之词。“高命”,对对方指示的敬语。“高命难辞,谬摛土风之章”,就是说不能推辞尊上的指令,写出了一篇不像样的文章。一敬语,一谦语,碑文作者严守着尊卑有序的儒家礼仪言语之道。

碑文最后的颂词,也有一些典故涉及儒家经典。“於穆立良,作民慈父。”“立良”,“立身”之讹。“良”字与“身”字字形很相近,不明词义很容易看错。“立身”,处世为人。《孝经·开宗明义》:“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於穆”,对美好的赞叹。“於穆立身,作民慈父”,赞叹天智天皇等慈孝,是把他们视为儒家所说的理想帝王而奉上的谀词。

写本是艘摆渡船,前承金石简帛,后通刻本(椠本)。碑铭文字、写本俗字和古日语知识,是我们解读奈良碑文的三件宝。有了它们,那些看似佶屈聱牙的文字,读起来就顺畅多了。不过在分析这些碑文的时候,还是不忘朱东润先生在《论传记文学》一文中说的那段话为好,他说:“是不是可以把唐宋八家的神道碑、墓志铭、行状这一类的文字作为我们的范本呢?当然不可以,因为这些作品,大半是为了谀墓而作。”这些话,大体也适用于读日本古碑中讲的那些故事。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